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郑和下西洋与“华夷”秩序的构建

华夷秩序自古以来就存在，由秦汉至明清贯穿于整个封建王朝的始末。但华夷秩序的真正确立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直到明成祖时通过郑和下西洋才最终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华夷秩序。

从汉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在与周边邻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把与它们的关系纳入到华夷秩序的建构中。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

明成祖在其统治的1402至1424年间，曾向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遣使团。其中，向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派遣使团14次、向真腊（今柬埔寨）派遣使团3次、向暹罗（今泰国）派遣使团11次、向爪哇（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派遣使团9次、向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一带）派遣使团3次、向满剌加（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派遣使团11次、向苏门答剌（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一带）派遣使团11次。而在明成祖派遣到东南亚以及整个海外国家的所有使团中，郑和使团则最为突出，一是规模大到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左右，二是次数多达六次（另外，明宣宗也曾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次），三是所访问国家众达三十余个。

在郑和等明朝使节的积极推动下，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也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回应。据统计，永乐时期来自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使团情况如下：占城18次，真腊7次，暹罗21次，爪哇17次，满剌加12次，苏门答剌11次，渤泥9次。显然，永乐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

明成祖即位之初就考虑向四夷布“德”，显然要通过主动的外交行动在四夷中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在夺得帝位70余天后就向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占城、暹罗、爪哇等国送去了自己即位消息的诏书。他在诏书中表明了两点立场，一是对于早先明朝在与这些东南亚国家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要采取既往不咎的立场；二是他要从“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立场出发，来建立明朝与上述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秩序。

永乐七年，他在派遣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并由郑和带交给海外诸国王等人的《皇帝敕谕》中，则明确表达了他的“天下共主”理想：

皇帝敕谕四方及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谱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事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参见《明太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8）

由此可见，他交给郑和向海外诸国宣布的这份“敕谕”，实际上是一份描述他要构建的华夷秩序的蓝图。

当然明成祖时除了郑和几次下西洋，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 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 “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

同时，琉球（今日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 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 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 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

至此，明成祖时的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 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