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中叙述者、隐含作者的叙事学解读

作者: 刘会琳

新课标强调,学生在理解和分析小说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进行文学鉴赏与批评。就此而言,教师理应有较为丰富的叙事学知识,以更好地进行小说教学。但就目前实际而言,教师教学小说多以三要素为主要内容,而对小说的叙事技巧等关注不够,教学局限于浅表。以鲁迅的《故乡》为例,对它的解读多从时序、视角方面展开分析,而未能进行较深入的叙事学解读。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期为《故乡》教学提供新视角。

一、定位叙述者,解读文本内容

小说的叙述者在文中承担叙事的职能,由叙述者引导读者进入虚构世界,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等内容。米克·巴尔认为叙述者是虚构的,是语言的主体,是一种功能,不是作者本人。[1]这意味着叙述者从属于文本,并且担任文本中的说话角色。简言之,叙述者就是虚构作品中讲故事的人。

(一)叙述者角色:返乡知识分子

《故乡》是鲁迅小说完全第一人称叙事的开启,采用第一人称“我”讲故事,参与故事情节,扮演说话者及人物的角色。“我”究竟是指谁呢?在传统教学观念中,很多教师将《故乡》中的“我”等同于作者,认为叙述者“我”就是鲁迅,故而采用“传记式批评”,通过研究鲁迅的生平来解读小说。然而,小说作为虚构作品是以叙述者来操作文本,而叙述者有时仅代表作者观念一部分,有时甚至与作者思想相悖。正如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叙述者绝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2]罗兰·巴特也提出“作者死亡论”来区分小说与现实在创作时的分离。简而言之,小说的解读还需从文本本身出发。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传入,学界逐渐将《故乡》的叙述者——“我”定位于返乡的知识分子角色。而这样的叙述者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解读,可从三方面阐释。首先是小说整体内容方面,“我”就是在讲述返乡后对现实故乡的悲凉情感,回忆过去的故乡的美丽,潜在记录“我”的心理变化。其次是文本语言方面,文中多处语句,比如“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放了道台……”,都是要有较深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叙述出来的。最后是相关学者的研究方面,学界认为鲁迅的所有第一人称小说普遍有着鲁迅个人情感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鲁迅的绝望式反抗。王富仁指出,叙述者实际是作者的另一个作者,只是担任特定小说的任务。

(二)叙述者形象:三个“我”

《故乡》中,鲁迅写了三个故乡:“我”回忆的故乡是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现实的故乡是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理想的故乡也像回忆的故乡那么美好。[3]《故乡》中的叙述者从总体上来说可以看作返乡的知识分子,教师教学可根据三个故乡的划分,解读三层次的叙述者形象,从视角与叙述语言分析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小说中起到的参与故事情节、沟通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第一,回顾视角下童年的自由者。小说的中间部分,当叙述者回顾过去的故乡,是具有神异图画的故乡。此时的视角由成年人转变为儿童,而叙述者也由外在叙述者转变为内在叙述者,参与故事情节与闰土对话,叙述对象也具有童真性。比如文章叙述者“我”与人物“闰土”之间的对话中渗透着西瓜、沙地、捕鸟等,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叙述者“我”是一个回顾童年的自由者形象。第二,经验视角下现实的孤独者。文章开头及“我”与现在的闰土、杨二嫂谈话的段落,都是叙述者的当前经历。比如“我”坐船回家,目光所及是“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我”与闰土、杨二嫂之间的对话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等。杨二嫂和闰土作为故乡的化身,都由美丽走向悲凉,映衬出“我”的落寞、孤独形象。第三,经验视角下未来的希望者。这集中体现在离开故乡后叙述者“我”的内心独白中。比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等话语,也投射出这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叙述者形象。

(三)叙述者类型:可靠与不可靠的混合体

普兰斯提出叙述者的可靠性是看叙述者的叙述是否赢得读者信任,或者不怀疑他的叙述和判断。[4]里蒙·凯南认为,可靠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的描写。由此可见,《故乡》的叙述者是可靠与不可靠性的混合模式,共同构成叙述者的复杂体。

可靠性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叙述者的人称。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往往给读者以更加真实客观之感。热奈特根据辞格的分离,认为叙述者有同故事叙述者和异故事叙述者。[5]而《故乡》中“我”参与故事,则构成同故事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方式,掺杂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展现过去、现在、未来的超越时空的故乡情景,具有画面感,给人以想象空间。其次是叙述者介入故事情节。比如小说开头与结尾,叙述者内心情感的呈现,都是以环境来烘托内心的悲凉,给读者留下具有个性的独立的叙述者形象,这能让读者更易与之共情。不可靠性体现在叙述对人物年龄的错差。有学者也认为“廿年前的闰土”和“把杨二嫂完全忘却了”存在笔误,可以解读为叙述者与其他人物看似处于同一叙述空间,但实际上处于割裂的状态,这从侧面反映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与读者拉开距离。在《故乡》中安排“闰土”和“杨二嫂”两个重要人物的年龄之谜,呈现时间错位,在隐秘之处故意说不清楚,使叙述更生动,也潜在提醒读者叙述的虚构性。可靠的叙述者能够引导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重点关注叙述者的可靠性,从而感受叙述者在《故乡》中传达出的对现实的反抗和对希望的憧憬。

二、关注隐含作者,聚焦文本阅读

美国文艺评论家韦恩·布斯曾提出“隐含作者”概念,隐含作者可为作者“第二自我”,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他们写作似乎是发现或创作他们自己。[6]由此观之,《故乡》中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叙述者正代表着鲁迅本人的一部分思想意图。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的隐含作者,把握隐含作者的功能与意图,以更好地解读《故乡》。

(一)隐含作者功能

《故乡》中隐含作者的功能就在于塑造文本中独有的现实主义风格。现实主义是以真实生活为基础、揭示社会现实为目的的创作方法。而作品中的隐含作者,除了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的动态方面传达现实风格外,也可通过人物名字的象征意义,从静态方面关注隐含作者的功能。

从静态方面分析,需要关注的是人物名字所包含的社会符号意义。在故事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可以揭示人物的性格。不难发现,《故乡》中的人物名字都具有一定深意,即蕴含着一定的隐含作者的意图。从文本人物语言和行动看,“闰土”的“土”与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相关,也是故乡中劳动人民的代称;“杨二嫂”别称“豆腐西施”,但这只是记忆中的,如今叫杨二嫂都没有那种人物形象的美化,只是将姓和代称结合,就如同《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依附在他人身上,没有自我生命;而“宏儿”的“宏”有思想宏大之意,与期望相通;“水生”则可从文本分析,“我”的交通工具是船,故乡是水路,“生”代表着希望,“水生”则代表着赋予故乡的希望。符号代码蕴含隐含作者的观点和意图,也暗示自身的道德观念与立场。闰土、杨二嫂是过去和现在的,是失望与隔膜并存的代表,而水生与宏儿则代表着新生。从《故乡》中所解读出的人物符号,蕴含着鲁迅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同时也赋予文本以深层意义。

(二)隐含作者作用

隐含作者的主要作用是传达自我的思想意图,引发读者思考。而读者除存在于现实中外,也存在于文本之中,即文本中存在有隐含着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最早由瑞恰慈提出,是一个理论建构,也许最好看作可接受性这一中心概念的化身,这一读者具有抽象性和可接受性。[7]隐含作者需要借助人物语言和行动、小说的结构组织,使自己意图更加具体,也使得隐含读者接受自我。在《故乡》中,隐含作者是失落于现实与寄托于未来希望的形象,而隐含读者则是作为中介,寄托于读者。而存在于文本中的隐含读者是抽象性的,作为真实读者,需要具备话语能力、逻辑能力、形式能力、结构能力,才能参与文本阅读过程。[8]对《故乡》的解读而言,接受隐含作者观念,能帮助理清文本传达出的主题意义。比如叙述者的语气词“阿”的声调、文中多次的环境描写、文章中鲜明的方言特色,寄托着隐含作者对故乡的深沉眷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进入小说中成为“理想读者”的角色,抓住文本细节点去思考隐含作者的意图。学生只有理解隐含作者的意图和观念,才能读懂鲁迅小说。

三、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链接,建构文本意义

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链接集中体现于隐含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通过叙述者这一“中介”进行讲述,叙述者作为思想意识的传达者,采用干预与复调形式将隐含作者的声音、道德立场或者思想传达给读者,从而构建小说文本意义。可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

(一)叙述者代言隐含作者思想

赵毅衡根据叙述主体,将叙述干预分为指点干预和评论干预。[9]干预蕴含叙述者的思想倾向。《故乡》作为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其中“我”的可靠性与隐含作者思想一致,在解读隐含作者时,需要关注叙述者话语的情感倾向。例如“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中,“可惜”作为评价性评论,掺杂叙述者“我”对闰土离开的不舍之情;“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忽而全都闪电似的……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这段话中“闪电式的”“美丽的”是补充性评论,“闪电式”是记忆深刻,才会一下被唤起,被提取,“美丽的”补充记忆中故乡是令人向往的,是美好的;“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对杨二嫂的儿时回忆属于补充性评论,文章原以对话形式展开叙述,而在这里插入叙述者对过去的叙述,补充背景,展现人物今不如昔的形象特点;“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不过的”属于解释性评论,叙述者插入话语,解释闰土外貌变化的原因。作品中实际存有诸多叙述者的评论干预,呈现出隐含作者的道德立场。教师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让学生关注这些话语,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文本语言传达的隐含属性。

(二)复调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中介

复调源自音乐领域,由俄罗斯文学家巴赫金提出,他认为复调有着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10]而《故乡》的叙述者在切换视角过程中也代表着不同的隐含作者的思想,构成这篇小说思想的复杂性。比如成年的“我”与儿童的“我”回到故乡有不同的感受,童年是快乐而自由的;而成年是复杂的,是失落的,是看到故乡物是人非后的凄凉,但也有对希望的憧憬。因此,《故乡》中的复调代表两种视角,两种声音,沟通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也让小说中探讨的人性更具生活性和真实性,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钱理群认为《故乡》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11]《故乡》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主观情感投入下反思自我与社会,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较为靠近,才会有参与情节看自我、站在旁边看他人的客观叙述视角。

四、结语

茅盾曾说:“要论文学,必须首推鲁迅。”鲁迅的小说既是他对抗外敌的利器,也是他救赎中国的呐喊之音。本文主要从叙事学理论出发,从新的视角分析《故乡》中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赋予文本之意义,意在为教师教学更新视角,也为学生学习叙事学理论与小说文本提供支架,丰富学生对叙事学理论的认知,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注释:

[1][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8页。

[2][9]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页,第48页。

[3]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4][8]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第207页。

[5][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

[6][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7][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10][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

[11]钱理群:《<故乡>心灵的诗》,《语文学习》,1993年第6期,第10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