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护灵渠的历代先贤录

灵渠地处“兴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的楚粤要津，对维护国家统一与惠泽当地民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千百年来，人们把在维护和管理灵渠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尊为灵渠先贤。秦代史禄主持凿成举世闻名的灵渠，被后世列为历代修缮灵渠众多先贤之首。自汉代至清朝2000多年间，历朝历代官府均对灵渠进行了维护和管理，灵渠先贤辈出。据统计，历史上对灵渠进行的较大规模维修共有37次，其中：汉代2次、唐代2次、宋代7次、元代3次、明代6次、清代15次、民国2次；至今，兴安县仍不断加强对灵渠的日常管理，使灵渠的功能日臻完善。

马援疏渠平交趾

马援（前14-49），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人，东汉“光武中兴”二十八名将之一，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汉交趾（今越南北部，属河内市）雒将之女征侧、征贰姐妹举兵叛汉，攻陷岭南60多座城池，自立为王。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统兵经灵渠南征平叛。《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

马援南征时从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行至兴安境内时发现，灵渠因年久失修，部分损坏，难以通航。为保证军需运输，马援便督士卒整修、疏浚灵渠。至今兴安民间还流传有“伏波将军马援卖马修桥”的故事。

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平叛成功，征侧、征贰被擒，岭南平定，印证了马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豪言。灵渠两岸百姓为了表彰马援重修灵渠的功绩，尊称他为修浚灵渠有功的“四贤”之一，建伏波祠以供奉他，至今马援的塑像仍立于四贤祠内，供人们膜拜。

李渤修陡固堤防

李渤（773-831），字溶之，洛阳人。中唐著名诗人，政治家，早年隐居庐山，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出任桂州（桂林）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渤对灵渠修复十分重视，上任不久即视察灵渠。开凿于秦代的灵渠到了中唐时期，已经河堤崩溃，陡门俱坏。《新唐书·李渤传》记载：灵渠“后为江水溃毁，渠遂废浅，每转饷，役数十户济一艘”。官府征集灵渠两岸的大量民夫拉船，致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李渤上任之初，见当地正值干旱，不少人背井离乡，另谋生计，便决定重修灵渠。李渤亲自到灵渠实地考察，对灵渠河道“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对灵渠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其主要功绩概括为疏渠道、固堤防、筑铧嘴、植陡门、筑万里桥，使灵渠更便于行舟和农田灌溉。李渤修建的“万里桥”，是广西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座石拱桥。兴安百姓为纪念他，尊他为修浚灵渠有功的“四贤”之一，将其塑像立于灵渠四贤祠之内。

鱼孟威疏渠悯民

鱼孟威（生平不详），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自黔南迁任桂州（今桂林）刺史，途经兴安时，见渠道湮圯，当地官员却以资金困难为由不予修复，鱼孟威当即质问道：“父慈于子，孰有子病而为家贫不医救乎？”遂于是年九月兴工修建灵渠，次年十月工程告竣，历时一年有余。总计用工日（一个劳动力工作一天为一个工日）5.3万多个，费钱530多万，鱼孟威一改前人采用的“杂束条为堰，间散木为门”的办法，即在前人用“杂束条”和“散木”作堤的基础上，采用巨石堆积方法筑砌铧堤。鱼孟威主持修缮灵渠后，“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十八重”，使其利楫通舟，灵渠修竣后，“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此后，“苛徭顿息，往来无滞”，航运畅通，百姓安居乐业。因此，鱼孟威被百姓列为修浚灵渠有功的“四贤”之一，将其塑像置人四贤祠以祀之。

李师中燎石以攻

李师中（1013-1078），字诚之，宋代楚丘（今山东曹县）人；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任广西提点刑狱，摄帅事。当时灵渠年久失修，渐至颓废。嘉祐四年（1059年），宋仁宗下诏李师中以提点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领旨后即对灵渠进行调查，发现灵渠渠底连绵数十里遍布暗礁，阻挡船只航行并威胁行船安全，于是决定凿去暗礁。他委派张兢、石怀玉和孙约3人，率民夫1400人，用“燎石以攻”的方法破石浚渠，历时34天，用工47500个。渠底礁石大部被爆裂清除，河床得以平整，并修复了毁坏的陡门，完成了灵渠历史上第4次大修。李师中还将陡门增设至36座，比唐代增加了一倍，由于提水级数增多，水位相应提高，于是“舟楫以通”，便于更大、更重的船只通航。

“燎石以攻”的方法是我国采用火药爆破岩石之前的一种古老的开挖岩石之法，即先用火焚烧岩石，然后往灼热的岩石上泼冷水，使石头在热胀冷缩中破裂。对此，李师中还写了一首《兴安灵渠》以记述这次灵渠大修：“粤岭限南天设险，秦通舟楫凿嵯峨。若将毫发驱山石，移就斯渠利更多。”由于李师中对灵渠贡献巨大，老百姓将其列于“四贤”之后，配祀于“四贤祠”。 也儿吉尼修渠建庙 也儿吉尼（生卒年月不详），字尚文，西夏（今青藏地区）唐兀氏人，党项人的后裔，归顺元朝；曾任宫中谏官，供职中正院；元顺帝初年，出任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三年（1353年）夏，兴安山洪暴发，灵渠河水湍急，堤崩陡毁。也儿吉尼同情百姓困苦，主修灵渠，并捐款5000缗（一缗钱即一贯钱。一千个方孔铜钱用绳穿连在一起，就是一贯钱），命静江路判官王惟让、宪使张文显主持施工。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动工，共用14.8万个工日，于次年正月竣工。同时，也儿吉尼还修建了四贤祠，祀奉史禄、马援、李渤、鱼孟威4位贤人，使之成为彰显灵渠厚重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也儿吉尼在桂林任职十余年，重兴礼教，营建学宫，修浚灵渠，架设桂林阳桥，修缮舜祠，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兴安四贤祠旁建了一座“黑神祠”以祀之。

严震直修渠留诗

严震直（1344-1402），初名子敏，字震直，明代乌程（今浙江吴兴织里镇骥村）人；明代名宦，累官至工部尚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出使安南。是年，广西南丹、龙州等地少数民族起义反明，明王朝决定派兵镇压，委派已经罢官归家的原兵部尚书唐铎为广西参议，谋划征讨事宜。

唐铎途经兴安，见灵渠年久失修，无法运兵运粮，就向朱元璋建议修复灵渠。朱元璋便敕令“坐事降为御史”的严震直修渠。

边关军情紧急。严震直接旨后，一面亲自沿渠考察损毁情况，调查了解历代灵渠损坏的原因及修缮的方法，一面提前准备修渠材料，征集修渠民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动工维修，同年十一月底告竣。严震直主持的这次维修，共征集民工9110名，投入72880个工日，用去石板28130块、桩木15500根、石灰337450千克，重修了大天平、小天平共长42米，为了增加南、北二渠的水量，将天平加高了1米，加宽了18米；疏浚渠道17000多米，修复陡门36座，修水涵24处。

严震直快速完成这次灵渠的修复工程后，明朝大军及粮草经过灵渠南运，边境起义很快被镇压。洪武三十年（1397年），严震直因修渠有功升为右都御史。对此，严震直有感而发，写下一首《筑兴安堤》：“岭外河堤筑已坚，促装归去去朝天。桃花满路落红雨，杨柳夹堤生翠烟。黎庶勤劳功幸就，清朝治化德为先。老臣自愧恩无报，但祝皇图亿万年。” 陈元龙浚渠购田 陈元龙（1652-1736），字广陵，清代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五十年（1711年），陈元龙任广西巡抚，在广西任职7年，政绩卓著，贪官怕之．百姓爱之。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灵渠遭遇特大洪水，大、小天平坝以及飞来石附近的渠堤倾决殆尽，36座陡门仅有14座留有遗迹。为百姓生计，舟楫往来，陈元龙亲自督修灵渠。为完成此次修缮工程，陈元龙亲率官员捐俸金1200两。其主要功绩是：将大小天平上原来横置的巨石改为龟背状，将平铺的鱼鳞石改为长条石直插，以增强其抗洪能力；修整了尚存的14座陡门，原来已经废弃的22座陡门修复8座；疏浚航道，将自兴安北乡河口至灵川大河脚盆滩之间“所有滩石凿去殆尽”。陈元龙不仅完成了清朝初年的灵渠大规模的一次维修，而且还用余款购置渠田，渠田收入用作渠道管理者渠目、渠长的薪俸，做到有人管渠、有钱管渠，从而保障了渠道畅通。 鄂家叔侄缮渠留名 鄂尔泰（1677-1745），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清代镶蓝旗人，康熙举人。雍正八年（1730年），鄂尔泰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时，与广西巡抚金供奉旨“发帑”重修灵渠。其主要功绩是修补了18座陡门和渠堤，凿去渠道中滩石149处，修建海阳石堤一道，长253米、高2米、宽约4米；在北渠建回龙堤作泄水天平；另修一道护内堤，在此渠下游挖支渠一条，长约240米、宽约10米、深约5米，用以泻洪。 鄂昌（1700-1755），清朝大臣，西林觉罗氏，鄂尔泰之侄。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广西巡抚时，曾主持疏导灵渠河道约1940米，并维修大天平、小天平，泄水天平、铧堤；加固了堰坝53座，渠堤24处。鄂家叔侄因先后修缮灵渠有功而留下千古美名。 查氏父子勘渠题字 查礼（1716-1783），原名为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清顺天宛平（今北京卢沟桥）人，清朝大臣。乾隆年间，查礼补庆远府（今广西宜州）同知。乾隆十八年（1753年），擢太平知府；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三年间（1750-1758）在广西任职，建师江书院并亲自授课，在太平府设学政行署；乾隆十九年（1754年），奉旨协两广总督杨应琚修灵渠，其特殊使命是“勘陡门之圮败，探江源之巨细”，为修复灵渠“勘工估费”。查礼在兴安历时半年有余，颇尽心力，探湘漓之源，考察沿江支流、干渠。修渠期间，查礼忍受爱女夭亡的悲痛；为尽快修复灵渠，“惟恐时事急”，曾独自在兴安度过春节，“无人进椒酒”。

查礼当年除了勘工协修灵渠，还在灵渠飞来石上留下苍劲有力的“灵渠”题刻，撰有“复修灵渠记”“漓水异源辨”等文，写下有关灵渠的诗词40多首，数量之多在古代名宦骚客中极为罕见。其中一首《画湘漓江源图》是他在奉旨修复灵渠勤勉工作的缩影：“山光水色岂虚无，眼底纡回象壑殊。昨探湘漓源已得，挑灯连夜画江图。”

查淳（生卒年不详），查礼之子，字厚之，号梅舫。幼时随父至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查淳由贡生累官至知平乐府；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移知桂林府。其父查礼曾奉旨参与修浚灵渠，探查湘漓之源。查淳为了却父亲的遗愿，距父亲在飞来石题“灵渠”二字36年后，题写了“湘漓分派”四字，立碑于铧嘴之上，成为灵渠著名的石刻。

谢启昆新法筑堤

谢启昆（1737-1802），字良壁．号蕴山，清代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嘉庆五年（1800年）擢广西巡抚。他过灵渠时，见海阳堤坍塌近百米，堤内民田被淹，堤外河流浅涸。次年，谢启昆便捐俸修渠，仿照浙江修海塘用“竹篓囊石”之法，镶筑海阳堤，以除水患。“堤成，河流深通，民田俱得耕种。”“旧铜船过陡河必一月，至是三日而毕”谢启昆任广两巡抚期间，政绩卓著。他博学多才，治学有方，有《修陡河海阳堤奏》《树经堂集》《广西通志》等著作传世。 张运昭“三修”成“贤令”

张运昭（生卒年月不详），原名应昭，字卓云，贵州息烽县人，清代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兴安久雨，湘江水位猛涨，冲垮灵渠南陡至飞来石一段石堤，铧嘴、大天平、小天平也严重损坏。河水改道，渠道干涸，船舶停运，农田无水灌溉，城内居民饮水困难。同年十月，张运昭任兴安知县后，遍访乡绅百姓，询问兴安要情，得知兴安最急需办的事情为“三修”：修灵渠、修城墙、修县志。灵渠是湖南至两广水运枢纽，为国计民生之依靠，张运昭将修灵渠列为“三修”之首，并慷慨捐出薪奉，又请地方大户和江西、湖广客商捐资，动员以工代赈。当年11月动工，次年秋竣工，灵渠恢复了航运，解决了农田灌溉和县城居民用水问题。这是灵渠修缮史上唯一一次由知县负责，且不摊派民众捐款，完成工期较快的大修，兴安百姓无不称赞。张运昭针对乾隆五年（1740年）版的《兴安县志》，聘请在家守孝的兴安籍进士，时任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的蒋方正为总纂，重修了一部资料更为翔实可靠的《兴安县志》，共18卷；任职期间还积极办好漓江书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注重“养士爱民，诘奸除莠”，被人民称为“贤县令”。

李秉衡竟全功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辽宁省大连庄河市人，是位颇有影响力的晚清重臣，初为县丞，继擢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李秉衡升为冀州知州；两年后又升为永平知府。清光绪十年（1884年）移任广西按察使（巡抚）。法军侵越犯边时，李秉衡主持龙州西运局，次年与老将冯子材分任战守，抗法保疆卫国，取得谅山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年），兴安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海阳河水位暴涨，将灵渠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陡门和北陡门全部冲垮，李秉衡请旨重修灵渠，并且作出决定，除将上述损毁工程全部予以修复，还将灵渠社公坝及新陡海底等工程都彻底修缮，以竞全功。

李秉衡主持的这次维修，是自明洪武年间严震直修渠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灵渠修复工程，它奠定了近代所见灵渠的规模和形制。其主要功绩是：将铧嘴改建在原址下游30丈（约100米）处；大、小天平采用叠石法加固，叠石如鱼鳞状，均排密布以灰泥接缝，外以巨石覆盖；修理陡门、加固石堤、凿去暗礁；除了对原有的22座陡门进行维修，还新建滑石、鸾塘、牛角等3个陡门。光绪十三年（1887年），洪水损坏部分灵渠的大小天平坝和3座陡门，李秉衡又下令修复，为灵渠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和民国三十六年（1946年），兴安县县长田良骥和灵渠修建委员会先后对灵渠的大、小天平，秦堤，塘桥桥墩等处进行了修缮，为灵渠的永续利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灵渠迎来了新生，不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两次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灵渠的维修保护，历经沧桑的灵渠，正以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姿态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