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座与让位 - 河狸期刊网

海派作家，书法篆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论资排位的事一向比较讲究，也很有一套规矩。颜真卿有一部书法代表作《争座位帖》，说的就是关于“争座与排位主次”的事。因为当时朝里有人拉帮结派，不按规矩排座，而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实在看不惯，于是愤然提笔，痛斥此种不良现象。只不过老颜那字写得太跌宕放逸了，他块垒在胸，文不加点，还涂涂改改，浓淡不一。可是他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却写下了一部千古名帖，以致后人光顾欣赏其书艺而忽略其内容，得了椟却还了珠。

其实，有关规矩的事，历来是可大可小的，事涉纲常伦纪的天大规矩，自然不容撼动，而一些论座排次的小规小矩，则时常有所松动。因为生活中的许多规矩往往都是人为制订的，毕竟不是铁律，有的时候我们必须遵从，有的地方我们又可适当通融，这就给“有关方面”留出许多商量的余地。记得有句话这样调侃：“如果你很有钱，规矩是可以为你变通的；如果你很有权，规矩是可以为你服务的；如果你既没钱也没权，那么规矩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所谓论资排位，从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除非按出生年月和时辰八字，其余无论怎样的排位，总有不周全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林冲，当年走投无路，只得雪夜上梁山落草。可惜遇上心胸狭隘的首领王伦，嫉贤妒能，百般刁难后虽勉强答应接纳，却将堂堂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排在末位，居然排位在杜迁、宋万之后，与开小酒馆的朱贵为伍。此事初看似乎没什么，新人入职，总要被“打压”一下，但却为日后的“火并”埋下了隐患。等到后来晁盖等八位好汉上山，一番挑动，终于让林冲胸中积压多年的怨气爆发，结果手刃了王首领，几位好汉的座次重新洗牌，林冲再三谦让，暂坐了第四把交椅。平心而论，待梁山好汉大聚义时，一百零八将，若真是要排起名来，何其难矣！小说家也没办法，只能借助上天之手，说是一声巨响天门洞开，然后挖呀挖的，挖出一块石碣，上面龙章凤篆，居然已经写好了一百零八将的排名，从宋江、卢俊义始，至时迁、段景住终，仿佛天意如此，谁也没话说。

如果不是老天的安排，既能各得其所，又要皆大欢喜，想必再有水平也很难摆平。中华传统美德中有两个很好的“摆平”要素，就是“不争”与“谦让”。因为在许多资源稀缺或分配无法均衡的时候，不争和谦让，可以使一切都迎刃而解。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不争哲学就是“躺平”，不过，不争只是“不主动”，并非“不拒绝”，好比说我“躺平”在地，如果天上突然掉块馅饼的话，那我接一下也是允许的。而谦让则是不仅“不主动”，而且“还拒绝”，那境界似乎就略高一层了。过去的文人，还真不乏有如此胸襟的谦谦君子。

1904 年，西泠印社成立伊始，大家都忙着搞“基建”，没空选社长。直到十周年社庆，才想着要有位社长，可是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四位创始人互相谦让，皆自称德不配位，谁也不争此社长之位，结果，他们一致推举了名望更高的吴昌硕为首任社长。1907 年，吴昌硕离世，按理此时的王福庵名声日隆，书印俱佳，完全有实力担任社长一职，然而他依然谦退不就。抗战胜利后，当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重返西泠（此时吴隐已经病逝），计议恢复开展社务活动时，王福庵又再次退让，最终，他们邀请了故宫博物院马衡“遥领社职”，当上了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同样这类谦让的活胡适也干过，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时，校长曹云祥本想请名气大的胡适来任院长或导师，但胡适却谦逊地称自己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实在不敢当。故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尽管章太炎是一位始终反对胡适和新文化的人，但胡适就具有这种推荐对立者的雅量。至于章太炎后来自己拒绝邀请，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在评选首批院士时，条件非常地严苛，其间有纷争也有谦让，还有大领导的“递条子”。后经辗转评议，先公示了 150 名候选中华传统美德中有两个很好的“摆平”要素就是“不争”与“谦让” 因为在许多资源稀缺或分配无法均衡的时候不争和谦让可以使一切都迎刃而解者名单，且声明宁缺毋滥，再要选汰将近半数，可知竞争多么激烈。考古界的梁思永、董作宾以及郭沫若皆在候选人之列，最后评审投票之前，董作宾则致信胡适说：“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是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由于梁思永那时已是肺病三期，而郭沫若在当时地他们眼里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也非中央研究院那一圈里的人，但董作宾却以高风亮节的学人品质，舍弃自己，为竞争对手拉票，实属难能可贵。

旧时文人的这种谦让风气，当今似已很少见了，我们时常所见所闻的，却是为了争抢地铁上转身即去的座位，也会大打出手，更不要说对职位或利益的不争和谦让了。我发觉如今唯一古风犹存的，倒是在饭桌上对餐位的谦让。因为谁都知道，大凡东道主请客，每位客人的座位都是不缺的，所以大家一边推让，一边都胜券在握，皆知自己的座位是确保无虞的。而且中国餐饮的圆桌文化，能使每个座位距餐桌圆心的半径保持一致，大家推来让去，其实并无实际利益上的损耗，只不过是虚情假意地客套一下。如果是参加人声鼎沸的自助式冷餐会，而且还粥少僧多，那我们就绝不会有如此谦让之风了，相反的你肯定会看到另一番你争我攘的热闹景象。所以，我们的谦让往往是最无谓的，我们的慷慨也是最无成本的。想来“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 的说法太适宜我们自省了。

据我参加众多的筵席发现，似乎愈是隆重高标的宴会，愈容易在入座时谦让一番；愈是领导大佬云集的场合，愈会在主位的人选上推让再三。通常的规矩是年齿长、成就高、名气大者优先，而相对而言的年轻人，或资历浅地位低者，只能知趣地静候一旁听候调遣了。若是哪位不知轻重的冒失鬼，未经推让程序，一屁股坐上去，是会惹人大不快的。此事于晚清大学士王懿荣身上，就有一例。

王懿荣就是发现甲骨文的著名金石学家，山东烟台福山人，被称为“甲骨文之父”。他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还入值南书房当过皇帝的老师。不过他从小的愿望却只是做一名塾师而已，恰逢那年他失意而暂告回乡，于是就想过过当塾师的瘾。这还不简单！山东巡抚毓贤本来就是他的学生，于是出面安排他到一家大盐商家里做塾师，教盐商家族里的几个孩子，但身份不能透露，只称是“王老师”。大学士教小孩子，还真是“小菜一碟”，何况“王老师”满腹学问，循循善诱，既和蔼可亲，又无所不知，盐商东家对 “王老师”非常满意。某日山东新盐运使上任，东道主大摆筵席，为新道台接风洗尘，与宴者皆为显要知名之士，王老师自然也叨陪其列。只见刚上任的年轻新官趾高气扬，入座时，故意谦让说 “王老师年高，应坐首席”，他万没想到王懿荣真的一屁股坐了下去，顿时沉下了脸，屈居次席。待酒还未过三巡，他终于发飙：“请教王老师，您这一生首席坐过几回？”王老师从容笑道：“惭愧得很，算上今天，一共四回。”新道台就是想让“王老师”难堪一下，故仍洋洋得意地说：“愿闻其详。”

“第一回，己卯年参加顺天府乡试，鹿鸣宴是我做的首席。”大家一听，才知道眼前这位不仅是举人，还是乡试第一名的解元；“第二回，朝考庶吉士，皇上宴请十八名翰林，又是我坐了首席。”哦，居然还是翰林！一旁听了肃然起敬，不敢吱声了；“第三回，也就是出京前恭逢老佛爷六秩寿庆，满朝文武推我领班，养心殿赐宴，我坐的是首席。再加今天第四回，您新官履任，我冒失抢了您的首位，放肆放肆了，我就借敬一杯！”满座听了大惊失色，大盐商一旁恍然大悟，新道台吓得只差求饶……王懿荣本来只是想在筵席上杀杀年轻人的威风，不料一时兴起，抢了座位却暴露了的身份。可惜，家教一职也就没法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