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灵渠的陡门与陡军传奇

灵渠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境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灵渠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北渠、陡门和堰坝、水涵等构成，蕴含着古人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特别是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陡门设施，使得南来北往的船只能够穿越崇山峻岭，书写了世界古代水运交通史上的奇迹。基于陡门的管理和维护，又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伍——“陡军”。这是千古灵渠形成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引人注目。修建于距秦朝900多年后的唐代，位于今桂林市临桂县境内的桂柳运河——相思埭，也修筑了陡门，并有陡军来管理，足见灵渠的建筑模式对陡河开凿建设的深远影响。 灵渠陡门——“世界船闸之父” 陡门，古又称斗门，是灵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着壅高水位、蓄水通航的重要作用，是灵渠古运河水上交通的一大奇观，极大地提高了灵渠的蓄水和通航能力。灵渠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陡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故灵渠的陡门被称为“世界船闸之父”。

从现存陡门来看，其结构如下：两岸的导墙用条石砌筑，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有半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和伞形等，以半圆形为主。陡门两边间距约6米。

古人是如何闭启陡门（即塞陡蓄水与开陡放船）的，古代一些文献里有简单的记载。宋代静江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书里说：“六十里间，置陡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之，俟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渠内置斗门三十六，每舟入一斗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从这两段话我们可知，在灵渠里行船，由于水量不够或逆水不能航行时，就需要利用陡门来蓄水以满足航行需要。船只进入一个陡门，就塞陡蓄水，待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开陡放行，船只就可以顺水而行。如此这般，船只可以依次渐进，上下航行，不怕山坡，不怕弯曲。灵渠是一条越岭运河，高低不平，弯弯曲曲，不像大运河、郑国渠那样穿行于平原地带，因此，古人发明了陡门这种船闸式的水利设施。由此，周去非感叹道：灵渠使秦始皇成为万世之民的英杰，史禄也是万古流芳的人杰！

明代崇祯年间，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曾经来到兴安县考察山水人文与民俗风情，亲眼看见灵渠闭启陡门的场景，把它写进《徐霞客游记》中：“西三里抵三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三里桥边有一座陡门叫三里陡，还有货运码头，是兴安灵渠盐运的重要中转站与驿站，这里船只众多，贸易繁忙，吸引了徐霞客。徐霞客在这里观看了陡门闭启的全过程。当时经过灵渠的船只不是小舟，而是“巨舫”（大船）。灵渠到这里，水量已经很小，是”细流成涓”，大船航行靠的就是陡门。徐霞客还告诉我们，当时塞陡堵水的工具有“箔”，即竹帘子，“去箔放舟”即开陡放船的方法。

根据采访陡军后裔和观看陡门闭启演示过程记录，我们得知现在闭启陡门的工具有陡杠（大小3条圆木）、杩槎（三角状木马）、水薜（竹薜）、陡簟（篾席片）以及斧头（敲开陡杠用）、绳索（用于捆陡杠等物）等。陡门的闭启程序是：关闭陡门时，先将小陡杠的下端插入陡门一侧海漫（河底）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另一侧石墩的槽口中；再以底杠的一端置于墩台的鱼嘴（鱼形石孔）上，另一端架在小陡杠下端；再架上面杠。然后将杩槎置于陡杠上，再铺上水簿、陡簟，即将陡门堵塞。等水位增高宜行船时，用斧头将小陡杠敲出槽口，堵陡各物件即借水力自行打开，船只即可逆水往上游航行或隧下泄水势向下游前行。有了陡门这种设施，灵渠就能浮舟过岭，上下贯通，成为古代航运的一大奇观。

灵渠陡门始建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无定论。据有关文献记载，有四种说法：一是始建于秦代，为史禄创建；二是始建于汉代，为马援创建；三是始建于唐代，为李渤创建；四是建于唐代以前。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清道光《兴安县志·舆地》（以下简称道光县志）卷三“水利篇”引范成大《铧嘴诗叙》：“铧嘴在分水塘，秦史禄所作，迎海阳水叠石为坛，前锐如铧，冲水分南北，下为湘漓二江。”这段话告诉我们，范成大认为铧嘴是秦史禄修建的，并描述它的分水作用。宋代《太平寰宇记》说：“唐李渤叠石造堤如铧嘴状，劈分二水。置石陡门各一，使制之，在人开闭。开漓水则全人于桂江，撬桂江则尽归于湘水。”《太平寰宇记》认为铧嘴和陡门是唐代李渤修建的，有人负责陡门的开闭；也说明了南北两座陡门的重要作用——协助铧嘴分水南北。从这两座陡门的作用主要是分流，而非为了行船来看，恰恰说明陡门从灵渠始建时就应该有了，否则，就无法解释唐代以前的千年岁月里，灵渠是如何分水与通航的。

铧嘴、大小天平、南北陡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共同发挥灵渠分水的重要作用。“天平石：自铧嘴分水下流筑天平石以障之，北为大天平石，即北陡湘水正流；南为小天平石，即南陡湘水分流为漓。陡河功用之要，以铧嘴、天平石为最，二者崩坏则湘水无涓滴人漓，而田庐皆受其害矣。”这是道光县志在记录“天平石”时表达的观点。铧嘴、天平石、南北陡应该是同时代修建的，铧嘴的始建年代就是陡门的始建年代。道光县志对此还有一个“案“语，认为铧嘴既然分水湘漓于秦代，那么铧嘴创建于史禄无疑，李渤只是因秦旧迹而修复了灵渠。陡门应该始创于秦代史禄，特别是南陡和北陡这两座陡门，应是最先修筑的灵渠陡门。清乾隆《兴安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县志）记录史禄的事迹，说他“置陡门三十六，使水积渐进”。道光县志卷十五“宦绩”在记录史禄时，也是把凿灵渠、建铧嘴、置陡门归功于史禄，它引用《粤西文载》的材料，并引用乾隆县志的记录，说汉代马援接着疏通灵渠，“皆禄遗迹”。而在马援、李渤、鱼孟威等人的宦绩中，都没有创建陡门等事迹记录。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兴安知县梁奇通在《创建秦监郡史公祠碑记》一文中，称赞史禄为“人杰”，“智力卓越千古，直可缵大禹之绪而成补天之功”，与“女娲炼石补天”相提并论，“功不在李冰下”。所以，他以“史公为开陡之祖”为由上奏朝廷，在分水龙王庙右侧，建了专门的史禄祠，名史公祠，于八月择吉日迎史公神像人祠祭祀，受到百姓和官员的一致欢迎。可惜，史公祠今已毁无存。

关于东汉马援创建了灵渠的陡门一说，据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全义县（即今兴安县）湘、漓二水分流处，相传日：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回互，用遏其冲，节斗门以驻其势。”马援曾经于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率军南下平定交趾叛乱，途经灵渠，率士卒疏浚了灵渠，记载显示他修建了灵渠陡门，但没有说他是始创。

史料中最早有关陡门的文字记载，是唐咸通十年（869年）鱼孟威的《重修灵渠记》。据记载，唐宝历初，桂管观察使李渤主持重修灵渠时，“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行舟。遂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注”。斗门即后称陡门，这说明灵渠陡门在唐代之前已经产生，但是，这时的陡门是“间散木为门”，不牢固，没有经历多少年就毁坏了。唐咸通九年（868年）九月至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鱼孟威重修灵渠时，陡门已增至18座，并改变了李渤建陡的方法，“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十八重，切禁其间散材也”。灵渠经过这次重修之后，“虽百斛大舟，一夫可涉”。唐代，修建陡门用的主要是木材，为“木陡”，经历了从“散木”到“坚木”的发展过程。

宋嘉祜三年（1058年），担任广西提点刑狱的李师中重修灵渠时，“燎石以攻”，将灵渠河底的礁石等全部清除，修复唐代修建的18座陡门，又增建了18座陡门，共计36座。“成废陡门三十六，舟楫以通。”（李师中《重修灵渠记》）但是，李师中修复与重建陡门用的是什么材料和方法，史料中无具体记录。自此之后，灵渠陡门基本上保留着这个数量，兴安民间有“三十六陡过兴安”的古老说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也儿吉尼重修灵渠时，以鱼孟威为榜样，学习借鉴他建陡门的优点，用双层巨石沿堤岸一块紧扣一块地砌筑，再往石缝回填土料，将土料夯实砸紧，然后用碗口粗的松木密集地一排一排地竖立坚扎，以巩固石堤和石陡。陡门不仅比原来的坚固，形状也更美观。这次的陡门修筑，采用的是“石土木结合”之法，以石料为主。可以说，也儿吉尼实现了从“木陡”到“石陡”的重大飞跃。现在我们看见的明清以来的陡门，都是石料陡门。

通常人们所熟知的灵渠陡门数量是36陡，其实由古至今，陡门的数量也有改变，至清代嘉庆年间，“不可改易者三十二陡”（赵慎畛《重修陡河记》），也就是说，依据清道光《兴安县志》所画“陡河图”，其32座陡名如下：北渠5座，依次为北陡、湾陡、晒禾陡、何家陡、半边陡；南渠27座，依次为南陡、大湾陡、祖湾陡、太平陡、铁炉陡、和尚陡、三里陡、印陡、大路陡、军嘉陡、霞云陡、黄泥陡、沙泥陡、门限陡、十四陡、十五陡、十六陡、嘏蟆陡、新陡、牛路陡、灵山陡、星桥陡、竹林陡、青石陡、小陡、大陡、牯牛陡。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灵渠陡门仍有35座。

据兴安县文物部门在1975年的调查可知：历史文献中先后有记载的陡门共37座，其中，北渠5座、南渠32座，至调查时保存完整或大体完整的尚有13座；1977年又重建了一座北陡；其余诸陡仅残存若干基石。最近10年，兴安县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又修复了几座陡门，现有陡门的数量是27座，这就是目前灵渠陡门的现状。

灵渠因为有众多的陡门，故又叫陡河或陡江。清乾隆《兴安县志》有载：灵渠“俗以其有七十二湾、三十六陡，因名陡河”。赵慎畛《重修陡河记》说：“唐李渤立陡门十八以通漕运，陡河之名自此始。”据考，明清时期使用“陡河”之名很普遍，使用“陡江”的比较少。

据考察，灵渠陡门上竖立有陡门名称标志的石柱，叫“将军柱”，如祖湾陡、沙泥陡、门限陡、十四陡、林山陡、星桥陡、小陡等，有些石柱上刻有重修的年份，如门限陡。现已发现的灵渠将军柱共计有8条。

灵渠陡军——古运河管理的“千古传奇”

2000多年来，灵渠及其陡门等都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不断保护与修缮，故得以延续至今。在保护与管理灵渠的漫长岁月里，产生了“陡军”这一独特的管理队伍，并伴随着灵渠千百年的流淌而存在，一直到灵渠的航运作用被公路、铁路取代，陡门退出历史舞台时才逐步消失。

最初的陡军是开凿、守护灵渠的兵卒，后来成为守护灵渠陡门并领取“工食银和米粮”的水利管理人员。陡军最早出现在哪个年代尚无定论，目前最明确的是，明代就有一支叫“陡军”的队伍。据季家屋场村古碑的记载和村中老人的口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代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通修灵渠后，其姓季、颜、宿3位部下奉命留下守护陡门，颜氏启祖安置在县城，季氏启祖安置在县城以西（后迁居今属福在村委管辖的季家屋场村），宿氏启祖安置在县城以南（今属福在村委管辖的松树山村）。季、宿、颜3人结为兄弟，视同一家，互不通婚。他们既是灵渠的建设者，又是灵渠的管理者。其后裔继承祖业，守陡护渠，“领俸禄食皇粮”，“世世不改”，沿袭550多年，为灵渠的维修、管理、守护立下了汗马功劳。

古代文献资料对陡军的记录也有不少，迄今发现最早的记录是在明代，最多且最系统的记录在清代。

据明永乐四年（1406年）黄福在《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载：兴安白云驿“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这里所说的“军”，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军。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录，据此推算，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72人以上。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陈元龙捐俸修灵渠，修复陡门22座之后，余下的银两用于购买大湾陡附近的渠田20多亩，作渠目、渠长工食，并添设陡夫12名，于兴安县民壮项下给工食（陈元龙《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这片渠田，兴安人至今还叫它“渠田垌”。康熙年间不仅添设了陡夫，还设置有渠目和渠长来直接管理陡军，可以说，它是今天“河长制”的雏形。

在古严关下，现存有一通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万古沾恩》石碑，记录了灵渠陡军的职责和陡夫的数额（30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有关陡军记录的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