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胡人俑与贡道的外国使臣

兴安，地处湘桂走廊的重要节点；灵渠，是其中的咽喉锁钥。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横扫六国完成海内统一后，发兵将岭南纳入版图。秦军南下，为解决军需物资转运而成功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连接了长江与珠江水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由南疆海岸通往中原的黄金水道，继而发展成为外国使臣进京朝贡的新贡道。

田野调查为发掘汉墓收集情况

1982年初，我有幸调入兴安县文物管理昕工作。进入单位后，有机会跟随广西考古队的专家蒋廷瑜一同前往田野考古调查及科学考古发掘工作，收获多多。在我的记忆中，时常浮现第一次外出考察的情景。

1982年清明节当天，广西考古队队长蒋廷瑜带着我，乘坐班车来到了溶江镇的莲塘村。该村周边黄土山坡上发现了上千年的古墓，因而该处在1963年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对保护区的古墓情况进行田野调查。来到莲塘村，小道旁随处可见一个个的土堆，地面也不时可见一些汉代的青砖。蒋廷瑜告诉我，这些基本上都是汉墓，我好奇地问道：“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汉墓？”蒋廷瑜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起了这里的基本情况以及古代的丧葬习俗：我们所在的区域是一片东面是灵渠，西面为大溶江，南边不远就是二水汇合之处的三角地带。在这3平方千米左右的区域内，有4处可能是秦汉时期的古城址，传说是秦始皇当年开凿灵渠时修建的，统称秦城遗址。对于秦城遗址，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汉代盛行厚葬，这一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墓葬坟丘高大、墓室种类多，随葬物品不少是埋葬者生前实用品（或者仿制），“器用如人生”。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墓一号坑仅土方就达2万立方米，防潮用的木炭有万余斤，出土文物1300多件。灵渠石马坪汉墓群当中所发现的个别大一点的砖室墓也相当于一座小房屋的规模。汉代盛行厚葬造成了社会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却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少具有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

石马坪汉墓群位于通济古城的北边，据当地老百姓说，当年驻城的将士多数是北方人，他们不忘自己的故乡，因而死后埋在了城北……时间过得真快，不觉中有陆续鞭炮声传进耳里，原来是村民在为自家的祖坟扫墓。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清明节能在石马坪汉墓保护区为保护文物作贡献，我心中油然而生一丝丝的骄傲。

我们这次的田野调查，对石马坪汉墓保护区范围内古墓的遗存情况，以及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无意识遭到破坏的古墓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之后1983年开展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灵渠岸边汉墓中出土胡人俑

1983年，广西考古队与兴安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由考古队队长蒋廷瑜领队，带领我们对灵渠岸边的石马坪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器物，其中一件泥质陶盘坐俑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时间虽然过去了近40年，但当时发现这件陶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这是一座汉代的砖石结构墓葬，在这座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铁器和陶器，左边（西边）的耳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陶制人物塑像。这是在这次发掘中出现的唯一一件人物造型的陶器，大家倍感激动。兴奋之余，待同事用竹片仔细地清除周边的泥土，再用毛刷刷干净陶人上面的杂物，轻轻地将其捧出。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件高鼻子、大眼晴，具有典型的海外种族特征的陶俑。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蒋廷瑜是岭南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件胡人俑，并告诉我们，这件胡人俑的出土，证明汉代已经有外国人在灵渠两岸生产、生活。虽然这件陶器不如青铜器那么具有经济价值，但其研究价值却是巨大的。

在《广西考古文集》的《兴安石马坪汉墓》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泥质陶盘坐俑。左腿向内横屈，右腿屈膝垂立，双臂下垂，左手按在左腿上，右手按在右膝上。手、脚刻划出五指五趾。头顶缠带，似顶有一物，已失。高鼻、深目、扇耳，刻划有髭须。胸有双乳突，腹部刻长毛。背脊内凹，亦划长毛，腹内空，器表涂黑灰。高18.5、横宽13.2、纵宽10.5厘米。”

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安县境内的胡人俑又有新的发现：兴安博物馆（2022年升格为灵渠博物院）陈列的20世纪70年代从八仙坪出土的器物里，有头戴三角帽特点的唐代粟特人；2018年，在石马坪汉墓群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胡人俑。这些发现说明汉代时期灵渠两岸与海外的联系不是个例。有资料显示，粟特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人是一个独特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各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使者。粟特人经商，主要是从中原购进丝绸运到西域，又从西域带来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宋代的《南部新书》记载长安的“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出也，唯胡人辨之。”这种珍贵的蚌珠完全有可能是粟特人从广西合浦购人后，通过灵渠带往京城西安。粟特人俑的出现说明了海外不同地区之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在灵渠流域是常见的现象。因此，胡人俑的出现至少说明了3点：第一，胡人俑的出土地点在灵渠旁边，说明当时海外的交流经过水路已经到达灵渠周边；第二，汉唐均发现胡人俑，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期有国外文化在这一区域交流；第三，过去在沿海与中原都有胡人俑的发现，但是，对外国人经过哪些渠道进入我国内地尚不明了，这件1983年出土的胡人俑至少说明，灵渠是汉代海外文化传人中原的途径之一。

胡人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兴安县境灵渠两岸出土的陶胡人俑仿佛是在向我们娓娓讲述海上丝绸之路中灵渠纽带作用的故事，阐明灵渠连接中原与沿海及海外这条通道的作用。

外国使臣奉命朝拜分水龙王庙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贡道上，灵渠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遗存不少外国使臣留下的真实记录。其中，位于灵渠渠首岸边的分水龙王庙，更是倍受越南使臣的崇拜。

清道光《兴安县志》记载：“分水龙王庙，在分水塘侧，祀龙王暨伏波将军……岸西断碑万历己丑建。”由此可知，分水龙王庙在分水塘侧的西岸，有碑文记载的是明代已建，庙内祭祀龙王和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兴安县志·祀典》记载有祭龙王庙文：“维神九天分职，主宰兴安湘江，效顺漓水，恬澜灵渠十里，玉带团峦，运输灌溉，恩溥德漫。兹当春秋仲致祭庙坛，神其来格，鉴此寸丹，尚飨。”

分水龙王庙，不仅历史悠久，影响力也很大，不少的越南使臣在他们出使中国的笔记中都提到过它。如越南使臣黎贵悖，太平延河人，官至翰林承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使中国，著书《北使通录》，内中记录了当时过灵渠的情况：

十一月初二日，行三十里，酉至塘家司驻。由此以上水道渐狭，仅容一舟。

初三日，行十里，经花朝桥船下帆柱，未时至分水祠敬祭。

维

乾隆二十六年岁次辛巳，十一月乙未朔，越初三日丁酉，安南国贡使陈辉泌、黎贵悖、郑春澍等谨以牲、酒、褚、币等物，敢昭于天朝广西省湘江分水大龙王尊神曰：有敬必告礼也，兹陪臣等奉国王命、赍进岁贡，及奏事表文仪物事竣，奉旨回国，经由水路，令抵桂林府兴安县地方，以本曰进行，事关敬谨，爰具菲仪虔告，伏望鉴临，不远相佑曲垂，俾陪臣及行人随人等，命位平康，身体躬健，雨晴风顺，星槎稳进于水程，事济功成，使节荣旋于南国，实赖尊神保护之大德也。谨告。

从黎贵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冬天，安南（越南旧称）贡使陈辉泌、黎贵悖、郑春澍等出使中国，从北往南回返的路上，乘船走水路进入兴安县境内。第二天，他们到达兴安县城，带上牲、酒、褚、币等，往分水祠（分水龙王庙）拜“广西省湘江分水大龙王尊神”。因此此次一行，不仅仅是对神龙的崇拜，还是“奉国王命”行事。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因越南阮朝明命帝去世、宪祖登基，阮朝李文馥以礼部右参知充使部正使奉命出使中国，著有《使程志略舯》等。农历五月十四日，李文馥至兴安县城，稍近暮泊，著《告龙王文云》：“告于天朝广西省分水岭大龙王尊神日：由漓人湘，渠浅道修，重湾不历陡，两水分流，崇祠一座，浩气千秋，惟诚之寓，芹殂可羞，灵光不远，点护行舟，利有攸济，实赖神庥。”

优秀农耕文化的对外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不仅仅是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物资的交流、商品的流通，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东西方优秀文化的传播。灵渠在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公元前214年，灵渠开凿成功，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连接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中原文化不断地经过灵渠传到海外。到了唐代，经过李渤、鱼孟威的两次大修后，“百斛大舸，一夫可涉”，数吨重的大船，只需一人之力便可驾驶从灵渠经过，运输极为方便。明代，徐霞客在游记中这样描述：“出城，西三里抵三里桥，桥跨灵渠……时巨舫鳞次……”可见当时经过灵渠的大船非常之多。

清道光五年（1825年），越南使臣黄碧山随着使团北使中国，写下所见所闻的《北游集》，其中的《、诉陡记见》所记：“兴安县界，由灵渠诉流而上，舟经凡十七桥，此渠乃秦时所凿……两岸土人筑石坝翻车引水人田，其俗多以石灰撒田间以除虫蝥贼。”清道光九年（1829年），邓文启以郎中充如清乙使，著有《华程略记》，书中记载：“灵渠，凿自秦代。两岸砌石筑陡，如两弓对之状，以备畜水……居民作水车，取渠水以灌田，视若跳跃状。”清光绪二年（1876年）越南使臣潘辉注出使中国时，所见所闻记录书中，如灵渠两岸“多作水槽，置翻车（翻车即水车）运水以注田，以山石烧成灰，撒在田间，可倍收谷粟”。

从以上越南使臣的文献记录可以看出：他们非常注重中国传统优秀的农耕文化。灵渠两岸的农耕文化，特别是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在灵渠周边几十公里的晓锦，就发现了大量石器时代的稻谷。兴安境内战国晚期的秦城遗址，发掘出不少农用铁器及水井，无疑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长期的生产实践，加上人类的智慧，灵渠周边的农耕在利用水位落差提水灌溉时，还利用周边丰富的木材资源与石灰石，烧制成石灰用于农业等，为水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越南使臣在北使过程中，看到当地农民种植水稻时，利用水位落差制作水车而自动提水灌溉，确保水稻的水旱无忧；将石灰撒入田间，可以杀死害虫，提高土壤质量，“可倍收谷粟”。这些优秀的农耕文化被越南使臣记录后带到他们的国家，是中国优秀的农耕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朝廷拒见不走贡道的外国使臣

灵渠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是沿海到中原的重要节点，也是东南亚属国使臣进京人贡的贡道。从历史上数十次越南使臣进中国的记录看，他们大多数经过兴安县境内，走的都是水路，通过灵渠往返。特别是明清时期，灵渠成为专用贡道的必经之地。

对于贡道，中国朝廷立有规定。如《明史》记载：“安南贡道，故由广西”“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明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安南使臣从海路经广东入贡，明太祖朱元璋大怒，拒绝接受入贡。正统元年（1436年），安南使臣又拟从云南人贡，朝廷明确“安南贡道由广西”及“云南非贡道”，对其严责。到了清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再次明确“议准安南贡道由广西”。朝廷的规定使得湘桂走廊中的兴安县境成为安南使臣的必经之地，灵渠成为大多数使臣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

灵渠自开通以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是中国历代王朝钦定贡道上的重要节点。灵渠两岸沉淀了众多的文献与文物，文章中提及的二三事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亦可见证灵渠存在的意义重大和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