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故乡》人物解读

自1923年《故乡》首次进入语文教科书[1]，至今已有一百年了。在新课标的背景下，《故乡》属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应当突出审美创造的培养，但传统教学中的静态的人物形象对比，难以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宏大叙事角度的主题解读也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学生难以产生切己的体悟。本文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视角出发，认为故乡中的人物形象不应该首先被当作特殊时代中的静态人物来看待，而是应当首先被当作存在着的动态的人，并以此来发掘《故乡》的新价值。

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的三种存在状态，即寓于世内的存在——“沉沦态”、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抛置态”、先行于自身的存在——“生存态”。[2]从这三种状态出发去解读小说中人物的存在表现与所处状态，观照自我的存在状态，这样就可以生成独特的自我反思，体现文本的教学价值。这种存在论解读能够超越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发出无限的可能，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深度和综合素养。

一、回乡——“沉沦态”的存在

在当前《故乡》的教学中，教师主要关注闰土和杨二嫂人物形象的前后对比，并通过对作者及写作背景的分析来揭示文章主题。这样的教学常常只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内划分，缺乏存在论的解读，变化的原因也单一地归结为外界的社会压迫，这种做法难以让学生产生切己的感悟，阻碍了自我理解的生成。

（一）常人的独裁

关于人物的前后变化，不能片面地只谈外因而抛去内因。闰土喊出那一声“老爷”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压迫吗？抑或是杨二嫂因为生活所迫才去偷拿手套？而“我”是被社会逼迫地不去亲近闰土吗？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却仍然没有选择去改变。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拥有清醒的认知，这种对乡土社会伦理秩序的认知并不是被动的依附，而是一种主动的逃避，这种状态被海德格尔称为沉沦。是因为在这种共有的认知之中，“常人”认为农民见了乡绅就该喊老爷，小商人就应该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所以他们才这么做。他们都欣然接受了生活中“常人的独裁”[3]，“按照‘常人’的方式来塑造自己”[4]，被“常人”所提供的安全感蛊惑，主动逃进了一个个社会给予的小房间，仿佛只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便会获得社会规则的庇佑，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人们只要把自己的存在交付给“常人”，就能够逃避自己的选择并且卸去选择所带来的责任。在景况好的时候兴高采烈，在景况坏的时候摇头叹气，仿佛现实的发展从来与自己无关。但是当生活出现困境，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时，“常人”却悄悄溜走，不知所踪。并不是因为闰土是一个农民所以他愚昧麻木，而是他一直以来都将自己困入了在“自己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农民”的现状中，因此他才变得愚昧麻木。

（二）此在自始就已沉沦

传统教学几乎把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分为了两个人，人物的变化仅仅是从静态的“这个人”变为了静态的“那个人”，似乎是从原来的“好人”变成了现在的“坏人”。但是人从来都不是一个个时间节点的横截面，而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性整体。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沉沦是“从自身跌入到他自身”[5]的，闰土的沉沦并不是某一个成长时刻的突然沉沦，而是从一开始就身处沉沦之中。没有谁一出生就能为自己做选择，所以人们自始就依赖“常人”的决断。人们一出生便开始不断地与各种人和物打交道，沉沦在社会的杂然“共在”之中，被过去的经历与反应所左右，不断地被他人影响，一直处在过去是、现在仍是的既定状态。在这种沉沦中，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位置，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个少年闰土都会成长为中年闰土，每一个“豆腐西施”都会成长为细脚伶仃的“圆规”，每一个鲁迅也都会成长为老爷，他们之间的隔膜并不是成年之后才开始生长的，而是最初就已经注定存在。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在故乡里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发生变化，他们自始至终都生活在被“常人”所规定的沉沦态之中。鲁迅回乡后所目睹的一切并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件带来的变故，而是故乡一开始就只是“几个萧索的荒村”。

二、失乡——“抛置态”的迷惘

存在主义认为，此在是被抛入可能性的境遇的[6]。在这种被“抛置”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身处于当下的境遇，面对着将来的无限可能，但是往往身处自由而不自知。“语言是存在的家”，应当跟随语言去分析这种存在状态，去探寻人物对于当下的态度，从而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一）非本真的“好奇”“闲谈”与“两可”

有研究者认为，“文中的叙述者‘我’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被看待”[7]。“我”与闰土见面后的闲谈不仅仅是闰土的独自叙说，也应当注意其中“我”的参与，体现出双方的生存状态。两人的对话始于“我”问及闰土的景况——这是生活中常见的对话模式，即对闰土的生活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只停留在了生活的表面，并没有深究闰土的生存困境的本质，看似什么都问了，实则泛泛而谈，什么都没有问。之后闰土开始讲述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苦难，让“我”发出“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叹息。这种叙说和叹息本质上都只是一种“闲谈”——人云亦云，不需要思考和辨析，闰土叙述他自己遭遇的苦，但又像在说着别人的苦；鲁迅叹息闰土的难，但又像在叹息别人的难。他们看似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也没有说。这种闲谈无法真正触及闰土的生存世界，更无法对两人的存在状态产生任何的影响。最后闰土陷入了沉默，因为这样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无法改变的，只能默默吸烟排解无奈。“我”也陷入了茫然失措，只能送他些桌子椅子来告慰自己心中的怜悯。他们在这样的对话中，实际上默认了闰土成为一个木偶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向来如此，生活也本该如此。在这样“两可”的态度中，生活看似日新月异，实则什么新的改变都没有发生。

两人的交谈看似穷尽了过去与未来的一切可能，但是却仍然一无所获。在这种闲言、好奇与两可中，一切都是走马观花，一知半解。生活中的苦难被泛化、消解了，主体的作用被漠视了，被遮蔽了。这种对于生活的评论既缺少真正的关切，也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在这种遮蔽的状态下，此在必然处于一种非本真的生活状态。

（二）本真的“沉默”与“言谈”

如果说鲁迅在文章开头对故乡老屋的永别是他物理上的失乡的话，那么他和闰土以及杨二嫂的对话则意味着他精神上的失乡。虽然文中鲁迅在和同乡交流中具体出现的话语只有三句，但是意蕴却十分丰富。第一句是在杨二嫂的鄙夷和冷笑中，惶恐地回答“那有这事……我……”，第二句是在杨二嫂的步步紧逼时艰难地辩白“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说完这两句话之后便在尖酸的猜忌中闭了口，默默地站着。最后一句具体的话语则是见到中年闰土时的“阿！闰土哥，——你来了？……”，试图用亲密的称呼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闰土的一声“老爷”却让这种美好的愿望归于破灭，让鲁迅似乎打了个寒噤，说不出话来了。鲁迅语言中的省略号鲜明地体现了他既难以招架杨二嫂的尖酸刻薄，也难以亲近闰土的贫乏麻木，面对故乡如此的风土人情，他手足无措。他意识到了这种交流的苍白无力，而唯余沉默。沉默并不是说不出话来，而是有话却不说，沉默也是一种表达，表达着鲁迅彻底在精神上失去了他的故乡。这种失乡的沉默，正表明他超脱了“闲言”的状态，昭示着他与沉沦于过去的故乡划清界限，开始试图走向本真的存在。

在离乡的船上，宏儿对水生的想念重新激起了鲁迅对自己与故乡关系的思考。少年的闰土和现在的水生都是面对大人怕羞的乡下小孩，却能立刻和同龄的孩子打成一片。少年的鲁迅和现在的侄子宏儿也都是大户人家的少爷，都向往着闰土和水生亲近自然的诗意生活，虽然被迫与他们分别，但是一直念念不忘。同龄人之间相同的交好从上一代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这让鲁迅欣喜地在两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他和闰土的昨天，但又担忧他们是否会走向他和闰土的今天：两个孩子将来也会如同今天的自己和闰土一样隔膜起来，抑或是他们能真正地发生改变，获得鲁迅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崭新的生活。闰土的沉沦只是个人的故事，但是闰土与鲁迅、水生与宏儿构成了一个轮回，生成出了一种新的意味——从个人的沉沦上升到了历史的整体沉沦。

在这里跳出文本来观照鲁迅的历史观：中国历史是一个轮回，“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8]。因为中国的国民只希望去做一个奴隶，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最好的景况便是做稳了奴隶，而一旦景况不好，那么将连奴隶都做不成。这样的轮回是可悲的、绝望的。回到文本中，鲁迅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对闰土存在状态的体察构成了他对过去的解释，而对水生的忧虑展现了他对于将来的理解。对过去的解释与对将来的理解共同构成了对现在的把握——惘然，而这种惘然正是鲁迅最本真的“言谈”。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出发，鲁迅的精神失乡与对轮回的敏锐观察使他看清了自我与故乡之间的矛盾缠绕，使他正视了自己的存在问题。鲁迅得以从非本真的状态超拔出来，开始审视这种被“常人”规定的轮回的存在。在这种“言谈”中，他真正认识到自己迷路了，于是他创造现在，生成了新的意义，这种迷惘成就了他对道路的追寻。

三、寻乡——“生存态”的追寻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此在来说，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生存态”即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在时间上是指向将来的，这是一种筹划设计并去努力实现自身的可能性的面向将来的生存状态。在文中闰土和鲁迅的身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于将来的理解，具体就体现在他们不同的对于“希望之路”的理解和追寻。

（一）闰土——等待与观望的希望之路

少年闰土的形象在鲁迅的心中被高度浓缩为“银项圈的小英雄”。为什么少年闰土的形象既不是紫色圆脸的小英雄，也不是捏着钢叉的小英雄？因为这个银项圈就寄寓了闰土父子对于希望的理解。银项圈来源于闰土父亲。他怕闰土死掉，在神佛面前许愿，所以用圈子将他套住来保佑他。这种将希望求诸神佛的做法，与故事中间闰土选了一副香炉和烛台拣走的行为，和文章最后的鲁迅对他总是崇拜偶像的暗笑形成了呼应。前—中—后的文本细节共同构成了一条述说闰土的希望之路的线索。指明了闰土对于希望的理解——那就是寄希望于一种永恒无限的终极实在，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超现实的神佛身上。过去对闰土变化原因的解读总停留在外界对他的压迫，他只是一个无辜的被压迫者，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身上的二重性：他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将压迫者形象内化了的对自己的“压迫者”。这种宿命论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表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民”，这种所谓“温顺驯良”的国民性导向了对自我的放弃，当愚昧与麻木成为一个标签后，是闰土自己亲手将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他拒绝了少年时的友情，亲口喊出了那一声“老爷”。

在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的处境和将来的前途时，这种认识论的理解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导致对自我的一种静态理解：过去和现在是不可改变的，将来的美好生活要通过外物的帮助来实现。如何实现希望？仅需静静“等待”神佛来帮自己实现即可，而脚却不经思考地走上了父亲走过的那条路，走上了被“常人”所规定的那条路，仿佛除了这条路就无路可走了。闰土的父亲出于对闰土的爱，用银项圈将他的脖子套住了，可实际上也用对神佛的寄托将他的人生套住了。在这银项圈的束缚之下，闰土的希望与道路完全地割裂开，脚下的路并不朝向自己的希望，希望也悬置在自己设立的空中楼阁之中，再也无法企及。这种认识论的理解只能导致不去主动筹划自身，只愿在等待和观望中消磨时光，得过且过地生活，这就是闰土愚昧和麻木的存在主义源头。

（二）鲁迅——理解与设计的希望之路

文章开头，对故乡的回忆是“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看似鲁迅对故乡的印象并不深刻，感情也并不深厚。但是一旦提起闰土，与闰土相关的记忆便源源不绝地涌入了脑海，以至于“似乎看到了我美丽的故乡了”。这种看似矛盾的叙述，实际是因为鲁迅对故乡的印象并不在于“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自己的童年生活并不参与自我精神故乡的建构。而少年闰土才是鲁迅精神故乡的中心符号，儿时对闰土诗意生活的向往建构了鲁迅的精神故乡，于是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出属于闰土的“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的画面，“一切的美景都是由他带来的，而且也是围绕着他展开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