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面俱到：论西夏对河西走廊的经营

“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掌控该通道，向西可以沟通西域，向南可以隔绝羌胡，向东更可以割据自保，是兵家必争之地。该地区南部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境内形成了多条河流，使得原本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区的河西走廊不仅能发展传统游牧业，而且拥有了从事农耕的条件，成为西北地区的粮仓。因此，这里在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杂居交融之地。从公元11世纪起，西夏逐步掌控了这里，境内主要有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瓜州（今安西县）、沙州（今敦煌西南）。

西夏统一河西走廊的历程及其重要性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衰微，对西部的控制逐渐减弱，吐蕃借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党项族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东部，后来迁徙到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与横山地带繁衍生息，在唐末纷乱的局面中不断强大起来。宋初，在首领李继迁的带领下，党项族攻取了灵州（今灵武县），并与辽结盟抗宋。然而，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不单单有吐蕃在此盘桓，还有甘州回鹘等各种势力在此割据。对党项族而言，攻取河西走廊不仅可以增加粮食来源，扩大势力范围，而且可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解决河西诸部族对党项族势力的威胁，为日后建立独立稳定的割据政权奠定坚实的版图基础。因此，控制河西走廊成为党项族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走的关键一步。李继迁时，党项族曾西跨黄河夺取过凉州，但后来因为吐蕃六部族诈降而败归，李继迁也伤重身死。李德明时，继续推进夺取河西走廊的计划。先后于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获得了甘州、瓜州。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李元昊又击败回鹘，夺取凉州。后又接连占领肃州和沙州。经过三代人的接续努力，党项族最终结束了吐蕃、回鹘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实际控制了该地区，建立了西夏政权。

掌控并经营河西走廊对于西夏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元昊占有河西走廊后，从地理上就断绝了宋朝与吐蕃、回鹘等的交通往来，甘州回鹘等西部民族和政权与宋的联系便逐渐稀疏。同时，河西走廊被西夏统一，使得该地区诸政权并立割据的情况不复存在，西部各政权之间的联系被隔绝，再难以形成合力影响西夏政权的稳定。由此，西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西部的边患，若是再得到契丹保持中立的许诺，就可以无后顾之忧，进一步南下攻宋，给北宋造成边患问题。其次，历史上，在河西走廊立国的政权，都能获取丝路往来的巨额经济利益，西夏当然也不会例外。商人“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通过在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引领转道使、经营中继商品交易等，西夏发展了经济，增加了国库收入。最后，西夏不仅在河西走廊推崇佛教，还兴建学校，发展教育，重视儒学。西夏统治者通过施行宽容的文化政策，帮助各民族开启了全方位的文化交流，提升了各民族对西夏政权的文化认同。

西夏在河西走廊的建制与管理

西夏统一河西走廊以后，为防止在该地区势力根深蒂固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东山再起，进一步维护地区局势的稳定，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河西走廊建立自己的行政体系，强化统治。西夏实行州县两级制。仁宗仁孝时期，西夏境内共有22个州，河西走廊拥有其中的5个。其中最大的城市当属“西凉府”凉州，建城历史悠久，也是仅次于首都中兴府的西夏第二大城市。州、县之下还有属于基层组织的乡、社和卡。1972年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西夏便条中记有“依中□各乡以属行遣”“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患伤寒，行履不能，本卡并无□□手力不”等。其中，卡的职能应该是在重要交通线上检查、收税等。此外，西夏设镇夷郡于甘州，设蕃和郡于肃州，兼理军民，加强对河西走廊各少数民族的管理。同时还置有宣化府，用以妥善处理各少数民族的事务，起怀柔宣抚的作用。西夏在确定府州品级高低时，定西凉府、镇夷郡、蕃和郡与首都中兴府品级相同，使得河西州郡的品级普遍高于西夏境内其他府州，可见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与西夏统治者对该地的重视。州、县、郡、府的系统管辖，共同强化了西夏在河西走廊的行政管理。

西夏对河西走廊经济的开发

西夏是多民族政权，境内汉族人口众多，其先进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被以游牧为生的党项族学习、吸收，加之河西走廊自然条件优渥，历史上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这些都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河西走廊农业的发展。西夏在统治河西走廊期间，首先迁徙了众多的人口用以开发河西，增加农业劳动力。“1972年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中的题记就显示两位刘姓墓主祖籍彭城（今徐州），应该都是徙居河西的汉人”。经历了晚唐以后几百年动乱劫掠的河西走廊，人口数量又重新得到了增长。其次，大力鼓励开荒，不断增加垦地面积。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明确保障了开垦者的利益，开垦者拥有所垦无主荒地和抛荒地的土地所有权，且有免交三年地租等福利。此外，西夏还积极开渠引水，在此地发展水利灌溉。“黑水城地区干旱少雨，全靠祁连山雪水融化汇成黑水流经此处，然后开渠引河水灌溉。”《天盛律令》中《春开渠事门》等条例，就是西夏政府为保证水利灌溉事业的顺利进行而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水利法规。从中央的农田司到地方的水利局，西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专门的农田水利管理机构。水利事业负责人有承旨、渠水巡检等，法典中也包含这些人员的具体责任和工作要求。

从中兴府出发，向西到达贺兰山，再沿黄河外侧向南行，经中卫后西行到凉州，然后正式进入河西走廊，一路通过甘、肃、瓜、沙四州，最终到达回鹘的统治地带。这是西夏时期从都城出发过河西走廊到回鹘的重要驿路，也是传统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车马行人在河西商路上进行着丰富多彩的贸易活动，活跃了河西走廊的商品经济。首先是典当活动，它真实体现了河西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西夏时期的典当大多数还是以物易物，人们会将多余的畜产品典当出去，换取一定的粮食。在一些西夏文考古发现中还出现了“倍利”“求财”“买卖”等词语，明确展示了河西走廊商业的发展情况。其次，西夏政府通过经营与宋、辽的榷场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在榷场贸易中，西夏所掌握的主要物产如马、羊、骆驼等畜产品就产自河西。马匹，在政权割据的时代，无论对主要战斗力是骑兵的西夏而言，还是对军事实力有所欠缺的宋朝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而河西走廊，正好拥有世界第一大马场——山丹军马场，从汉朝起就是历代各政权的养马基地。拥有河西走廊的西夏可以通过控制马匹资源来遏制宋、辽的经济封锁，在政权博弈中赢得一定的主动权。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发展情况

自汉朝起，儒学开始传入河西走廊，历经各朝，儒风大盛，从未中断。西夏在开国初期，为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对汉文化曾有所抵触，政府仅设蕃学。但是，在国家急需大量人才的情况下，蕃学能培养出来的人实在太少，并且难以保证人才质量。后来，西夏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了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文化政策，尊奉儒家创始人孔子为文宣帝，重视儒学发展并开科取士。党项人在占据河西走廊后，“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首先，吸纳了当地众多的儒学精英人士。另外，当时正值各政权并立，中原宋地的许多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西夏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和优待。其次，西夏政府还在河西走廊各地广建学校，并多次颁布兴学政令。在甘州黑水河建桥碑上就有“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的落款。除此之外，西夏政府还专门组织了专业人员翻译儒学经典，如《孝经》《三才杂字》等书均在河西走廊广泛流传，足见当时学习汉文化的意识已经普及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佛教西来，在传教入中原的过程中必然经过河西走廊。在唐末五代，先后统治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等政权又都大力提倡佛教，这对后来党项族崇佛与河西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党项族在崛起的过程中，个别部落的首领权力不断扩大，最终成为高于其他部落首领的“节度使”“夏国王”甚至“皇帝”。在此过程中，佛教在党项族中也不断发展，释迦牟尼佛最终凌驾于党项人原本信仰的众神，这与世俗统治者地位的提升相适应。所以，西夏统治者可以利用其思想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西夏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用于经营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延续其佛教辉煌。其次，据后世记载“云锁空山夏寺多”可知，西夏政府还在河西走廊修建了很多雄伟恢宏的寺院、佛塔等建筑，如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众多的寺庙必然产生数量庞大的僧人群体。“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荐于国师，而后敢适人”，西夏女性嫁人时优先考虑僧侣，足见西夏僧侣社会地位之高。同时，这些僧人还具有多民族性，如莫高窟的嵬名智海是党项人，莫高窟绘有供养像的吴惠满是汉人，西夏参与译经活动的还有回鹘僧人。众多僧人成为推动河西走廊佛教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弘扬佛法、虔诚礼佛，推动河西佛学走向兴盛。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