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见证中华南北统一和民族大融合

灵渠是秦始皇为征战而建，军事用途是其主要功用。灵渠开凿以后，岭南原有部落藩篱被打破，随着中原人口、文明的流人，民族融合成为奔涌潮流，滚滚向前，直至今日。几千年过去了，灵渠已完成古时军事用途使命之余，如今在交通运输、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农业灌溉等众多领域仍显示出其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为海内外经济、贸易、文化的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灵渠的开凿奠定了统一岭南的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拉开秦征百越的序曲。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统帅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5路从今天的湖南、江西境内向百越地区发动征服战争。

在中国南方，今天的福建到湖南南部一带，自东向西横亘着一列雄浑的山脉，分别是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统称五岭，又叫南岭山脉。五岭以南的地区包括两广、海南和越南北部广大地区，属于我国古代越人聚居地，因为部族众多而且分散，被称“百越”或“百粤”。

秦军压境，百越西瓯部落首领译吁宋统率各部抗击秦军。由于百越之地瘴气横行、道路崎岖、粮食绝乏，加上越人顽强反抗，欲速战速决的秦军不能得逞，只得留军屯守空地，3年不能解甲弛弩，与越人旷日持久对峙。几十万秦军因为粮草缺乏、瘴气横行，陷于被动挨打的困扰之中。“监禄无以转饷，凿渠而通粮道。”（《淮南子·人间训》）灵渠开通后，解决了秦军后勤补给问题，屠睢挥师南进，斩杀百越首领译吁宋。越人又推举桀骏为将，与秦军作战，乘秦军疲乏，“夜攻秦人，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始皇再命任嚣为将继续征战，秦军顺利推进，势如破竹，迅速征服岭南，并设立桂林、象、南海三郡。灵渠的开凿，终于扭转战局，使秦朝完成岭南的统一，奠定了秦朝以后中国统一的基础。

灵渠成为巩固岭南统一的重要渠道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冲击下，刘邦、项羽等群雄并起，秦朝处于风雨飘摇中，南征百越留任南海郡尉的任嚣自感不能回师救主，他在病中召龙州令赵佗来议，面授赵佗，百越之地，方圆千里，可以立国自保。

任嚣病逝后，赵佗“急绝道，聚兵自守”。公元前207年，秦朝破灭，赵佗立即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随后南越对大汉名义称臣，实则为独立王国，长期与大汉并立。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群柯江，咸会番禺”（《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汉武帝雄才大略，几乎与秦始皇当年南征百越的做法一样，几路大军南下，几路水军并进。其中戈船、下濑将军下离水，离水就是灵渠。灵渠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地区设置9个郡，加强了对中国南部边疆的统治。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二月，交趾征侧叛汉。叛军占领交趾郡后，九真、日南、合浦三郡都响应。叛军陆续攻占了65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以麓泠为都城。大汉朝野震惊。当地的汉朝地方官只能勉强坚守，无力出击。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新唐书》记载：“桂有漓水，出海阳山，世言秦命史禄伐粤，凿为漕，马援讨征侧，复治以通馈。”伏波将军马援一路取道灵渠，因灵渠年久失修，马援组织军民疏浚灵渠。之后，大军经灵渠抵达合浦，再沿海而进，建武十八年（42年）春，汉军到达仙山，与征侧、征贰大战，于第二年正月平定叛乱。之后，马援在交趾象林县立铜柱为界，从此交趾俯首称臣。马援对灵渠疏浚有功，被尊为灵渠“四贤”之一，美名传扬。

汉朝两位伏波将军凭借灵渠建功立业的事迹，成为千古佳话。灵渠成为历朝历代朝廷与岭南联系的交通要道。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五月，“……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人浮渠（灵渠），江西造切麦粥以馈行营”（刘晌《旧唐书·卷二十一》）。咸通九年（868年），桂州刺史、桂管防御使鱼孟威在《重修灵渠记》中写道：“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谓之漓水焉。旧说秦命史禄吞越峤而首凿之，汉命马援征征侧而继疏之。乃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况近岁以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可见，在唐代，灵渠是重要的军事运输通道。

《宋史·陶弼传》记载：“陶弼，字商翁……摄兴安令。移书说桂守萧固浚灵渠以通漕，不听；至李师中，卒浚之。师征安南，馈饷于是乎出，大为民利。”宋军征讨安南（今越南）的馈饷（运送粮饷）也是依赖灵渠。

明朝孔镛《重修灵渠记》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秋，奉议、南丹、向武诸州土人谋叛。朝廷命将征之。”“时致政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唐公铎来议军事，道经兴安，观渠废弛，闻上，勅监察御史严震直来董厥事。”可见明廷一方面派兵部尚书唐铎亲临前线指挥，另一方面派监察御史严震直监修灵渠，修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军事运输，促进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联系，以便维护岭南的统一稳定。

清朝刘永福率黑旗军在镇南关歼灭法军1000多人，法国汉学家鄂卢梭肯定了黑旗兵的粮道也为灵渠。

灵渠自建成起，便作为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尤其是在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军事运输战略历史作用。20世纪30年代，由于公路和铁路修通，灵渠的交通运输功能逐渐式微。

灵渠拉近岭南与中原的政治差距

灵渠的开通，如同利剑，划破了岭南部族的藩篱。与此同时，岭南原有的部落组织因为战争或部落之间携手相助，或战争中与汉人的交错，与中原地区的人员、经济、文化等联系日益密切。岭南地区因而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融合随着征战而成为必然。

秦征岭南后，戍守和徙迁于岭南的大批秦人在岭南安家落户，赵佗深知，经营岭南非取得当地越人的支持和拥护不可，于是他采取了“和辑百越”政策。赵佗首先吸收越人首领参与政权管理，与自己一起商议政策的制定。其次，赵佗提倡秦人和越人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他十分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率先穿越人的服饰，接受席地而坐，同时对越人的一些陋习加以引导。

早在赵佗作为南征百越的副统帅时，就十分重视部队军人的婚姻问题，曾上书秦始皇，求派无夫家之女3万“以为士卒衣补”，但朝廷仅派来1.5万人。秦朝灭亡后，留在岭南的秦人陆续与越人通婚。赵王室带头与越人通婚，越人大首领吕嘉，“连相三王，其宗族官仕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民族之间通婚是民族融合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赵佗还因地制宜，让越人自治。南越国虽然有秦人的封国和县，但还是部族社会，越政权对部落或者同化或者征服，其后“仅仅派遣官吏主持当地的政策，而对下层结构仍按其旧，没有触动，甚至将西瓯君的后裔分封一个西于王，让他自治小块地方”。

西汉时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在推行郡县制度的基础上，在岭南设立交趾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成为汉代十三刺史部之一，下辖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强化了岭南的政治地位，维系了岭南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汉代时，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地，融合周围其他许多民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灵渠作为联络中原地区和岭南的水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条大血脉。

此后，因为灵渠水道的存在，宋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较前朝有所加强，实行了土司制度，对当地土酋分别授予官职。为了管理这些“土官”，北宋王朝又委派寨官、提举等汉官驻军土司地区以进行监督和控制。这些汉官颇有政绩，岭南社会经济得到很快发展。那时，岭南境内一些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已赶上中原地区。元朝时，岭南一些地区较高级的地方官，多由流官（蒙古贵族、汉官）担任，岭南地区此时也需向中原王朝缴纳赋税和供徭役，汉族的制度文化在岭南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

明清之际，随着岭南各民族与汉民族自然融合趋势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经济日益深入，土司制度愈来愈妨碍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明初开始推行一种所谓“流官辅佐”的政策，即改土归流政策。当时，流放的官员多数经过灵渠这一重要通道到达岭南地区任职，灵渠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文明”输送血脉。改土归流后，大量的汉官代替了土司，这时，岭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与汉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已无太大的区别。岭南各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在灵渠血脉的联通下进一步加深，整个民族血脉更为通畅。

灵渠拉近岭南与中原的经济差距

随着中原与岭南的统一，政治制度的融通，南北的经济联系变得更为密切。灵渠担负的军事功能自然而然地演变成经济上互通有无的交通运输功能，并成为促进南北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交通要津。

岭南地区在并人中原版图之前为“蛮夷”之地，灵渠修通之后，中原先进的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有了传人岭南的可能和通道。尤其在汉朝，南下的汉人把中原的铁制工具、陶器、耕牛、农作物种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经灵渠带到岭南，促使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据《广西通志》记载，唐代，当地即利用灵渠之水灌田；宋代以后，中原的竹筒水车也传人岭南。

与此同时，大批汉人经灵渠南迁，中原先进的手工业技术随之传人岭南，岭南商贸业得以产生与发展。据记载，汉代，岭南的手工业主要有冶炼和铸造业、制陶业、纺织业、漆器制造业、玉石制造业、编织业、采珠业等门类。这些先进手工业技术的传人，使广西的手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广西以铜鼓制作技术为代表的冶铸业，以施釉陶瓷和青瓷为代表的兴安严关宋窑的制陶业，以贵港罗泊湾出土的麻布和广西常见的葛布为代表的纺织业等，成为当时国内手工业门类先进水平的代表，并催生了南北商贸流通的繁荣。

随着中原先进生产工艺源源不断的到来，物产丰富的岭南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灵渠在南北互通有无的商贸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凸显。秦代之后，赵佗割据岭南，汉高祖时通过灵渠与南越“通使物”，继续保持商贸关系。广西汉墓出土的文物，许多是从中原交换而来，例如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鼎，分别刻有“析”和“嫠”字，都是中原地名；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记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中原铁制农具、百货、布匹输入岭南，岭南的食盐、水果、葛布、珠玑、犀角、象牙、玳瑁、翡翠等土特产品同时也销往中原，而交通则主要通过灵渠和翻越萌渚岭道。秦汉时期开始，中原通往岭南的货运路线主要有两条，都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通过漓江、桂江抵达梧州，然后或经浔江人北流河，转南流江抵达合浦港出海，或顺西江而下番禺（今广州）。自汉代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原产品输入岭南，岭南及东南亚诸国的土特产输入中原，大多走这两条路线。汉朝、唐朝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泉州到广西北海，由于当时造船技术的原因，海路基本少走。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述琼州海峡时指出，“鳅鱼（鲨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并阐明“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沿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的史实；另一个不采取海路的原因是古代造船技术落后，不能很好的抗击海浪，商船多沉没海中。因此，货物通过沟通长江、珠江的灵渠来运输，灵渠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联系纽带。

唐代，灵渠不仅“济师徒”，而且是“引馈运”的重要航道。桂州刺史李渤、鱼孟威相继重修灵渠，“铧其堤以扼旁流，陡其门以级直注”，进一步完善了灵渠的设施，大大提高了灵渠的通航能力，以至“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鱼孟威《重修灵渠记》）。

两宋时期，“两广食盐行销湖南，广西稻谷北运临安，赖于水路运输。建炎四年（1130年），钟相、杨么率洞庭湖农民举刀起义，江淮食盐不通湖湘，广西食盐大量经梧州运抵桂林转销湖南，年运量多达8万箩。除官盐外，商盐运输也相当旺盛”（《桂林市志》）。兴安灵渠之畔严关宋窑遗址的发现，亦可证明当年严关窑生产的陶器凭借灵渠运往各地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