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延安时期党的学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高度重视、大力倡导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党组织就通过“思想训练、通读文告、群说众议”等方式，在革命队伍中开展政治观念、阶级觉悟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活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作出决定：“开展一次学习运动，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同年12月2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干部学习运动，历时3年4个月，1942年2月整风运动全面发动后转入整风学习。这场包括党、政、军、民、学在内的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为提高解放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打造一支高素质、务实效的革命队伍作出政治动员和舆论准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

建章立制统一思想

为落实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制定学习运动的组织、指导、保障、考评等规章，如平均每天保证2小时学习、每月检查督促、每季考评奖励细则等。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华中局等先后组建起学习组，八路军、新四军、政府各部门和各根据地党委也都设立宣传科或学习室，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干部的学习任务。

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明确将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要求各部门在此期间总结学习工作与经验，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同年5月5日，“第一届干部学习节”动员大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都有普遍的、永久的意义，大家要把这两个运动进行到底。”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强调：“为把握、领导革命运动，必须增加政治理论，历史知识的学习。共产党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有的人知识却那么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经验，要求大家在学习中发扬民主精神，结合学习内容提出问题，发表见解，畅谈体会，保证“眼到、心到、手到”，才能弄懂、记牢。

会上，陈云、张闻天等人领导的39个学习小组得到表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被评为模范学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学习模范。朱德在会上发言时谦虚地说：“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模范学员，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现在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我要努力学习、时时刻刻前进。”

第一届干部学习节过后，解放区各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全方位的学习运动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学习方式、方法的先进经验，如学习安排上制定分期计划，保持系统性、连续性；学习模式上开展分类编组、分级指导，发挥先进个人的示范作用；学习激励上设立“勤学者奖，怠惰者罚”的奖惩制度；学习方法上提倡“没时间要‘挤’，看不懂要‘钻’”的刻苦精神等。

1940年，王明在延安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路线。当时，党内部分同志政治素质不高，不能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时度势，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认识不清，盲目服从，在党内造成思想、行动上的混乱。

毛泽东为此发表讲话，强调：“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我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要我们把做的‘一切’事先‘经过’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假如我们要求国民党做的‘一切’要‘服从’我们，也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国民党是要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自己把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结合毛泽东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揭露、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建党以来一系列有关纠正“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决定、指示、命令等，充分认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通过有对比、有目的的学习讨论，提高党员、干部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大局意识，不仅消除了各种模糊观念，也使革命队伍空前团结、巩固，使全党的思想与行动达到高度统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担任组长。

据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指示、通知就达16件，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舆论引领指导实践

在学习运动中，党中央十分重视舆论引领、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解放日报》《解放》分别开设《理论学习》《党员教育》等专版、专栏，同时指导有关部门相继创办起《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边区群众报》等报刊，结合学习运动的进度，刊载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党的方针、宗旨、路线等方面的文件，中共领导人关于时局的讲话、演说，以及知名人士的调查报告、学习体会等内容。

这些报刊先后刊载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文章，为丰富学习内容、引领学习方向起到重要作用。

1939年5月30日，《解放》周刊第72期发表陈云的文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一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二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是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五是群众模范；六是学习。这是党史上第一次对党员标准比较全面的概括，并将“学习”列为合格党员的标准之一，成为在学习运动中考评广大党员政治思想、纪律作风和行为规范的重要依据。

1939年，中央党校训练班学员刘力功毕业后不服从“到基层锻炼”的组织分配，坚持要留校工作。党支部7次找他谈话，耐心说服教育，他都拒绝接受，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发表陈云的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有些人感到不解：刘力功不过是普通党员，所犯错误也不是叛党投敌、硕贪巨腐的典型要案，何必“小题大做”，在中央机关报上通报全党。

中共中央发现这种思想倾向，不失时机发出通知，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法，结合工作、斗争实际从思想上、行为上与“六条标准”比不足、找差距。

延安和解放区党政军各部门、大专院校根据中共中央要求，迅速掀起“学党章、懂党规、守党纪”的学习热潮，大家通过自我查找、相互测评，用“六条标准”严格对照自己，纷纷表示：党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守纪律的“特殊人物”，不容许在党的决定面前“阳奉阴违”，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思想与行为统一，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铁一般的纪律，才能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随着政治觉悟、思想认识的提高，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三少三多”的可喜局面：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区锻炼的人多了；自由散漫的人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遵纪守法、团结奋进的气氛悄然形成。

在学习运动中，中共中央还利用舆论传播和宣传好的做法、经验来指导实践作为工作重点。1941年8月，延安工委秘书高克林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毛泽东看过后称誉道：讲问题实事求是、说原因明晰透彻、提建议客观准确。他特意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并加按语强调：“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改造我们的学风，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中共中央领导人针对学习实际作出的指示和推荐的作品，普通学员学习过程中的体会、经验，通过舆论传播，被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并接受，为引领学习方向、指导学习方法发挥出积极作用。

理论创新学以致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为全面指导。然而，有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并不意味中国革命就从此走上坦途，面临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等错误路线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为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机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实际应用创新理论、观点和方法。1938年10月，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委编译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成立的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翻译一批马列军事著作，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

1940年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主持编辑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印发了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还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其中《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书共收录了从1922年至1941年11月党的文件、文献1756件，416万多字关于政策、决议、规划等方面的重要文稿。

1940年至1941年，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经过学习、参阅经典著作，科学、客观、全面地思考，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及建党特征和问题，先后撰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1940年2月）、《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朱德著，1941年8月）等文稿，创造性、系统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适合解放区发展的方略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命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中专门就在职干部学习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以培养理论人才尽快成长，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解决这四类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基本原则如下：（1）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2）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3）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4）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提高理论水平。（5）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当时的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中心、理论队伍培养中心、学以致用的实践中心。据统计，在学习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门共培养出2.9万多名理论干部，派往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