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集语境中的《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的著名作家，其创作的诗文语言平易，作品数量也不算多，只有一百余篇，比较适合中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陶渊明的作品，也只有放入他全部作品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而单篇诗文的阅读，则极易流于片面。因此，本文拟将《归去来兮辞》放置在陶渊明整体的诗文集语境中，进行剖析解读。

一、求官与辞官

关于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说的是“家贫”“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正文中说的是“以心为形役”。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家境贫苦，没有其他谋生能力而被迫违心出来做官。《与子俨等疏》中也说“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但结合陶渊明的其他诗文来看，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

《杂诗·其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早年的陶渊明心怀壮志，如猛禽一般欲振翅高飞。陶渊明的壮志，多少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有关，这在其他诗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杂诗·其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在日落月升、枕席生凉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他用颇具力度感的“掷”字来表现。这种对时间流逝极为激烈的反应，源于平生志向不可实现而产生的虚度感与愧疚感。这位心怀悲凄、一夜不眠的陶渊明，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位东篱采菊、悠然望山的隐士吗？陶渊明《咏荆轲》中对“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精神的肯定（“君子死知己”），对刺秦不遂的惋惜（“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对荆轲死而不朽的赞美（“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都不同与大多数读者心中悠然、静穆的陶渊明。朱熹在此诗中看出了陶渊明豪放的一面：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归去来兮辞》与《感士不遇赋》二文也是有趣的对比。《归去来兮辞》写于将归而未归之时，文中仅开头几句表明自己辞官归田的决心（“归去来兮”至“觉今是而昨非”几句），余下的大量篇幅写的是想象出的归途中的急迫之情和归家后的田园之乐。《感士不遇赋》写于归田之初，此文的结尾部分与《归去来兮辞》开头几句表达的意思有不少相似处。比如“且欣然而归止”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中的归田之志，“既轩冕之非荣”与“既自以心为形役”“觉今是而昨非”中对仕宦的否定，“不委曲而累己”与“知来者之可追”中对个人本性的高扬。而《感士不遇赋》中占去大量篇幅的，是通过对历代士人遭遇的考查来反思“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一古老的命题。陶渊明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对仕宦的否定，更多的是对古今士人的同情与惋惜。他写贾谊：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贾谊远辔之才，在狭窄的范围内是无法充分施展的。他写李广：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李广的雄志因外戚而不得实现，最终竟不得尺土的封赏。这种同情与惋惜，其前提是对儒家经世济民之志的继承。

陶渊明家贫固然是事实，但《归去来兮辞》的序文，一方面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嫌疑。序中有一处信息少有人注意。陶渊明主动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彭泽做官，他想做官就能做官吗？他的主动选择权是从哪里来的？陶渊明在出任彭泽令之前，还有过其他从政经历，即序中说的“尝从人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官任大司马，又被封长沙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直方三台，惠和千里”（《命子》）。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中落，但祖上的名气尚在，积蓄犹存。另一方面，陶渊明故意掩盖了自己出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关于辞官的原因，《归去来兮辞》的序中提到了两点。直接原因是程氏妹之丧（陶渊明后来写了《祭程氏妹文》），根本原因则是“质性自然”。陶渊明在诗文中多次提到“自然”及与之相近的词。袁行霈先生说：“渊明所谓‘自然’并非指与人类社会相对之自然界，而是一种自在之状态，非人为者、本来如此者、自然而然者。”此自然并非自然界，但像陶渊明这样追求自在状态的人对自然界是情有独钟的。《庄子·秋水》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之不言正是因为其自在之状态，所以陶渊明诗文中描写自然之景的内容占去了大量篇幅，像《归去来兮辞》写松菊、云鸟、丘壑、东皋、清流，这正是他“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体现。与自然相反的尘网与樊笼，并不专指官场，但对陶渊明来说，最束缚他的还是官场。所以，陶渊明认为“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他还是要辞官，并在辞去彭泽令后决不再回官场。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闲靖少言，不慕荣利”。《与子俨等疏》也写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还说“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这里提及的闲静及对自然的热爱，都是他“质性自然”的表现。

《归去来兮辞》有意掩盖了他辞官的另一个原因。《与子俨等疏》写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陶渊明的朋友颜延年在《靖节征士诔》序中说：“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陶渊明“质性自然”，换个说法，即“任真”，即《连雨独饮》中所写的“任真无所先”。他反对一切虚伪的事物，他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必然会给自己带来祸患，所以及时辞官归隐了。西晋、东晋大量文人出仕后不得善终，这都是前车之鉴。陶渊明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何止两晋，士不遇的现象在各个朝代都很普遍，“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

二、引觞自酌与息交绝游

陶渊明性嗜酒，留下了不少饮酒的佳话与名作。《归去来兮辞》写道：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萧统《陶渊明文集序》则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所谓“寄酒为迹”，即萧统此文前面说的“至人达士，因以晦迹”之意，即“圣人韬光，贤人遁世”之意。这与陶渊明自己说的“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正相合。除此之外，陶渊明嗜酒，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陶渊明为其外祖孟嘉撰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文中记载，孟嘉嗜酒，桓温问他：“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嘉笑后回答：“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孟嘉并未明言何为酒中趣，另外两件事则提示了答案。一是孟嘉“好饮酒，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二是他对桓温“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解答：“渐进自然。”古代曾多次禁酒，一为防止浪费粮食，二为防止酒后越礼。孟嘉不仅“逾多不乱”，更是达到了一种“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境界。这种境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自然”。孟嘉饮酒听乐，皆意在追求自然之境。陶渊明亦如此。

陶渊明在《饮酒·其十四》中写到醉后的状态：“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物我两忘，无贵无贱，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自然之境。”《连雨独饮》：“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陶渊明并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他所谓得仙，是一种远离种种世俗之情、物我两忘、任真自得的心灵状态。云鹤遨游八极，并非指形体的飞升高举，而是心灵的自由无碍。

“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所寄之意，类似于道家主张的“大音希声”的自然之境。陶渊明饮酒，并不仅仅像萧统说的那样为了晦迹避患，更与他所追求的自然之境相合。

《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门虽设而常关”。倚窗远望与引觞自酌一样，都可以视为心灵的敞开；同时，他又关上了一扇门。《归园田居·其二》也说：“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宋代诗人唐庚被贬后也写道：“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醉眠》）唐庚说明了他掩门的原因：有感于世态炎凉。陶渊明掩门是为了息交绝游，表明隔绝世俗、不再出仕的决心。《归去来兮辞》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饮酒·其九》也断然拒绝了田父劝他出仕的建议：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三、归鸟与孤松

《归去来兮辞》写在园中抬头远望所见景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袁行霈先生解释：这两句是“以景物比喻自己之出处，出仕并无心于仕，归隐乃倦飞而还”。把这两句视为半个互文可能更好：云出山、鸟出林后，都在寻求归宿。陶渊明借归鸟意象，表达寻求归宿之意，在他的诗文中很常见。比如著名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再如“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饮酒·其七》），“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三首诗中的归鸟，都是眼前之景而含有象征之意，且在所属诗歌中只占很小篇幅，《饮酒·其四》则通首用比体写归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此孤鸟从开始的栖栖遑遑、徘徊无依，到最终的托身得所、悠然坚毅，中间经历了多少孤独与挣扎。此孤鸟最终选择的托身之所是一棵孤松，原因是：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劲风一过，草木凋零，唯独此松树毫无衰残之意。《饮酒·其九》中写有人劝陶渊明再次出仕，理由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随风俯仰、遇秋而衰的众草木，与坚贞的松树的对比，不正是随波逐流、取巧尚同的众人与坚守本心的陶渊明的对比吗？

陶渊明写鸟，几乎不提鸟的种类，他关心的是鸟的选择与归宿，只有两三首诗提到了鸟的种类。《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仲春时节，春雨润泽大地，春雷唤醒万物，蛰伏的动物活跃起来，枯衰的草木恣意生长，新燕归来，翩然双飞，一派浓郁的春意。与此春意相应的，是陶渊明对归隐之志的坚守，这种坚守并不因为门庭的日益荒芜而动摇。在别人看来平淡枯寂的归隐生活中，陶渊明发现了一片生意盎然的天地。邱嘉穗说：“末四句亦作燕语方有味。”燕子并不嫌弃陶渊明的茅庐，反而问他归隐之心到底如何。燕子的拟人化，既是春日生机的绝佳体现，又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的悠然自得。

《归去来兮辞》写松：“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饮酒·其四》中的孤鸟便最终选择了孤松。《拟古·其六》写松柏：“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松柏并非感受不到时节的更易，松柏的冬夏青青，在劲风中也毫无衰残之意，乃本心坚贞使然。《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此诗末二句极易引起误解。结合整首诗来看，陶渊明的意思应该是提醒自己不要学众草之遇霜而陨，而要效法青松之卓然独立。三首诗中，不管是劲风还是霜雪，都改变不了青松的本性。陶渊明像孤鸟一样，在孤松那里寻得了托身之所。

四、耕读中的诗意人生

陶渊明在选择了归隐的同时，也选择了躬耕。《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对农事充满了向往：“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对于归隐后的陶渊明，农事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谋生的手段。

陶渊明对田家劳作之苦有着深切的体会。《归园田居·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也说：“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何况还时有旱灾、蝗灾等：“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辞官归隐后生活的艰辛，常常被陶渊明写入诗文中，但他并不后悔，反而乐在其中。“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陶渊明一方面手持农具劝农劳作，另一方面又能在农人习见的田野风光中体会到自然的生机。《自祭文》也说：“勤靡馀劳，心有常闲。”陶渊明不同于大多享受田园、视田园为世外乐土的田园诗人，也不同于俯视田园、见农人艰辛而生愧意的地方官吏，陶渊明身在其中，他就是农人中的一员，他又能出乎其外，对农事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把劳作提高到人生大道的地位，他并非是在否定社会分工，而是在讥刺不劳而获、尸位素餐的人。用自己的劳作来谋得衣食，才觉得心安理得。

有两首诗特别能表现陶渊明的归田之乐。《移居·其二》：”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土地见证了农人的辛劳，而农人的每一次挥锄、每一滴汗水，都会得到土地的酬报。土地不接受欺瞒，它裸露着真诚与无私，这便是力耕之理，这便是农耕文明孕育出的淳朴自然的农人心态。农闲时披衣往还，言笑无厌，省去了多少不必要的俗套。陶渊明和农人的“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与吕安嵇康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二者都表现出了魏晋人的通脱恣兴，陶渊明更多了一份淳朴自然，即元好问所说的“豪华落尽见真淳”。有时呼朋饮酒，登高赋诗，归田生活颇不寂寞。

第二首是《读山海经·其一》。此诗可以与《与子俨等疏》（以下简称疏）对读。疏中写：“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诗中写：“孟夏草木长，饶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自然生机中体会出欣喜之情与归属之感，这在陶渊明诗文中常见。疏中写：“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诗中写：“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陶渊明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春酒蔬食，微雨凉风，便快然自足。疏中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诗中写：“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即不拘于汉儒的章句之学，亦无意于以注疏传世，而近乎摒弃功利的审美心态。

审美之外，陶渊明读书还意在寻求精神归宿。《咏贫士·其二》，此诗前十句写贫困情状，后二句写道：“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他所谓的古贤有谁呢？《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道：“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这里提到了《论语》中记载的隐者长沮桀溺。沮溺二人对孔子颇多微词，他们称孔子为“辟人之士”，而以“辟世之士”自许，比孔子更高一筹。陶渊明和沮溺相比还不太一样，他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汲取了不少营养。《饮酒·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善恶之报，是令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士人疑惑的问题。陶渊明思考的结果是孔子说的“君子固穷”。陶渊明融合了儒家与隐士的传统，这些古贤是他精神的寄托。

《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辞别污浊的官场，“守拙归园田”，这在魏晋士人中极为难得。但他并未否定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而只是否定了求仙，这又是他高出大多魏晋士人的地方。他选择了田园，选择了耕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所赋之诗，既包括古人的成句，也包含自己的新作。对陶渊明来说，田园是一片自然自由的天地，其中当然少不了躬耕的艰辛，却也时时涌动着诗意。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