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农民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由意见统一到逐步出现内部分歧而开展讨论。通过党内的农民问题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吸取教训，结合实际，为后续的革命与社会建设处理农民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

农民问题形成大讨论局面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对农民问题的大讨论经历三个阶段。

大革命早期，党内对待农民问题的意见基本保持统一，无明显分歧。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推进，党逐步调整因重视工人及工人运动的开展而忽略农民问题的革命领导方向，在农民革命地位、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作用、土地问题的解决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侧重关注农村及农民的问题。大革命正式开始前，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将农民问题提上议程，讨论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同年11月，中共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将农民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力，共产党人要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1924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要求：党员要到农民中去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设立农民运动机构，党员干部要领导农民斗争。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强调工农联盟的意义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支持农民运动及“耕地农有”，号召建立农民协会进行自治及组织自卫军。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上讨论农民与北伐战争的关系时，肯定农民为工人阶级同盟军，农民问题为关系中国民族解放的基本问题。陈独秀、邓中夏等党的领导人均关注农民问题，并撰写刊发主题文章，如陈独秀在《前锋》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文章《论农民运动》，对农民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加以肯定。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初见“三农”问题的雏形。

在五卅运动及北伐战争发生后，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民获得土地、有自己的武装，并建立农民政权，打破了封建宗族制度，引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国民党右派的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因外界的压力及党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渐显分歧，形成了党内农民问题大讨论的局面。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农民运动存在“左”倾现象，并对农民武装活动范围、农民协会阶级性、自卫组织名称等进行限制。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批评湖南农民运动，反对土地革命。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主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及农民在乡村中的权利进行限制，希望通过此做法来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毛泽东、彭湃、瞿秋白等人持相反意见主张农民获得土地、组织政权、拥有自卫军是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并认为农民应广泛开展革命和斗争，反对国民党右派及军阀势力。1927年1月，在面对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的指示时，彭述之对农民问题的解读引起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瞿秋白针对1926年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及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对农民运动及政策提出批评，肯定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群体的内部成分进行详细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开展的必要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对农民问题的讨论日益激烈。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战线几近破裂，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党内对农民问题紧张的大讨论局面有所减缓，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农民组织建立的必要性等内容在党内的讨论频次减少。但由于党外形势日趋严峻及党错失为解决阻碍农民运动深入发展的时机，导致党的正确策略未得以实行。陈独秀虽然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在具体行动上却采取有限的土地政策，他认为：“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刘秉荣：《中国工农红军全传（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7）他主张对小地主、小资产阶级让步。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注重土地革命，将解决土地问题纳入革命主要任务中。大会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对于小地主、军人、士兵的土地不没收，并对学校、寺庙等的土地进行分配，对农民的纳税进行规定。中共五大对农民问题的解决虽调整了之前的限制性做法，但与毛泽东等人主张的解决方式存在差距。4月19日，毛泽东在汉口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针对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他强调指出，“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主张取缔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

农民问题的讨论核心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作用、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农民是否应有武装组织及政权组织，并形成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瞿秋白等人展开激烈讨论的局面。

关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容易导致国民党认为群众的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促进共产党势力的壮大，威胁到国民党，将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维系，将导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动摇，尤其是易造成国民党左派脱离国民革命的状况出现。因此，农民运动需要进行限制以保障国民党左派继续参与国民革命。陈独秀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势力，争取战线的继续联合，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等人主张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他们主张推动农民运动并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积极斗争。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及最大的同盟，通过开展农民运动，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推进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革命才能巩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撰写《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阐释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主张不可机械地依靠国民党右派力量，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应通过农民运动的开展对右派分子进行打击，就此壮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1926年，周恩来撰写《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主张支持农民运动。

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讨论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主张“减租减息”，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落脚点，在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中实施限制策略。他将土地问题的解决归属国民政府，依赖国民党而非依靠共产党自身。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对关于耕地分配、农民的土地需求问题作出回应，但其回应的提议做法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困难，限制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又名林伯渠）等人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在深入湖南农村实际调查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乡村人口70%为贫农，贫农的土地问题最为迫切。废除地主及一切阶级压迫、增加土地产量尤为必要。土地问题的解决应视为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作为革命生力军的农民，为保证其对国民革命的推动作用，土地问题的解决要置于首位。毛泽东反对陈独秀主张对中小地主、士兵的土地进行保留的政策，主张大小地主、劣绅军阀、富农的土地都要没收。瞿秋白认为：“耕地农有的基本口号是非常重要的。”（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林祖涵在《湖南的土地问题》一文中翔实地论述湖南处置农民土地的政策。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该议决案虽然进一步提出解决农民耕地问题，但依然拒绝讨论毛泽东、彭湃等人主张的土地问题方案，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仍未形成共识。

关于农民组织武装及农民协会建立问题的讨论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应限制农民的自卫组织权力，认为农民武装权力过大会造成农民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冲突；对于地主与贫农的矛盾等，倡导利用旧农会进行调解。其中，陈独秀认为农民组织自由、武装斗争等问题操之过急，是为“过火”行为。

瞿秋白反对陈独秀不允许农民拥有常备军的观点，主张农民拥有常备军是农民委员会应有的权力。1926年5月25日，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号上发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文中提出“努力组织农民”的主张。8月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周刊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文中强调农民将旧式的红枪会变为新式的自卫团。蔡和森认为农民的武装是革命保持正确方向的基础。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农民建立自卫军，加入革命。毛泽东支持农民组织农会、打击地主。他认为农民应获得权力，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经济利益获得的保障；农民的权力归于农民协会来保障，农民协会要发挥在经济上防止地主侵害农民权益的作用；农民应获取旧式农民武装的领导权，即推翻或改组或重构团防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的指挥机关）武装，以建立梭镖队，保障农民的切实利益。

农民问题大讨论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关注农民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产生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大讨论反映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能否妥善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是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新时代下，我国重视农民问题，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保障农民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依靠人民开展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及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总结中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列宁主张团结、争取农民阶级，尤其注重联系中农。大革命时期，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且所受经济剥削极深，生活困苦，农民运动存在开展的必要性及现实性。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农民是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限制农民运动，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为后来大革命以失败收尾埋下伏笔。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彭湃等人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支持农民自卫组织设立及农民协会发展；在对农民进行阶级划分后，制定具体土地政策，拥护“耕地农有”，将占我国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民群体的权益获得与革命的成功紧密联系起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农民问题大讨论中形成的经验，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部分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历史的主体作用。

新时代下，农民群体在我国社会群体中依旧占据重要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群体深入社会生活实践的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脱贫攻坚项目，党始终将农民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惠及人和享受者，注重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及农民生活品质。我国一方面对农村实行普惠政策，另一方面进行精准扶贫，做到应保尽保。在土地管理、农民就业、住宅权利等方面以制度及法律等措施保障，扩大农民的权益；在农业发展方面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组织形式的创建。“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第1版）

“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规划的失败。”（〔美〕埃里弗特·M.罗吉斯，拉伯尔·J.柏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新时代下，农民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党尤为重视农民问题。尊重农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并保障农民的权益是社会实现长足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积累并运用的重要历史经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