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江淮的路线

唐代的移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突出，而安史之乱时又是唐代人口迁移的主要时期。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战火，北方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而这一时期的南方已经初步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由此北方士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迁。江淮地区是士人南迁的一个重要区域。大运河的水路交通在此前已得到充分发展，北方移民的一部分走大运河的水路到达江淮地区，当汴运受阻时，淮颖道是另一条重要的水路；还有一部分通过陆路到达江淮地区。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江淮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骤然爆发，这场动乱持续八年之久。其间，北方混战，南方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

费省先生在《论唐代的人口迁移》中指出动乱时期的迁移有两个特点：河南、河北、关中等人口稠密区大批人民往南方迁移；战乱结束后人口迁移基本停止，但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南迁没有因为战乱停止而立刻停止。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三卷中就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以及北方移民在南方的分布都做了详细论述。安史之乱时大江南北和河东、陇右都是北方士民重要的避难所，历史文献中记载士大夫的迁移较多，而普通民众也是迁徙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存在上层南迁移民北返的例子，下层人民大多随遇而安定居南方，安史之乱之后经济中心主要是南移至江南，同时北人南迁的一部分滞留在淮南一带，江淮成为安史之乱时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史念海先生在书中考证过长安至扬州的具体走向。葛承雍提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移民规模最大的时期，具有复杂性，但其流向始终是明晰的：官僚士大夫的迁移除了极少数在临近的山险之地，大部分都在江南。大运河是当时沟通南北的重要航道，北方人民南下江淮，必定要经过大运河，李德辉先生提出长安—岭南—扬州是唐代沟通南北的主干线，构成交通三角区。

基于此，文章主要分析安史之乱时北人南迁的背景以及特点，勾勒北方士民南迁江淮的路线，还原当时大运河在南北交通中的关键作用。

安史之乱引发北人南迁的背景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假借清除奸臣杨国忠之名，于范阳发动叛乱，十二月，他迅速攻入东京洛阳。次年（公元756年）六月，长安落入其手，唐玄宗仓皇出逃，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唐肃宗登基后，调遣西北地区的军力，联合回纥展开反攻。这场战乱历经八年之久，直至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之乱才最终平息。

战火弥漫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极大地破坏了北方的发展。在战乱的八年间，东周之地，长久以来陷入敌手，昔日宫室旧殿尽遭焚毁，官府机构亦多荒废，城邑与村落之间，杂草丛生。“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京畿之内居民不满千户，人烟稀少，千里之内一片荒凉，百姓生活困顿，农田荒芜废弃，杂草丛生。“百姓贫乏，田畴荒秽。”战争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关中区域，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百姓苦不堪言。受到战乱的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大片田地因此荒芜，北方地区一片萧瑟。

北方地区在战乱中社会秩序已然濒临崩溃，战火使百姓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唐政府限制和保护编户的法令在战时也已经失去作用，安史叛军深入内地作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南迁。

安史之乱后，北方成为藩镇混战的角逐场。而南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初步开发，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期南方相对安定，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技术先进。因长江的阻隔，战事少且总体破坏规模不大。于是北方居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等事例不胜枚举，当时衣冠南渡的人口之多，可见一斑。

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的特点

安史之乱时是唐代人口迁移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人口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流动。文献中以官僚士大夫的南迁最为明显，他们往往举族而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很多人南迁江淮之后就没有再北归原籍；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也没有因为战乱停止而停止。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有如下特点：河南、河北、关中等人口稠密区的百姓向南方迁移；其目的地主要分为江淮、荆襄和蜀中三个区域。

江淮地区一直处在唐中央的治理之下，经济发达，北方移民大多选择这一地区作为他们的目的地。“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于江淮间”，“多士奔吴为人海”，上文的“叁编户之一”，即北方移民人口已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都反映北方迁往江淮地区的人数众多。北方移民在江南主要分布在长江南岸的苏州、常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地；扬州是淮南区域的中心，拥有运河和长江两大水系，地理位置优越，在这一时期也有众多移民；楚州、和州、滁州、濠州也涌入了较多移民。

由于战后的重建需要大量人力，导致徭役繁重，而此时国家机器暂时崩溃，检阅人口的法令在一段时间内也未能及时实施，所以战乱后一些移民成为“逃户”。

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江淮的具体路线

江淮一带为当时北人南迁的重要地区，北方移民一部分通过水路迁入江淮，另一部分则通过陆路迁入江淮。

隋炀帝广修驰道，开凿大运河，营造东都，发展至唐代逐渐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以重要城市为节点的交通运输网。大运河作为当时至关重要的水路通道，将五大水系紧密相连。而地处邗沟和长江汇合处的扬州，便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是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地。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即汴水），此渠自洛阳西苑起，引穀水、洛水入黄河，并沿着河岸铺设了御道，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物资的转运与流通，“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济渠西连河洛，南达江淮，隋炀帝通过此渠泛舟前往江都。交州、广州、荆州、益州、扬州、越州等地，都因为此渠的开通，商贸往来频繁。通济渠可以说是洛阳到扬州的交通要道，是南北交通网中的重要环节。《来南录》中，李翱详细记录了元和时期，他南下的路线，“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丁卯，至扬州。”当时他的南下路线主要是从汴水入淮，依次经过河阴、汴州、陈留、雍丘、宋州、永城、宿州埇口、泗洲、楚州，最终抵达扬州，由扬州入长江，然后抵达长江南岸的各地。此路线即著名的“汴路”。汴州位于洛阳之东，南通淮上，是江汉交通干线的首段，宋州是唐代水路交通的枢纽，北方移民经长安至洛阳，取道汴水，至汴州，汴州之东是宋州，楚州在官河和淮水交界处，与扬州一南一北，当时一条通过汴水的重要水路经过的重点城市为长安—洛阳—汴州—宋州—楚州—扬州。

安史之乱后，淮颍线重开，成为当时一条重要水路。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中关于颍州的记载可知，颍水由陈州项城县流入颍州，向东流入淮河；唐肃宗时，地处淮南的庐、寿二州刺史张万福，负责押送租赋至京城，途中路过颍州界时遭遇劫掠，大运河东南段受到割据势力威胁而不能通行时，此道就起到了很好的代替作用；淮颖道是由颖水入淮河，人们由此经寿春至庐州，再沿淮水到达楚州，通过运河进入扬州。当时南迁北人的一部分就经由此路线到达扬州。

除水路交通外，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陆路，被称为“中路”。“开元时，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此路线由长安走崤函至洛阳，经寿春、合肥，最后沿长江北岸可至江淮；另外，运河旁有驰道，北人也可经此南下。

综上所述，当时从北方至江淮的路线主要有以汴水为主道的长安—洛阳—汴州—宋州—楚州—扬州；当汴水因战乱而无法通行时，淮颖道也起到了重要的代替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此道由京、洛经寿春、庐州，再到扬州，至江淮各地；陆路则是由长安经崤函至洛阳，再经寿春、合肥，走长江北岸；同时还可以借汴水和淮颍水系的驿道抵达江淮地区。

安史之乱的八年间北方由于战乱，经济难以发展，而南方在这一时期得到稳定开发，又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极大地便利了南北交通，当时北人南迁的道路也是以大运河为要道的水陆交通。江南和淮南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便利的交通网络，成为北方人民南下的主要迁入地。在几次北人南迁潮中，北方人民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兴修水利、修缮城池、并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提高了江南地区的物质文明水平。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加速了中国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同时也使中原文化在南方广泛传播。“于时宦官之游，多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某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山泉石之秀也。至今吴越人士，多唐之旧族耳。”当时士人多视南方为定居的优选之地，他们每至一地，掌管一方政务时，往往会让子孙后代在治地定居。这种现象使得南方地区的士人数量逐年攀升，也推动南方地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