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办报研究刍议

摘要：梁启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报人，他的政治思想贯穿于他的办报活动。政治上几经沉浮，他的思想亦在不停流变。其思想流变，不仅体现在他的政见上，也体现在他的报刊活动中。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分别基于政治、文学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进行梳理。

关键词：梁启超;办报;政治;文学;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2-0087-04

梁启超的一生曾与多份报纸结缘：与志同道合之士合办了《外交报》《选报》，于港澳创办了《实报》《澳报》，“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报人。因此，其创办报刊的主旨、内容，常常伴随着其政治思想的流变而发生变化。本文结合目前研究梁启超的系列研究成果，基于政治、文学、新闻三个视角进行梳理。

一、基于政治的视角：流变与坚守的交织

在梁启超的办报生涯中，数《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这三份报纸影响最大，而这三份报纸也可以被看作是他政治思想的缩影，因为在短短十余年里，他完成了由“维新”到革命，再从革命到立宪的思想转变。纵使千变万化，他办报的落脚点始终围绕着救国思想。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往日本，同年12月创办《清议报》。由于对晚清政府的失望，加之不得志的踌躇之情，令《清议报》一开始便喊出“明目张胆，以攻政府”[1]的主张。在日期间，由于梁启超与革命派人往来密切，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切身考察，使其逐渐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思想开始转向共和。1901年，梁氏甚至创建《新小说报》来专门鼓吹革命。两年后，他赴美洲考察，再一次转变了思想。在美洲，梁启超意识到中国与美洲之间的不同，因此，放弃了以革命手段求得共和的想法，回归了立宪阵营。同样，这样的转变也体现在他的报刊中，《新民丛报》开始成为与革命派争论的阵地。

我们可以说梁启超的思想善变，但恰好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国家存亡和民族复兴而思考。在不停的流变中，他仍在试图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而从中体现的宪政理想从未改变。

“政本之本”的观点最早见于《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是梁启超对报刊的政治定位，他始终坚守之。在古代社会中，报刊与君主之间是“臣属”关系。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引入报刊与政府的关系，重新定义了报刊、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报刊不仅是政府的顾问，还对政府有监督之义;政府则是国民的“雇佣”。在日期间，他受学者松本君平的思想影响较大，并在其思想中提炼出了“政本之本”的观点;后又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卢梭的“公意观”，强调了报刊创办的“公意”目的，并将这一责任归咎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上[2]。

其实，在梁启超提出“政本之本”的报刊角色观之前，他的系列办报活动也体现了这一观点，他的活动皆以“救国”为导向，以政治为基准。故而在他不断流变的思想下，亦有坚守的信念与之交织。

二、基于文学的视角：诗风转变下的宣泄

在梁启超的办报研究中，关于其诗词的研究亦引人注目。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在文学史论中鲜有提及，直到学者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后，人们才开始逐渐考究梁启超的诗词。而他的诗词风格，也如他的政治思想一般在不断流变。从戊戌时期到民国时期，他的诗词也走过了一条从打破传统到回归传统的长路。

据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亡友夏穗卿先生》记载，在戊戌前夕，他曾与友人一同私下创造过“新诗学”，然直到1898年11月在《亚东时报》上发表《去国行》后，他的诗词生涯才正式开始。在《去国行》中，他采取了诗、赋、文结合的形式，在保留了传统诗文风格的基础上引进了新名词，纵横恣肆，长歌当哭。与此前私下创作晦涩难懂的“新诗学”相比，《去国行》不乏新名词且易懂、磅礴，短短数段便借助日本之国情表达了作者对维新的看法，这一作品被研究者视为其诗词之路的开端。

1900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中发表的《汗漫录》拉开了“诗界革命”的帷幕。在《汗漫录》中，梁启超认为数千年来，中国古典诗坛已形成一种既有的固定风格，虽风格成熟但却丧失活力，故而他也提出倘若不进行“诗界革命”，那么中国将会面临“诗运殆将绝”的境地。同样，他也提出新诗歌应当具有“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风格”这三长兼备的改革总纲领，这亦是他对新诗歌奠定的理论基础。在《汗漫录》所著的31首诗中，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梁启超在诗界改革中的良苦用心，诗中大量运用“共和”“女权”“平等”等新名词，祈盼通过引进新事物的方式解放国民思想，但同时也对古典诗歌的行文风格小心保留。《汗漫录》是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被视为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领头雁”，其中所录作品，皆为其亲自尝试变革的伟大实践内容。但遗憾的是，在《冰饮室合集》中，《汗漫录》被改名为《夏威夷游记》，其中的诗歌被全部剔除，这也直接导致后人在研究梁启超办报活动时常常遗漏其诗词创作的部分，实为惋惜[3]。

在《清议报》中，梁启超特开专栏“诗文辞随录”以志诗文，他曾用这样一句话定位此栏：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在创刊的几年中，梁启超在“诗文辞随录”上发表了21题54首诗，且这些诗大致为留别诗、纪事诗、感兴诗和自励诗，诗中内容多为当时国情，饱含作者心中爱国情怀与救国抱负，体现了作者渴盼革命（特别是诗界革命）的愿景[2]。如《太平洋遇雨》中说道，作者在乘船过太平洋时偶然遇雨，这雨丝连贯了亚洲和美洲，已经离开的亚洲此时不知怎样，但即将到达的美洲却是令人向往。这首诗在当时被诗人用作联络暗号，诗中的“风雷”体现出其愿创出一番事业的志气，但后又提及戊戌的伤痛与前段相对比，以此引人扼腕。同时，梁启超在留别诗《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中暗示了其想在画界进行革命，其全面改革之心可见一斑。

在《清议报》后，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先后在该报开办了“诗界潮音集”和“饮冰室诗话”两个诗词专栏——前者是作者的创作实验之地，后者是理论探究之田，二者相辅相成，一同形成了《新民丛报》的诗词园地。拉开这一园地序幕的是《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一作品后来也被称为最能体现诗界革命精神的诗歌。这首诗歌全文一千五百余字，与古体诗歌不同的是，其篇幅较长，且长短句不一，行文论述已不再沿用古代表达方式，而是采用“半白半古”的风格行文。在这首诗中，亦不乏许多新名词，如第一次提出了河流文明时代的“四大古文明祖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所可考究的最早雏形。总体来说，《新民丛报》前四号中刊出的诗词，风格比较温和，旨在开发民智，引导公德，与梁启超此前对报馆的认知较为接近;从第五号开始，其诗文风格大变，由温和转为激进，这同样和他当时政治思想由保守转向革命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时期大力提倡“诗界革命”，但他在评议古体诗歌时却能做到公正客观。例如，在评价旧派诗人陈三立时，他说“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在评价与自己诗风不同的章太炎等人时，他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总的来说，《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办报生涯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份报纸，无论是从发行量、发行时间还是刊物现代化上看，这份报纸都是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一座高峰。

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该刊创办了“杂歌谣”专栏，该专栏陆续发表多首旨在振兴国家的学堂乐歌，代表作有《爱国歌四章》等;他创作的《新未来中国记》《世界末日记》等多篇政治小说及翻译的西方诗文也在该刊发表，启发了民智。遗憾的是，梁启超在报刊发表的诗文主要集中在1903年之前，此后创作减少，且后期诗歌也不再有此前“诗界革命”时的风姿。例如，《秋风断藤歌》中充斥着旧名词，《朝鲜哀辞五律二十四首》中充满着旧风格和旧说辞。在1910年创办《国风报》之前，他便已经开始思考诗歌的新体式，并同京城士大夫群体来往密切，诗风逐渐向“同光体派”转变。

虽然梁启超的文风历经多次变化，其办报思想、宗旨也在随时而变，但在转变之下，我们也可看见其情感的宣泄，不仅仅是每一次文风转变时对国家安宁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见他对突破旧制枷锁、突破其师康有为束缚的决心。在从《清议报》向《新民丛报》过渡的过程中，虽说《清议报》因火灾停刊，但显然这只是一个较为体面的推托之词。现许多学者在研究《清议报》停刊原因时也认为，《新民丛报》的诞生，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对《清议报》之打压、保皇会声誉之损、经费紧缺等客观原因造成[4]，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思想发生分歧且矛盾激化而产生[5]。因此，创建刊物的过程是梁启超追求自我的过程，刊中创作也是其长期受制于康有为、保皇会后的宣泄。

三、基于新闻的视角：专业主义下的办报

（一）报馆定位：去塞求通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去塞求通”之说，且认为报馆应起到“耳目喉舌”之用。他曾借用西方谚语把报馆喻为“文坛之王”，把报纸喻为国家的“耳目喉舌”，视为“现在之粮，未来之灯”[6]。学者黄旦认为，梁启超式的报馆横跨于国与国之间，相交于君与民之界，在内与外、上与下的位置上来回运动[7]。但梁氏“去塞求通”之意并非纠结于它一成不变的形态，而是更注重其顺势而变的流动形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国情之下，报馆可以是一人之报，也可以是一党之报，自然也可是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报馆都是去塞求通的功能性场所，且在当时社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报馆视为“第四种族”，与君同级。

（二）超前的新闻思想：法制、自由与价值

1.新闻法制

梁启超的新闻法制思想主要源自对诽谤、思想浅陋的治理。维新派人曾多次在发刊词中站在法律角度辩证论述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颁布了限制报馆不当行为的法令，是因为许多报馆存在闭门造车、混淆视听、意气用事、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弊病[8]。毫无疑问，周游西方世界的梁启超早已受到这类思想的影响，认为诽谤不仅对政府、党派、领导人的声誉有重大损害，同样对报馆自身的威严有所消损。而一旦报馆不再赢得国民的信任时，报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不必说它去塞求通的价值了。而面对千篇一律、抄袭等思想陋习时，梁启超则更是深恶痛绝，这也和他对报人提出的较高素养要求相吻合。

2.新闻自由

学者肖燕雄曾总结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报馆是自由言论与自由思想的集散地[9]。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自由和社会风气的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报馆应尽监督权力之天职，因此，报刊上的言辞可以稍微偏激，但必须真实;意见相左的言论可在报刊上公开激辩，引起全民讨论的热潮，这样一来，国民的思想就活跃了。

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政治论、工具论的色彩较为浓重，他的新闻自由主义十分重视“中学为体”。因此，基于当时的国情，梁启超以为言论当自由，但不可过度，这亦与传统“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希望言论过于开放，只需前进一小步即可[10]。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曾自贬“五种弊病”以向清政府表示自己的忠诚，向清廷示好以求支持，因此，他的新闻自由还不是完全的现代化自由，这份“自由”还具有封建专制色彩。

3.新闻价值

梁启超认为，许多报馆存在闭门造车、混淆视听、意气用事、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问题。可以发现，梁启超之新闻是真实的事实，而且是重要的、新鲜的事实[9]。这说明，他认为新闻应当具有重要性和时效性。梁启超说，《时务报》的报道应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同时“文甫脱稿，电已飞驰”[11]。这些皆体现其对重要性和时效性的严格把控。而这两大新闻价值，现在也被视为当代新闻五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梁启超能在百余年前提出此类想法，都是超前且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