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书法印象

2021年，笔者在朋友处看到《李济深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和《李济深诗词对联选》（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等文献资料，内有李济深的题词、手札及书法作品约20幅。因之前看到的李济深书法作品都是《爨宝子碑》风格，心里也曾揣摩他的日常手札会是什么样的风格，所以，当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时，笔者逐一拍照，仔细品味其用笔、结体和章法的特点。李济深的早期题词和手札或以草作楷，或以隶作楷，古朴浑厚，舒展率意，更接近《石门铭》的风格。由此可见，李济深平生对南北朝时期的刻石有读帖或是临习的经历，只是注意力相对集中于《石门铭》《爨宝子碑》。

早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在李济深的亲侄、苍梧县政协原副主席李煜平家中见过其真迹，在李济深故居也看过其书法作品的影印件。李煜平告诉笔者，这是他在中央美院读书时，李济深写给他的。这幅书法作品取法《爨宝子碑》，学书法的人多知其精妙。笔者当年只是感觉该书法与《爨宝子碑》很“像”，并不知道如何通过笔墨线条和书写内容去思考分析一幅作品。

李济深（1885—1959），广西梧州市人，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好文善书，师从国学家肖隐美研习国学，是伍观淇、梁漱溟等组织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讲学会最忠实的听讲者。他对文化人士十分尊重，对珍贵文物十分爱护，革命战争时期，曾尽己所能保护了一批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和珍贵文物。李济深享有“儒将”之誉，读书、赋诗、挥毫是他的“三余”乐事，柳亚子称他“将军饶有书生气”“以武人而娴文翰”。

李济深的书法习碑而成，师法高古，足见守正之风。这约20件题词、手札和书法作品，大多可见《石门铭》或《爨宝子碑》的影子。如他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所书的孙中山先生遗训“为民前锋”、为《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月刊》题写的刊名以及日常书稿，又如他有感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演习而书的自题词手札《望海潮》，开阔恣肆、结体奇纵，笔用中锋、沉着含蓄，偶见露锋用笔，偶舒“长枪大戟”，或以草作楷，或以隶作楷，可见《石门铭》的影子；他为儿子李沛金所书的《七诀》、欢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自题词《沁园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的题诗、重书自题诗《纪念黄花节》等，朴厚古茂，率真硬朗，则承《爨宝子碑》。1958年，他为香港《大公报》复刊10周年题词：“卓哉大公报，笔战序前列。正义撞洪钟，言论殊正确。人民振喉舌，报道尤翔实。祖国日繁荣，民族大团结。国际声望高，唯一新中国。家乡好景象，个个丰衣食。跃进再跃进，生产更生色。艰苦矢奋斗，十五丰功绩。引领海天遥，光荣纪念日。为国扬雄风，发挥无限力。”观此题词，实是心手双畅所至，犹可管窥《石门铭》《爨宝子碑》两碑的神采。

可以说，李济深一生把《石门铭》《爨宝子碑》两碑奉为圭臬。有人据此认为李济深曾师法康有为（康有为极为推崇《石门铭》，甚至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其列为“神品”），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过去，但凡读私塾的人大都会接受传统文化的开蒙，包括书法。李济深出生于“亦耕亦读”之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都以教书为业，学习诗书更在自然之中。虽然清朝碑学兴起，但学堂仍以馆阁体教育学生。然而，李济深早期的作品，全无馆阁味，相反，“碑”味浓酽。有关资料表明，南北朝时期的刻石，包括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已为世人所知的超过2000多方，笔法和形态可谓千姿百态。这些碑拓，李济深过目不少，心摹手追也不少。随着阅历的增长、修养的渐进和认知的改变，李济深不断地自我否定和修正自己的追求，最终专注于一碑。这种否定和修正，不仅体现在书法上，也体现在人生追求上。正是这种敢于自我否定和修正的守正求真态度，才有了他后来联共反蒋抗日，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共谋建国大业的行动和作为。

李济深的书法作品，笔法之间可感刚强之志。历史长河，碑贴双修，法书（即作为书法范本的字和书法）琳琅，风格各异。其中南北朝的刻石，整体上看风格多样，笔法古拙劲正、遒劲雄强、有方有圆；结体精美绝伦、变化无端，存汉隶遗型；风格有沉着劲重、端方峻整，有峻骨妙气，有峻宕奇伟。出土于云南的《爨宝子碑》全以方笔写成，健强峻峭，古朴天真。李济深游目千载，追秦篆、觅商金，摹汉隶、临魏楷，最终找到了心仪，实则是合于眸、契于心、切于性、合于情。曾有学者从“心之所发”“运之为字迹”（明项穆语）的观点出发，对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出身和曲折的仕途经历与其书法比照研究，认为其森严整饬、险绝峻拔、紧抱中宫等书法特点正是其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封闭自守个性的体现，其起笔的锐角露锋，更是对外防范潜意识的流露。纵观李济深的一生，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被蒋介石以“湘案”为由扣留在南京汤山，先后3次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然而，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3天和第6天，他便两次向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何应钦、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各军总指挥、各省主席连发两封电报，说明时局形势，表明立场态度——“惟际兹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李济深自述》，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此等胸谋大义非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之极者所不能！正是一生起伏跌宕的经历，锤炼了李济深负重沉潜的毅力和忍辱前行的决心，成就了他敦厚刚毅、坦荡无私和大义凛然的品格，这种品格契合《爨宝子碑》朴厚古茂、率真硬朗的风格。反映在其书法作品上，则是用笔斩钉截铁的劲健有力和中锋行笔力透纸背的沉稳刚毅，就算是日常手札，虽以草入楷或以隶入楷，然每一用笔的起、收、行均交待得清清楚楚，从不拖泥，非常沉稳淡定，精神面貌跃然纸上，给人凛然不可犯的感觉。

李济深书法作品的结体章法，透出大气豪迈。欧阳询的书法取法魏楷，个人曲折的经历和学养，磨砺成其法度森严、稳重挺直、收紧中宫的书法特点。《爨宝子碑》率真、态奇、硬朗，李济深书法较之《爨宝子碑》，结体上因字赋形，依字成方，间架疏密自然，大小匀称，古朴硬朗，端方坚毅；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呼应中规中矩，稳重大气，雄浑一体。这是千万次提按使转的渐修和顿悟后的毅然抉择，是日久的文化濡染和天性磨砺的自然养成，是审美情趣和品德人格的真实反映。李济深的一生，经历过“烽烟罩万壑，不见武陵春”（《乡居感怀》）、“万孔千疮家国事”（《应召上庐山感怀》）的年代。他曾因国土沦陷自己却被委以虚职而长嗟，“可怜责任成虚负”（《国难抒怀》）、“可怜家国无穷恨，绿水青山总不知”（《桂林书感三绝》）；曾因“统兵者不战而循”而直抒胸臆，“年年纪念黄花节，不愧黄花有几人”（《纪念黄花节》）；曾因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而愁叹“生民真可念，孰与挽狂澜”（《离渝还都》）；曾因“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应召上庐山感怀》）而拂袖而去；曾为“同舟共济，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离港北上》）毅然北上；亦曾祈祷“愿望山河归大统”（《路过玉林》），“从兹定太平，无复战争矣”（《登雨花台有作》），“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国庆后写兴》）。诗言志，书传神。从心理学层面说，书法创作是作者诠释个性、心态、情绪、想象和灵感的过程。李济深戎马一生，其刚正不阿的品格，对社会时局的情绪，对家国和民族的情怀，在诗作中有淋漓尽致的反映，也通过其书法中刚毅沉稳的笔画线条、端方刚正的结体和雄浑一体章法得到彰显。这恰恰是目睹国家沦陷、民族受难的赤子，对“祖国日繁荣，民族大团结。国际声望高”理想的潜意识表现。

李济深书法内容与笔墨的统一，可见其人。“书如其人”之说，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扬雄所说的“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此后，历代书家均有相关论述。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贴》之所以成为天下三大行书，除了笔法、结体、章法等技法，关键在于书写内容与笔墨情绪的统一。读者在品读《兰亭序》时，通过遒劲飘逸的书法，能感受到作者文字所表达的豁达人生观；在欣赏《祭侄文稿》时，透过裹锋的使转、浓淡的笔墨、行间的涂抹和艰涩的笔力，能体味到与作者文章表露一致的失去亲人的沉痛心情；在欣赏《寒食贴》时，跟随起伏跌宕的笔墨，能感觉到作者被贬黄州3年的惆怅孤独和苍凉之情。同样，笔者欣赏李济深的书法，在管窥其师承和书法技法的同时，亦可透过作品内容与笔墨，品鉴其真情实趣。李济深的书法作品，内容多为自题诗，大都写于风雨飘摇年代，作品雄健之中透出凝重，正是“可能尺寸为苍生”之心，“几回翘首几低头”之形的笔墨反映；其1949年后的作品，因心境不同，书法的神采也不同。如1958年3月15日他为香港《大公报》复刊10周年所作的题词，端方为主的结体和隶楷融合的用笔，随心随性，实是心之所感，意之所动，笔墨所成，尤其是后面几行，心随文意，笔随心走，越发洒脱，更是“跃进再跃进，生产更生色”“为国扬雄风，发挥无限力”的畅快之情在内容和书法中得到了统一的体现。

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从李济深的书法和其平生经历，笔者深深感受到其伟大的人格，每一笔、每一字、每一幅作品均有其道德、节操、经纶、文章、勋猷之影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