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的历史演进与空间影响

自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将新疆正式纳入统一版图起，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地区就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群纷至沓来。在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相互吸纳、融合，渗透市政建设、居民生活、城市文化等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因贸易圈的存在，乌鲁木齐受到了以俄（西）式文化为代表的多元外来文化的浸润。城市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多元性、包容性与开放性成为其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这些贸易圈自设立之初，便带有侵略性与不平等性。

清末乌鲁木齐贸易圈始末

19世纪中叶，沙俄野心勃勃，凭借地缘优势，妄图将乌鲁木齐牢牢把控，使其成为拓展在华经济利益版图、倾销商品并掠夺资源的前沿据点。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迫于俄方压力，清政府同意其原驻吐鲁番的领事馆迁移至乌鲁木齐。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1月，清政府又与沙俄签订《划定乌鲁木齐领署及贸易地址条约》，条约内容规定沙俄贸易圈内的领署官员设置及占地范围，贸易圈被允许设置“总领事官一员、帮办领事官一员、兽医一员、医官一员、护卫马队武官一员以及队兵三十六名”。但贸易圈的实际建造面积要远远超出条约所规定的205亩土地。当时国外旅疆的冒险家是这样记述乌鲁木齐贸易圈的，“城北是中国城堡，其不太规则的6面城墙围住了约4俄里见方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在南面，其城墙围绕着城堡的西南角。到目前为止，城南主要是维吾尔居住的市郊区，市郊的南端是特地设计并建造起来的俄国商业区。”

除了贸易圈的空间相对封闭外，沙俄在贸易圈的司法及行政等特权，一切由俄方领事管理，迪化城的部分区域由此陷入被沙俄强势把控的困局。“在贸易圈范围内，中国政府当局完全不能行使权力。除俄国侨民区外，每个区的四周部筑有相当坚固的草泥围墙，四面都有门，看起来的确像一座座单独的城堡。”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在清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沙俄擅自扩建贸易圈，面积增加约60多亩。次年，俄方变本加厉，暗中唆使俄商，打着租赁民房的幌子，一步步向贸易圈的周边地带蚕食，使其南端一路越过五道桥，北端也逐渐逼近三道桥。到宣统时期，贸易圈的占地面积已超过240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应对欧洲战事，沙俄难以顾及在新疆的贸易，其政治经济势力开始瓦解削弱。1917年末，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犹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过，彻底改变了诸多旧有格局。此前沙俄设于乌鲁木齐的总领事馆以及贸易圈被正式废止取缔，新俄贸易一度中断。1920年，新疆与苏俄重新缔结《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协定废除了俄商在新疆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免税通商权，要求俄商贸易必须参照新疆统税章程缴纳货税。据1921年的新疆警察厅的档案资料记录，当时乌鲁木齐地区有俄籍正户101户，附户500余户，主要是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的俄商。与此同时，原居住在贸易圈内的大量俄罗斯籍商人也因为各种原因更换了国籍，最终留在了乌鲁木齐当地。直到1949年解放后，贸易圈及其周围（现今乌鲁木齐二道桥以南所谓洋行一带）仍是原俄籍移民群体的聚居地。

乌鲁木齐贸易圈长期对乌鲁木齐及新疆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是以沙俄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证，在认定贸易圈的政治本质的前提下，也必须肯定贸易圈的存在对于乌鲁木齐向城市近代化过渡具有促进作用。作为俄（西）方的世界思潮与文化观念全方位涌入的“窗口”，乌鲁木齐贸易圈在城市建设、社会生活与教育改革等方面，为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发挥了示范作用。

乌鲁木齐贸易圈对城市的诸多影响

清末民初，俄商凭借着贸易免税特权，纷纷在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内开设了以“八大洋行”为主的银行和商铺。它们同新疆本土的经济势力“八大商帮”一起推动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的经济枢纽和贸易集散中心。与此同时，俄属贸易圈作为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器，其具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各类要素也在快速地、全方位地涌入乌鲁木齐城市中，并给城市治理和居民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聚集了大量的以俄籍移民群体为代表的俄式文化，该外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乌鲁木齐城市居民的生活，并逐步融入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中。

在城市治理方面，俄属贸易圈作为乌鲁木齐了解世界思潮与文化思想的重要“窗口”，其所具备的城市治理理念、推行的城市治理措施，为清末民初的乌鲁木齐城市治理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示范，推动了乌鲁木齐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清末乌鲁木齐的基层治理一直以保甲制度为核心，这一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性，是清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手段。而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的治理，一般由俄领事及俄领任命的商约共同负责，其中商约的身份既是商界头目，也是当地俄国商界的代表，还是当地俄国侨民的代表。“俄商自治”的特殊体制赋予了商约多重身份，一方面决定了商约需要为当地俄领提供各种商业信息和情报，另一方面也使得商约能更加自觉和高效地参与贸易圈内的日常事务治理。除此之外，俄属贸易圈内的重要决策也都由纳税人会议投票表决，贸易圈内的俄商和俄籍居民均有投票权。沙俄领事记述：

新疆各俄属贸易圈里均有一种自治制度，每遇重要的情况时，贸易圈内的重要成员都需要聚集在一起，商讨俄籍移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俄属贸易圈的整理维修等各类问题。

在此影响下，乌鲁木齐城市的治理理念和措施开始向专门化和法制化的趋势转变。1908年，新疆开始从官绅中遴选议员，制定相关议会章程，地方士绅开始拥有部分行政管理的职能。1909年，新疆咨议局在乌鲁木齐成立。同年，乌鲁木齐依循清政府《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率先推行地方自治改革，设立调查处、自治研究所、议事会及董事会四所自治机关。

1910年，乌鲁木齐地区分为中区、东南区、南区、西区、北区等五个自治区域，涵盖83个村庄。清末统治者为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治理发展，设立了大量自治机构，但这些机构实际上只是徒有虚表，未产生实际效益。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机构的设立破坏了新疆旧有的管理模式和政治建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表现在本土手工业产品受到俄商工业商品的冲击。自乌鲁木齐城市开埠以来，受限于新疆的生产水平落后和沙俄的免税贸易特权，新疆本土的商品价格和质量都无法与沙俄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进行抗衡，清末官员这样记述：“惟俄商进卡之货，奇淫技巧，岁耗巨金，……乏术抵制，吾民其有终极乎。”乌鲁木齐俄商群体以俄属贸易圈为基地，很快打开了新疆天山腹地贸易市场，从1905年和1906年沙俄对新疆迪化道贸易的统计列表中可以发现，除了如钟表、皮箱、漆布、铜器、缝纫机等乌鲁木齐地区过去不曾有的商品开始出现外，其他的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如布匹、手巾、椅子、线等也大量进口自沙俄，“日用品和装饰品在这里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市政建设方面，与乌鲁木齐城市内其他聚居区的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条件相比较，贸易圈内的俄商聚居区更加现代化。“贸易圈是按照领事的规划和指示修建的。那是一个一条街道的住区，街道两旁是俄国侨民的住房和商店，……街道两旁栽种着大树，绿荫如盖。侨民区的外观给人以十分惬意的印象。”而城市内的其他聚居区，如穆斯林或汉族的聚居区的环境，“一旦雪融，满目疮痍的情况实在是难以形容，而且整个城市都臭烘烘的。春、秋各有一个月里，路上的泥泞甚至会让行走的牲口摔跤。”“街道确实需要维修。到处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积满脏物或污水……”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突出了两种风格迥异、对比鲜明的城市特征，也体现出乌鲁木齐城市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所代表的各民族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这两种风格也在逐渐融入整个城市空间中。

俄式文化丰富了城市文化的类型。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作为强行楔入城市的异质空间，以俄籍移民为核心而凝聚成的开埠城市文化明显区别于省城内的传统城市文化和南关地区的穆斯林城市文化。以城市宗教为例，汉族聚居区推崇道教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内地宗教文化，南关内维吾尔族和回族聚居区信奉伊斯兰文化。俄属贸易圈的建立带来了东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基督教文化在新疆出现。这一宗教文化伴随着俄属贸易圈的空间楔入而直接移植进乌鲁木齐城市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适应、融合，始终具有一定的孤立性，成为乌鲁木齐城市多元文化中特色鲜明的部分。

此外，沙俄也通过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将侵略势力渗透新疆腹地周边的各个县镇，甚至是乡村地区。“全疆四十县中，无一县无外国之商民，无一县无外国之乡约，为他省所罕有之事。”在乌鲁木齐城市的内部，俄属贸易的入侵使得乌鲁木齐原生商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城市的各行各业呈现出单一化、商品化、殖民地化趋势，城市经济向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自1895年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建立以来，这一异质空间的发展推动了乌鲁木齐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在明晰乌鲁木齐俄属贸易圈侵略本质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肯定俄属贸易圈空间的楔入对于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俄属贸易圈的存在促进了乌鲁木齐城市内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俄属贸易圈空间融入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的过程，也是乌鲁木齐城市内各民族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相互融合的重要阶段，表现出多民族生活方式并存、东西兼容的城市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俄属贸易圈也推动了乌鲁木齐城市的近代化，乌鲁木齐城市的治理理念和措施开始向专门化和法制化的趋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