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别识异民族的认同心理机制：来自普米人的证据

摘要：“族别识异”是指同一民族在族称上被界定为两个甚至多个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使“西番”成为“普米”“藏族”“纳西族”三个不同民族。通过考察云南宁蒗、四川木里的多个普米族群村落，观察普米族人的微信群，从普米族人的民族认同、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角度考察“族别识异”对普米人民族认同的影响，发现“族别识异”导致同一族源不同称谓的普米人的民族认同趋向于复杂化与动态变化，个体对自身民族身份采取了心理区隔化或心理重塑的调适策略以达到认知平衡。普米人对周边民族的认同以及周边民族对普米人的认同，揭示了族别识异民族的认同心理机制。

关键词：族别识异;民族认同;民族内隐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G9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4-0071-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4.010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项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性工作。这一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创造性工作，对于界定中国的不同民族，促使所有民族积极参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中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早已结束，却有一些遗留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又出现一些新问题[1]，特别是族别识异（一个民族在族称上被界定为两个甚至多个民族）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四川木里的“藏族”和云南宁蒗的普米族原本是一个民族，语言与藏语不同，近似于羌语、嘉戎语[2];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云南的族群被归入纳西族，四川的族群被认定为蒙古族[3];湘西的“瓦乡人”，20世纪50年代被认定为汉族，后来在沅陵被恢复为苗族，迁往重庆酉阳的族群被定为土家族，迁往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的族群被定为黎族，迁往保靖的族群被定为瑶族，迁往桑植的族群又成为土家族[4]。又如，珠江源头黄泥河右岸的布依族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5]。族别识异给被识异民族的民族认同带来了复杂情况。有研究表明，摩梭中学生对中华民族与摩梭人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对纳西族和蒙古族的认同感较低[6]。

另一方面，族别识异也给一个民族提供了创造新的民族记忆、建设新的民族文化、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机会。普米族就是一个被族别识异的民族。在经历了历史上漫长的民族迁移之后，普米族与汉族、彝族、藏族、摩梭人、苗族、傈僳族、壮族等多个民族共同居住在云南丽江宁蒗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互嵌式的居住格局。普米族在经历了族别识异之后，如何对被赋予的民族身份产生认同？这种认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无关系？在经历了族别识异之后，原本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被分隔为不同民族，他们之间如何交流与交往？由族别识异所带来的问题，提供了在国家外力作用下的民族群体重塑、互动与融合的证据。笔者实地考察了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多个普米人村落，特别是对宁蒗拉伯乡加泽村和木里县依吉乡及素村进行了重点调研，观察了普米人的微信群，旨在从民族认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角度揭示普米人对国家民族识别的回应——包括民族认同调适及族际互动模式的心理机制。

一、族别识异的普米人的民族认同现状：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模糊

普米族史称“西番”，又名“巴苴”，散居于滇西北的兰坪、维西、丽江、永胜、宁蒗等地，与汉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5个民族杂居。根据本族人民意愿，1960年国家将其自称名“普米”定为族名。另外，甘肃文县，川北南坪、平武，川西南九龙、石棉、甘洛、越西、冕宁、木里、盐源的藏族中，有不少是“西番”人，人口约万余。由于这部分人接受了藏族宗教文化，根据他们的意愿定成了藏族[7]。本文调研地云南宁蒗拉伯乡加泽村的“西番”被定为普米族，四川木里依吉乡及素村的“西番”被定为藏族。调查后却发现，实际上，及素村的普米人为两个家族，郝家定为藏族，阿宽家定为纳西族，即“西番”实际上被识别为普米族、藏族和纳西族——阿宽家族的18户被识别为纳西族。据担任过及素村党支部书记的AZ口述，在20世纪90年代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询问到这个家族的先祖有过一名招赘入门的摩梭男子，据此就将该家族的人都登记为纳西族了。

如果民族识别使“西番”成为三个名称不同的民族，那么，按照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8]，过去同属于“西番”“西番”曾经被用来指代历史上的吐蕃（藏族）、西羌或现在的普米族先民。史籍所载的“西番”是指从青海河湟谷地南迁的氐羌民族与迁徙地的族群交融后形成的新族群，其内部支系复杂，受周边强势民族（吐蕃、么些等）的影响较深，唐宋以后，主要分布在甘、青、川、滇等地（参见李志农、刘虹每：《“西番”族称辨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9-122页）。、现在分属于“普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了便于研究，依照当地人的称呼，以下统称为“普米族”“普米藏族”“普米纳西”），只有形成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够真正成为三个族群。族群边界理论认为，族群首先是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它对族群间的互动具有组织和协调作用。族群边界理论关注族群得以产生和存在的过程，重点在于族群边界和族群边界的保持，而不是不同群体的内部构成和历史[9]。族群身份是互动双方自识与他识的结果，即“我认为我自己是谁”和“别人认为我是谁”，而不取决于研究者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文化特征的重要性和边界相关，即在“界内”人会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接受同样的文化表征[10]。在我国，国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比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要强，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民族政策通过制度将中国各民族的边界加以固定，各民族的认同要受制于国家介入的因素[11]。就此推知，无论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如何，国家介入对族别识异的普米人的民族边界发挥着固定作用。距离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西番”族已经成为老人的记忆和书籍文献的记载，普米族、普米藏族、普米纳西之间应该已经形成或者开始形成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认同。然而，调查却发现，事实上，这三个民族群体的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仍然十分模糊甚至不存在，他们的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认同要么趋同，要么呈现出矛盾与挣扎的状态。

由于普米族为单一民族，因而可以视为“西番族”的续称。笔者首先审视了在普米族人的自我中，是否将普米藏族等视为“他者”。调查发现，云南宁蒗的普米族人对本民族具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热爱、认同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族人以韩规文化韩规教是普米族的原始宗教。韩规是普米族人在初级社会活动中从事礼仪的主持者，“韩”是指法术，“规”是指震动（有雷鸣般震动之意），即法术震动了人心，因而得名。、普米语言、家族来源作为民族的代表性表征，并且以这些表征对四川木里普米藏族的族属进行肯定判断——普米藏族与云南普米族同源同宗，是同一个民族。拉伯乡加泽村的普米族村民举行重要宗教活动时，会到木里去请韩规来主持，每逢节日或重要日子也会到木里喇嘛寺拜佛，并参加木里亲友家的婚、丧事活动。及素村有一位女活佛日泽若玛，是村民们朝拜的对象，女性村民一年两次去朝拜她，并取圣水和祈祷身体健康。木里普米藏族与宁蒗普米族“讲的话是一样的”，相互之间可以开亲。比如，木里麦洛村20岁的普米藏族DJ就嫁到加泽村。但是，加泽村与及素村的普米人之间不能开亲，因为这两个村是“兄弟关系，是一个家族分出去的，是血亲关系，不能通婚”。及素村与加泽村以山相隔，不通公路。加泽村的普米族两个家族的前10代先祖到及素村拓荒然后定居于此，从一个家族分为两个家族，至今只有3代的历史。此记忆鲜活地存留在两村的普米人心中。因此，加泽村普米族将木里普米藏族、普米纳西认定为同族，并未产生族群边界。

该族的代表人物、参加过民族识别工作的HJ认为，只要是普米族属，追溯家族的最早来源地，都会念到“吉吾布直懂”——普米族的发祥地[12]。火塘、白石是传统普米族家庭生活的特征。普米语称白石为“括鲁”（即锅庄石，是普米族大石崇拜和火崇拜的标志）。“括鲁”蕴涵着祖先之意，是历代祖先的化身。普米族每日三餐前都要祭锅庄，由家长进行简单的祭祀，在节庆日隆重祭祀，过“吾昔”新年或逢祖先生辰日要举行“玛尼得焦责”祭祀仪式，旨在祭祖[13]。以“括鲁”为载体的祭祀仪带来的对家族支系一代又一代先祖名字的记忆，如同在大脑中的活家谱图，在祭祀仪式中由家中男性长者[比如阿布（爷爷）]念诵，通过口述传给子孙。在口述家谱中，第一句话就追溯到最深的根——“吉吾布直懂”。不论生活在哪里，只要承认“吉吾布直懂”，就是同族。对四川西番被识别为藏族，被访谈的云南普米族老人的态度是“遗憾的”，但“他们有选择的权力”“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现在争论有没有被识别错误，是没有意义的”。

被纳入其他民族的普米人，在面对普米族时，又如何认识自我？他们视谁为“他者”？木里普米藏族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是无族际边界，一是族际边界混乱。及素村由郝家和阿宽两个普米家族组成，他们十分清楚家族的来源，认为与云南普米族同族。该村的大韩规XG在谈及族属时说：“小时候自己是西番族，现在为普米藏族。”他声称自己和族人对身份证上登记的藏族身份并不反感，也没有意见，但还是喜欢在藏族前加上“普米”的标记，表明与“嘎米”藏族有区别。他表示，如果可以重新识别民族身份，他更愿意登记为“普米族”。生活中需要在身份证标识的民族身份前加上“普米”以示与藏族其他群体的区分，不仅是这一群体的自识，也是当地邻近群体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因为嘎米藏族、彝族也将他们称为普米藏族。该村的普米纳西JC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说，如果可以改，他要改为“普米族”，如果可以在“藏族”和“普米族”之间选择，自己还是要改成“普米族”，“我们村的人都想改成普米族”。及素村的村民认为，自己并未因为国家给定的藏族身份去主动地改造自己的文化符号，如语言、服装、建筑、习俗和信仰等。在谈及普米藏族打电话时不再使用普米人的“哦呀，哦呀”，而是藏语的“扎西德勒”之类的变化时，JC的爷爷AZ说：“我们没有刻意向嘎米学习，交易时嘎米人来交易，也买了他们的衣服穿，但不是刻意要这样。我们建房盖屋原来就是这样，没有去学嘎米。”可见，国家虽然给定了这一群体以民族边界，但在实践层面，村民们并非主动地按照这一边界来运作、建构民族边界。该群体对普米族的边界并不存在，他们的民族认同趋一;但对代表藏族的“嘎米”群体却有着清楚的边界，因为“与嘎米讲的不是同一种话”，在遇到嘎米藏族时，相互之间不能对话，语言不通。虽然地域分隔使得四川普米藏族的语言有所变化，却仍然与云南普米语相通。比如，嫁到加泽村的普米藏族DJ认为，普米族与普米藏族的“少部分语言有不同，但多半还是能够听懂”，她说自己未嫁到云南时，在四川木里遇到嘎米藏族的时候并不多，嘎米藏族的语言也与自己的语言不同，自己“听不懂他们讲的话”。

及素村村民无法抹去的家族的血亲记忆，使得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族际边界较为特殊。近年来，随着学界、普米人的知识阶层对西番族族别识异的关注，云南普米族和四川普米藏族亲戚间、一般百姓间的交流都有所增加。在一次普米族和普米藏族的姑表亲戚聚会中，双方一团和气，但期间突然为了族属发生了争执，双方先是攻击、谩骂甚至厮打，最后又抱头痛哭和好。再以对微信圈的观察来看其他普米藏族的情况。一些云南普米族青年建立了多个普米文化的微信群，影响较大的如“大羊青年”微信群[14]、宁蒗普米文化保护协会的普米文化群公众号。在一个云南普米族的微信群里，吸引了一些四川普米藏族加入，群里气氛和谐、友好，交流的内容多半是对普米文化的探讨。但四川普米藏族与云南普米族的族际边界较为复杂、波动、模糊，他们将自己视为藏族，却无法完全抛弃自己的普米族源和历史。

二、族别识异的普米人的认同心理机制：心理区隔化或心理重塑

上述分析展示了云南普米族对四川普米藏族没有形成族际边界，因而民族认同趋同;四川普米藏族、普米纳西对云南普米族的边界情况多样，存在着无边界、边界模糊、边界矛盾等状态，民族认同或者趋同化，或者模糊化、矛盾化。族群边界理论认为，民族认同与族际边界有关，但却不能解释个体的民族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因而，还需要探讨个体的族群边界及认同形成的内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