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研究综述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巴蜀地区在北朝时期受到北方开窟造像的影响而逐渐开始兴起石窟造像，造像题材多依据佛经内容。五十三佛造像题材作为其中的一种，相关学者对此题材开展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主要围绕五十三佛造像题材的经典来源、造像信仰作用、类型学的分析、造像系统源流和性质等方面进行研究。

五十三佛题材经典来源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和考证，有关五十三佛的早期信仰是以佛名信仰为主，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北方地区，但与之相关的造像信仰较为罕见，少数个例也只是与其他刻经、造像相结合。而后五十三佛佛名信仰传入巴蜀地区，不仅继承了北方雕刻佛名的传统，而且创新性发展了五十三佛佛名信仰。开始开龛凿像，在造像方面吸收其他造像题材的要素，以供信众礼忏。其经典来源最早可追溯至南朝刘宋时期畺良耶舍所译《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其中有与五十三佛佛名及其来历有关的内容，并且经文中有：“若复有人能诵是五十三佛名者，除灭四重五逆及谤方等经，皆悉清净。以是诸佛本誓愿故，于念念中即得除灭如上诸罪。”又有“若有众生欲得除灭四重禁罪，欲得忏悔五逆十罪，欲得除灭无根谤法极重之罪，当勤诵上药王、药上二菩萨咒，亦当敬礼上十方佛，复当敬礼过去七佛，复当敬礼五十三佛，亦当敬礼贤劫千佛，复当敬礼三十五佛，然后遍礼十方无量一切诸佛，昼夜六时，心想明利犹如流水，行忏悔法，然后系念念药王、药上二菩萨清净色身”等内容。强调听闻五十三佛名者将免于堕入恶道，诵读这些佛名能够清除自身残留的重大罪孽。除此之外，曹魏时期康僧铠所译的《佛说无量寿经》也记载了阿弥陀佛的前世法藏比丘及其导师世自在王佛之前的五十三佛。在南朝梁时期，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集》卷四中提到了两部与五十三佛信仰直接相关的佛经，分别是《过去五十三佛名》和《五十三佛名经》，遗憾的是这两部经典现已失传。有学者推测，上述二者很可能是五十三佛信仰的直接经典来源。到了宋代，居士王日休校辑的《佛说大阿弥陀经》中也列出了五十三佛的名号，但这些名号与《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所记载的完全不同，这可能是宋代僧侣和俗家人士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佛教在宋朝与宋明理学思想相互斗争中，顺应当时实际发展需要而编纂的一部伪经。

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分布与分类

学者们对于巴蜀地区五十三佛的造像分布范围搜集了许多实例，不断补充了五十三佛题材的分布，而分类研究则主要以五十三佛造像中较为明显的差异分为两类，例如有无中心龛、是否雕刻莲茎等。张亮对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五十三尊佛像均匀排布，这类造像相对较少，起源于盛唐时期并在中晚唐时期持续发展。具体实例包括邛崃天宫寺K48和夹江千佛岩K49。第二种类型则突出一中心位置的小龛，龛内造三尊或五尊像，四周均匀排布五十三小佛。此种数量众多，从盛唐少量出现到中晚唐至五代十分流行。具体实例有苍溪阳岳寺K3、丹棱石佛湾K1、邛崃花置寺K3等。周南西以表格形式统计了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分布地区，就分布范围来看，尤以川西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其从构图方式上以莲茎为主要区别点，将巴蜀地区五十三佛分为两种，一种是五十三佛底座没有莲茎，此类造像实例较少。另一种是五十三佛底座有莲茎，此类实例众多。根据邓新航的研究，巴蜀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的邛崃和丹棱，五十三佛造像尤为密集。邓新航依据造像的构图和布局，将五十三佛造像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没有中心主尊的布局，另一种则是以主尊为核心的布局，后者为了凸显主尊，往往单独开凿一龛，内造一佛及胁侍，四周则环绕着排列成行的小佛，这些小佛均跏趺坐于莲茎相连的莲花座上。米德昉则提出，五十三佛造像的布局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纯粹的五十三佛组合，另一种是五十三佛与其他佛像的混合组合。在第一种情况中，他又细分为两种不同的造像方式：一种是将五十三佛像均匀分布，类似于千佛像的排列，例如河南登封县嵩阳寺伦统碑上记载的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的五十三佛；另一种则是以“主尊”为中心的布局，选择五十三佛中的一尊或三尊佛像置于窟壁中央，其余佛像则围绕中心分布，如苍溪阳岳寺K3中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造像。

以上诸学者对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分类都是以造像布局方式为主，只是关注的细节不同。有的学者关注佛座是否有莲茎伸出，有的学者则是注重五十三佛造像中有无主尊，主尊的样式布局方面。其实究其根本就是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在哪些方面吸收了如千佛、一佛五十菩萨、西方净土变等造像题材的外化体现。

巴蜀五十三佛造像系统源流及性质

对于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的源流，现今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于其源流来源的经典以及与之相关的三阶教信仰探讨。邓新航在其研究中提出，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的“主尊中心式”布局主要有两个来源。首先，这种布局受到了千佛图像布局的影响，其中千佛图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佛像均匀分布，不分主次和大小；另一种则是在中心位置设置一个较大的龛像，其余佛像对称分布在周围，但莲茎的使用较少。而使用莲茎的布局形式，则受到了具西方净土变内涵的一佛五十菩萨布局的影响，而这之中较为特殊的“宝瓶生莲座”布局形式，则可能源于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在北朝至隋代，五十三佛信仰与其他佛名信仰类似，均为在石窟或造像碑上与其他佛名刻在一起，以极其简便的方式供信众忏悔罪孽。唐代及之后，由于北朝以来的末法思想意识减弱以及巴蜀地区千佛信仰的逐渐盛行，加之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与社会氛围活跃，人们的生活较之前朝较为安稳，所以北方地区五十三佛佛名信仰逐渐消退，转而五十三佛造像信仰在巴蜀地区蓬勃发展。这一转变体现了佛教在中国化发展中始终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张亮提出，四川地区的五十三佛造像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中的五十三佛与悔罪有关，而《佛说无量寿经》中的五十三佛则体现了往生西方净土信仰。在五十三佛造像开一小龛凿一佛二菩萨样式中最能体现这两种系统，药师佛和药王、药上与前者紧密相连，而阿弥陀佛和观音、势至代表的则是后者。另外有无雕刻莲茎也反映了不同的造像系统，有或与西方净土信仰联系更多，没有则与药师佛信仰更为密切。对于以往学者认为五十三佛图像信仰源于三阶教的观点，其认为五十三佛信仰是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固有信仰，早于三阶教的出现，后者创立后吸纳形成了七阶佛名，图像布局本身与之毫无关联。巴蜀地区五十三佛信仰的内核自始至终就与经典来源关系密切。王友奎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北魏至东魏时期，五十三佛的表现形式主要以千佛图像为主，并未题刻佛名。北齐至隋代后，五十三佛信仰主要通过题刻五十三佛佛名为主，以体现佛教经文中“忏悔灭罪”的礼忏核心，并且题刻五十三佛佛名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刻经、造像相结合表现。他认为五十三佛的核心内涵十分稳定，始终以忏悔灭罪为核心功能，这是其经文内容的外化体现，也是其能够盛行发展的核心因素。五十三佛信仰始终与西方净土信仰关系密切，并随着其变化而适应性变化。三阶教在吸收净土信仰过程中也一并吸收了五十三佛信仰，被纳入三阶教的“七阶佛名礼忏法”，但二者关系并不是很大。周南西在其研究中提出，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中，没有中心龛像的构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佛五十菩萨与千佛图的影响，因为一佛五十菩萨同样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他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造像构图流行的社会背景，指出在唐末五代时期，四川地区政治相对稳定、佛教氛围浓厚、高僧寺院众多，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一佛五十菩萨造像已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因此，五十三佛等新的信仰形式应运而生，为信众提供了心灵上的解脱和慰藉。至于那些有中心式主尊的五十三佛造像，周南西认为它们是在战乱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形成的，百姓在造像选择上更倾向于礼忏性更强的西方净土变和千佛，从而形成了这种造像风格。

综合上述学者研究，笔者认为五十三佛题材因其佛经内容中有“得闻”“称名”“勤诵”等内容，所以人们通过礼忏方式表达自身信仰较为简便。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由于战乱频发，佛教进入“末法时代”，信众开始以镌刻佛名为主进行礼忏，以消除心中的罪孽，减轻自己所犯下的过错与罪行，也是从当时的社会动乱中寻求解脱与安慰，不必费时费力开龛凿像。自隋唐以后社会相对安定，巴蜀地区佛教寺院与高僧数量众多，传统的雕刻五十三佛佛名已无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加之受当时流行全国的千佛图和一佛五十菩萨的造像布局影响，所以对于五十三佛信仰主要以开龛造像为主。其中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布局中底座有莲茎式与中心小龛中有阿弥陀佛和观音、大势至图像主要是受到以一佛五十菩萨造像为代表的西方净土信仰的影响，而五十三佛造像中小佛平行排布则是受到千佛的影响。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性质与三阶教的关系并不大，三阶教只是吸收其“忏悔灭罪”的功能，融入自身“七阶佛名”中以吸纳更多的信众。纵观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其在北方五十三佛基础上融入当地西方净土信仰和千佛信仰，从而产生具有巴蜀地区特色的五十三佛造像题材，体现了巴蜀人民对于五十三佛信仰的吸收和发展。

目前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题材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部分实物资料保存情况不好，造像因受到破坏而残缺，文字漫漶，许多题材无法辨认清晰，给研究带来困难。其次，研究重心多是与其他题材共同研究如二十五佛、三十五佛等，少有对巴蜀地区五十三佛的专题性研究。最后，由于巴蜀地区造像历史悠久，造像数量多，有许多五十三佛题材没有被发现或公布，这对巴蜀地区五十三佛造像的类型学统计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