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的中国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世界百名自然和人文科学家，评选出影响人类千年文明进程的100件大事，其中中国占3件，即火药武器发明、成吉思汗帝国和红军长征（吴笛主编：《长征（1934—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红军长征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可从国际社会的视域来审视。国际传播对长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使中国红军长征及其精神突破民族地域的局限，成为激励全球进步的力量。

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

红军长征期间，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人对长征的宣传报道几乎是失语的，而国民党的宣传报道则以“匪徒”“强盗”“沿路抢劫”“共产共妻”等坏声誉将红军污名化宣传，使党和红军的形象在国内外受到很大损害。为回击国民党的污名化报道及新闻封锁，1935年秋，中共领导人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在留居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撰成《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巴黎中共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之后又作单行本在莫斯科发行，在国际社会传播开来（蔡晖：《共和国成立前的长征报道》，载《军事记者》2013年第3期）。同时，中共利用海外政治资源宣传长征，驻法和旅美的中共党人分别创办《救国时报》《先锋报》，对红军长征进行宣传报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安龙：《长征中党的报刊活动》，载《红岩春秋》2014年第10期）。

在中国共产党人力破困局宣传报道长征之际，国外一些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及其他进步人士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

在华瑞士籍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所著的《神灵之手》最先向国际社会介绍红军长征。当时在贵州传教的勃沙特为红六军团萧克部所俘，他与红军一同经历了一年半的长征。释放后，勃沙特将自己的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客观的态度记述了红军在长征中的战斗、生活情况，1936年8月，他完成了《神灵之手》的写作，交由英国伦敦出版。勃沙特认为，红军是一群有理想信念、为底层老百姓和人民群众打江山的队伍，虽被中国当局称为“强盗”或者“匪徒”，但实则是军纪严明、深受群众拥护的军队。（R.A.勃沙特：《神灵之手》，严强，席伟译，黄河出版社，2006）《神灵之手》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曾易名《西行漫记》）是报道和传播红军长征最具影响力的书籍。1936年6月，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由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施行长期新闻封锁、采访红区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在陕甘宁边区的采访中，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期的对话，搜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他返回到北平时，为英美报刊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及长征有影响力的通迅报道，后汇辑成书——《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该书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不到几个星期，便轰动了世界，连续再版7次，销售量超10万册。该书风行各国，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通俗读物（胡愈之：《中文重译本序》，载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东方出版社，2005）。美国著名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对斯诺的书很是认可，认为它将红军长征的壮举公之于世，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

1937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达延安。她通过采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以及红区各阶层人士，获取了大量关于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书《伟大的道路》，用精练的语言描写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不妥协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一支组织起来的力量，其成员用事实证明，他们愿为主义而献身”“这是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部队”“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梅念译，东方出版社，2005）

1937年4月23日，受斯诺的影响，其妻海伦·斯诺抱着“去苏区访问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事情”的信念，在西安摆脱了国民党便衣特务的监视，深夜跳窗逃出西京招待所，奔向延安（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安危译，北京出版社，2015）。采访结束后，海伦·斯诺以尼姆·韦尔斯之名出版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后改译为《续西行漫记》）。该书是对《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补充，介绍了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情况。海伦·斯诺对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性给予了特别关注，重点从自立自主的视角撰写女红军的战斗和生活，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共妻”的污名化宣传报道。妇女们经过顽强英勇的斗争，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中国革命非常重视妇女”“她们至少也是平等的一员”（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媒体也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报道。

1934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了红军长征有关情况。1935年5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刊载文章《在中国红军的前线》，对中央红军从江西到贵州的长征转移军事行动有关情况进行报道；随后，苏维埃《真理报》接连刊出《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称赞中国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不断取得胜利，体现出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无畏的品质（余远来：《论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载《中国军事科学》2016年第6期）。1937年初，美国的LIFE（《生活》）杂志刊载了文章《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称颂红军历经万水千山的壮举，全面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附有详细标注的长征路线图，并首次刊发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经典照片。自此，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标识，中国红色文化向世界各地扩散（《这本美国杂志最早报道长征》，载《北京日报》2006年4月18日）。

国外一些作家学者亦对红军长征进行宣传。

本杰明·杨著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塔顿著的《毛的长征历险记》、杰南特著的《长征》，多视角地介绍红军长征事迹，品评战争传奇。美国军事史学者塞缪尔·格里菲斯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认为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美国I.G.埃德蒙兹著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一书，认为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重生。美国学者阿尔登·惠特曼称赞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团结协作精神，战胜各种困难的非凡气概，“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刘利群：《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新华出版社，1984）。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斯诺的好友，他在76岁高龄时来到中国，沿长征线路访寻，与百余位长征经历者交谈，撰写了专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著作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出版，在全世界再次掀起了长征文化热（白纯：《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论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1988年，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弗里茨著的少儿图书《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险途》，赞扬红军征服了高山、大河、险滩和严寒，战胜了饥饿、疾病和强大的敌军（王新生等：《他们让世界了解长征》，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7日）。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著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一书称长征是“非凡壮举”“二十世纪一个伟大的传奇”。日本学者冈本隆写了2部有关长征的专著《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中国革命长征史》，于书中说：“闻名于世的长征是现代人类的传奇，是不屈不挠的现代革命精神的源泉。”（王汉涛：《外国学者评长征》，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红色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共产国际了解到红军长征的基本情况后，在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前夕，各国与会者纷纷赞扬红军长征不屈不挠的精神，大会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称赞红军没有现代化的工具，装备极其落后，他们涉大河、攀险峻，创造了奇迹，“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和战斗精神”（《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月）》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1935年8月，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对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表示赞赏。他认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长征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程安辉主编《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威廉·皮克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认为红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成功地跳出了国民党各路军阀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图谋，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终获得新生并壮大了队伍。“中国红军主力向四川省的光荣进军使人们看到了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肯定，事实上就是对原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领导者的否定，对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之前，党的领导权和红军的指挥权操控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他们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苏联的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深重的灾难。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的指挥权，长征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是他带领红军走向胜利。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与即将离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及即将新任的代表任弼时交谈并叮嘱，大家应当拥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竞争当领导人了”（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支持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领袖，当然也意味着支持毛泽东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1938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长征的国际传播重塑了红色中国的形象，获得了世界上同情中国革命的正义之士的援助。

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正是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了解红色中国的基本情况后，来到中国，奔赴在抗日前线救治八路军伤员战士。白求恩曾在日记中写道，在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锻炼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将成为抗日的民族中流砥柱，成为解放中国的中坚力量（甄宝亭：《中国历史轨迹的探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1937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背景下，美国青年戴维·柯鲁克为红军长征事迹所鼓舞，退出了西班牙国际支队，不远万里奔赴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队伍。他认为长征充满了传奇色彩，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涉险滩，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的传奇“都使我动心”（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就是使许多人受到鼓舞”，然后他成为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志愿者（路易·艾黎：《我所经历的中国革命》，载《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的前身）在得知斯诺顺利采访了中国红区后，用头版刊登斯诺的有关红色中国报道及他在红区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的方式增强了宣传效果，提高了阅读量（张注洪：《论〈西行漫记〉的国际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阅读《红星闪耀中国》后，曾先后3次接见斯诺（裘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英国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称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西方学者论中国长征》，载《中外历史》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