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及当代价值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业巨子，其一生在报刊研究和发行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新闻人，他竭尽所能，将其接受的新思想广泛传播以达政治宣传之目的。他所创办的刊物皆以政治为中心，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为原则，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五本”“八德”的要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一系列办报活动彰显了救国爱国思想;其不断开创的新理论、新思想，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启迪了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创新，至今仍有较高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办报思想;当代价值;“五本”;“八德”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2-0083-04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是“维新派”的代表性人物和“戊戌变法”的有力推动者。他学贯中西，不断求变，在我国报业享有极高声誉。19世纪末期，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与领导了“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开始追求“文化救国”，其一生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多份报纸。

一、梁启超办报活动概况

不论是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还是著书立说、创办报刊，梁启超在发表自己立场时从来都不只是一介书生，他的宣传总是以政治立场作为支点，在政治主张的影响下启蒙大众。他曾说：“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1]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也正因如此，其报刊发行思想皆随其政治思想而变。

1894年，梁启超主持撰写和发行了宣传变法维新的首刊《中外纪闻》。同年8月，强学会成立，梁启超主编、出版并发行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每期报纸都刊有梁启超的一篇论说文章，其在当时的新闻文化界初现锋芒。同年，梁启超参加强学会的《时务报》编辑出版工作并任总撰写。这份报纸宗旨十分鲜明：为了让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强调要旁载政治学要书;为了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强调要详录各省新闻;为了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强调要博搜交涉要案;为了报道世界形势，强调要光泽五洲近事。此期间，梁启超除主编《时务报》外，还参与策划了澳门《知新报》的编撰出版工作，这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促进士大夫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在东渡期间，他创办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份报纸大量介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提倡改良，对时局产生了巨大冲击。

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及当代价值

1.中心思想：宣传当为政治服务

梁启超认为，全面现代化的人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在“维新运动”中，他以书刊为武器，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在“立宪运动”中，他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在“护国运动”中，他利用书刊阐述法的重要性，告知国民具有的权利和尊严。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爱国救国是梁启超博大的情怀，他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梁启超的思想及学术研究与书刊活动紧密结合，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99年以前），梁启超以研究今文经学为主，弘扬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思想，以传统文化为主，以宣传西方先进思想为次，在《时务报》中融进了西方知识。第二阶段（1899—1907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以介绍西学为主，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西方学者的政治学，又如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第三阶段（1908—1919年），梁启超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并结合政治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1920—1928年），梁启超引进西方大量原著，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无论从理论宣传还是社会实践上，梁启超总是站在民主政治的高度，以书刊作为强国的手段，并强调其政治功能的价值和意义，提醒当代书刊发行切莫重了经济、娱乐功能而忽略了政治功能，这一点于当代国内的新闻出版业而言则更具警示意义。与百年前现代商业刚刚起步时的环境相比，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全面发展，而媒体行业如何把握政治性和思想性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2.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是梁启超办报的四项基本原则[2]，亦为后人奉为衡量一份报纸是否合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其在当下仍有较高思想价值。

“宗旨定而高”，即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梁启超曾言，报纸要起到“耳目喉舌”的功用，也要做到“去塞求通”的职责。纵观时下，报刊水平参差不齐，除几份党报外，其余媒体往往集体“失声”。在重大事故面前，倘若只有一家之言，这无疑对国内舆论发展是不利的。媒体作为联系群众和管理层级的中介，更应该当好“传声筒”。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快速，传播渠道多元，如若官媒不能及时踩到“第一落脚点”，许多谣言便会滋生，这亦对后期平息舆情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思想新而正”，即报刊的思想应既新又正——“新”即新颖、不过时之意，“正”则意为报刊应宣扬符合本国历史、国民原质的思想。“新”与“正”相辅相成，二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这一主张对于时下我国报刊界同样也有启迪作用——目前我国仍有少部分报纸打着追求“新颖”的名号而剑走偏锋，对一些缺乏辨别力的民众造成思想误导。如此一来，“正”则显得尤为重要。“正”要求报纸应体察民情和国情，宣扬符合中华传统、国内环境的思想，唯有如此，报刊传递的思想才算是健康、优质的。

“思想富而当”，意为“凡真善良之报，能使人读其报，而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4]。除此以外，报纸中的材料还应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最终刊登。反观如今，许多媒体为了获取流量，肆意虚假宣传，导致假新闻泛滥，降低了新闻质量。当下一些以流量为导向而肆意虚假宣传的媒体思想与梁启超之“富而当”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不仅没能向导民智，同样也没有起到“去塞求通”之用。

“报事确而速”，则可解释为“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3]475-477，这同样也与如今新闻行业所追求的时效性相吻合。

3.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认为，若要令报刊成为“健全之舆论”，须谨记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等“五本”[2]。

“常识”是指人人所必知之的普通学识，包括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及其原理。同样，办报之人应对世界之大事了然于心，这样，出版的内容才能经得起他人之推敲。否则，当读者以“共信之学理”和“反对之事例”与之争辩时，则将会“斯顷刻成齑粉”[4]。而如今，就编辑水平而言，各报刊的水平可谓良莠不齐。许多编辑人员虽有高学历或高职称，然而，其知识常常局限于某一学科和领域，但对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报刊而言，单一的知识面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梁启超的“常识”之理此时便尤为重要。现代编辑应博学多识，关注各领域、各学科知识前沿，朝着“全面型编辑”的方向发展。

“真诚”即“以国家利害为鹄（目的），而不以私人利害为鹄是已”[4]。报刊人应有自身的报刊素养，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轻私人利益。当代编辑也应做到“真诚”，提高自身学术修养。

“直道”则要求办报之人既不能对权势噤若寒蝉，亦不可随声附和，这其实与“真诚”之要求相近，即亦要求编辑应有底线意识，切不可为谋利而恣意妄为。

“公心”要求办报人切忌怀挟党派思想而排除异党之深文，更不可以打着“袒护国民”的旗号而反对一切“政府之所设施”。因此，作为办报之人，切莫矫枉过正，过分排他，不可有党派偏见，而应博取天下之大义。

“节制”要求新闻人不可炒作舆论，对于社会中的热点应以真理来引导读者，切不可因个人情感或为博取眼球而有意逢迎读者，以免造成出版物内容低俗、浅薄、质量不高的后果。这一点，在如今“流量为王”的新闻时代，亦应为每一位新闻人心中的戒尺。

4.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梁启超还告诫报刊从业者要做到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等“八德”[2]。

“忠告”与现在的意思不同，梁启超认为“苟其举动有不轨于正道、不适于时势者，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4]。这便是要求不论是政府还是百姓，办报人皆应同一待之，不能有所偏袒。今时，媒体人也应担当起这一份责任，不畏强权地揭露社会中的腐败、黑暗面。

“向导”即是“先觉之责也”，报刊作为向导，应择途至精，然后导人。在“八德”中，“向导”最难做到，也因此需要循序渐进，积跬步而至千里。

“浸润”要求报刊应和风细雨地宣传，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用思想浸润广大读者的内心。这样的方式虽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却能起到“如积壤泰华，阅世愈坚”的效果。这一点在我国当代官媒仍可找见影子：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宣传是我国官媒宣传工作中的重点，通过“线上+线下”多维宣传，使民族精神深入人心，通过润物无声的宣传真正使读者如沐春风。

“强聒”本为唠叨不休，在此则引申为报刊在宣传时应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反覆以谏，若孝子之事父母;再三以渎，若良师之诱童蒙。”[4]在宣传工作中固然会有读者持不同意见，然切忌因他人一时的不接受而放弃宣传工作。

“见大”则与新闻对象的选择有关，社会中每天都会发生千奇百怪的事情，然在选择新闻时，报刊人应负起“守门人”的职责。根据新闻的“时效性、重要性、准确性、显著性、接近性”五大原则，现代媒体人更应对新闻信息加以甄别，以求在碎片时间中最大化地提升传播效果。

“主一”是指“百变不离其宗，然后人人者深，而相孚者笃也”[4]，宣传形式、内容可以多样，但都需围绕同一主题。

“旁通”意为“集种种资料以馈之粮，使人人得所凭借以广其意而眇其思，则进可以获攻错，而退可以助张目矣”[4]。这便是要求报刊的编辑在采编时应广泛查阅信息，刊登出的新闻消息应对群众有向导之用。

“下逮”则是体恤民情，发布的内容应通俗易懂，这一点也在梁启超创办报纸的语言风格中有很好的体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的信息显示，我国网民学历仍以初中文凭为多数，本科及以上学历甚至不到一成，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各类传播媒体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讲好故事。

三、结语

胡适曾这样评价梁启超：“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5]可见梁启超创办之报刊在当时对国人思想的“开智”产生过巨大影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以宣传为手段，在思想上“曲线救国”。同样，作为“报业巨子”，其诸多办报理念至今仍熠熠生辉。

与百余年前不同的是，如今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迅速，从业者的规模亦愈发庞大，然梁启超最为强调的“五本”和“八德”却在许多新闻人的心中逐渐淡薄。在封建保守势力如日中天的当年，他尚能喊出“不畏强权”的口号，即使自身有明显的党派属性，也要最大程度地对编辑提出“排除党派偏私”的要求。客观而言，时下的新闻从业者可以从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中汲取很多养分，牢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掌握好新闻舆论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