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兵”之形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川军各派纷纷请战，并称愿意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由于长期以来，四川地区大小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加之川军内部纪律不张、装备落后、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导致川军的持续作战能力较弱。在抗日战争中，川军虽悍不畏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双枪兵”之形塑

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军阀派系斗争严重，存在“速成系”“武备系”“保定系”等军阀派系，不同派系的军阀常年混战，导致整个四川地区四分五裂。川军由于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加之装备落后、军纪意识淡薄、战斗力低下，故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称其为“双枪兵”。

首先，军纪不张，战力低下。川军军纪涣散是时人有目共睹的，蒋介石曾斥责川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就连外国人也对川军的纪律废弛有所耳闻，川军给当时的外国人留下了“川军是中国军队中最糟的”这一印象。足见抗战前期川军纪律之败坏，作风之散漫，不仅毫无军人姿态，还对川内百姓生活造成困扰。

从军纪的败坏也可看出，抗战初期川军在作战技能上的缺失。四川军阀杨森所率20军（如图1所示）已是川军中较优秀者，然其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就连杨森本人也只能用“无阵地战经验，牺牲精神有余，歼敌能力则不足”之套话加以总结，川军的战力低下可见一斑。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川军高级将领对历次战役中因指挥失能导致部队伤亡惨重之事予以总结。“各部任务繁多，下属莫衷一是，结果以有限兵力于广泛地区对诸方应战，伤亡奇重，战果毫无，几致全军覆没。”同时深感：“我官兵耐劳忍苦，士气旺盛，惟中级军官之战术修养，下级军官之战斗技能仍感不够。”可见川军军容涣散、战斗力低下实为一大问题，这也导致在抗战前期川军死伤甚重。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如图2所示）。

其次，种吸鸦片，深受其害。晚清以来，鸦片于蜀地泛滥，四川受“烟毒”之害颇深。厚利之下，四川的大小军阀都热衷于走私烟土，刘湘、杨森等大军阀都大批贩毒，在川军中吸食鸦片的情况更甚，众多官兵沾染毒瘾，无法自拔，

“军人狂嫖滥赌，懒惰，奢侈，以吃大烟为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虽着手禁烟，但川军内吸食鸦片之风并未得以完全涤清。为维护贩卖鸦片而获得的巨额利润，部分川军甚至依靠武力，抗阻中央政府禁烟。“道委禁烟委员，赴褒沔者，皆被威吓折回，赴略阳者几遭毁辱。”吸食鸦片成瘾的官兵们无论在日常训练还是行军打仗都携带烟枪，毫无军人风貌与作战能力。适逢武汉会战如火如荼，中国军队利用黄泛后的地理优势，节节抗击，却有部分川军因毒瘾发作，丧失作战能力，甚至临阵脱逃。“盖彼辈均有吸食鸦片烟之嗜好，一遇瘾发，即肢体疲软，或伏卧阵地待死，或弃械曳弹而逃。”这对战局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最后，军备废弛，军制残缺。1929年，一位美国的驻华外交官曾透露：“在四川的二十五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才有可用之枪。”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的武备情况也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武器窳败，每连仅轻机枪六支，每团仅重机枪六挺，尚有残缺不堪用者。”淞沪战争后，杨森在总结川军作战得失中也指出：“亘全战斗经过，军无直协炮兵，故步炮协同困难。”应对已经基本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日军，川军的整体情况则是：“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2件，绑腿1双，单被1条，小单席1张，草鞋2双，斗笠1顶，所用步枪80%系川造，质量差。1个师仅10余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而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的野炮或山炮几乎没有，至于坦克之类武器装备，有的川军士兵竟不知何物。”

军阀统治下的川军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据出川军官回忆，在战地通信方面，“通信部队极不健全，旅、团均无通信兵的编制。”由此可知，在战争中，上级对下级的统筹部署极为困难，应对突发事件及军队紧急动员能力薄弱。“武汉情况不明，对于长官部之通信联络完全中断，无法接受命令，左右友军皆无从联系，更乏一兵一卒堪资应援助。”在战场急救方面，“军、师都没有野战医院。”伤残兵员难以得到有效的战地救治，因重伤或救济不及时而导致减员情况严重。“军、师没有辎重部队，集团军也没有兵站。”军队基本的战争消耗品补给及后勤保障难以为继，“粮秣一度无法接济，医药亦感困难，对战力不无影响。”因此，川军可持续作战的能力较弱，整补频繁，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双枪兵”形象固化的原因简析

“双枪兵”这一负面印象的固化，与部分川军的劣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川内从大军阀的割据分裂到基层兵士的巧取豪夺，层层剥削之下，人民苦不堪言，因此川军的整体风貌暴露出诸多弊端，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外界对其形成作战力低、军纪散漫的印象。

首先，将无雄才，兵无锐气。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四川地方实力派，大多出生贫寒，且因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未能接受专门的政治、军事教育，导致其社会治理及军事指挥能力不足，在援引军权掌握地方政权后，无力勾勒出合理的施政方针，加之川地其他军事势力的威胁，在理想化的施政治军构想中，极难考虑到地方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因而民怨沸腾。其无力为麾下的武装力量拟定科学的治军、练军方略，更无成熟的武器采购，军官提拔等机制，直接影响了川军的官兵素质与作战能力。同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四川，由于人口压力、经济凋敝等诸多原因，大量无地农民和城市失业游民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加入川军，为四川军阀提供了兵力来源，但其整体素质不高，入伍只是谋求生路，入伍后又缺乏系统训练，更使其战力低下，管理上也存在问题。除人员构成复杂外，基层官兵的待遇也极低。且各级军官贪污成风，导致“军饷总是拖欠。军官们普遍克扣士兵军饷，中饱私囊。”在层层剥削之下，基层官兵的基本生存堪忧，因而纵兵劫掠、压榨民众之事时常发生，如1923年的一次战后，领军者就下令士兵可以自由抢劫三日，“达县人民，突罹惨祸，比户巧掠，莫遗贫富。”

其次，连年内战，横征暴敛。自1917年，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为争夺川省军政大权爆发战争始，直至1933年，四川地区经历了诸多战役，大小军阀为争夺权位及财源地，大动干戈。“四川之军队，无岁不起斗争，今且演成最大之内斗，战祸蔓延，及于全省。”这对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加剧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在暴日侵略之时，本不应有私人利益之争，更不应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在长期内战的环境下，加之地域观念鲜明、高级军官素质较低，四川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府统筹川地军政殊为警惕，始终坚持川人治川的理念。四川军阀纵横捭阖，内讧频发，其目的不过是争权夺利、一较高低。1933年初，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现当华北形势紧张，平津存亡呼吸之时，正是我国军人奋起以报效国家民族之日。不想四川廿四军军长刘文辉，与廿八军军长邓锡侯因利益冲突，复起内战，自相残杀，田颂尧军亦牵入漩涡。”大敌当前，川内各实力派内战频发，实为各界诟病川军的一大缘由。

连年混战之下，为充实财力用以扩充军事实力，四川军阀遂在势力范围内横征暴敛，极尽搜刮之能事。1933年川军总人数即达到60余万人，所有的军费开支都由地方财政和人民承担。高额军费支出没有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士兵的整体形象，反而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极大地制约了四川社会进步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些掠夺性、非争议性的战争也使得民众对军阀领导下的川军产生了极为厌恶的负面印象。

最后，中央式微，地方坐大。自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之帝制，旧制已溃，新纲未张，中央尚无统制全国之力。四川地处西南边陲，中央鞭长莫及，川地已成独立王国，“在中央方面，所谓治川方案，省整改委会，所谓派员入川，所谓根本解决，虽喧嚣尘上，煞费苦心；而纸上谈兵，毕竟毫无用处。”而军阀巨头刘湘的表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然刘湘方面，……既陷泸州，复图叙府，最近又有会战成都之令，其一种穷兵黩武，勇于内战之态，与中央政府之喧嚣苦心，民众之呼吁痛劝，恰成一巧妙对比”，在民众对停止内战的迫切要求下刘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穷兵黩武、逞于内战也使得川军的前途更加恶化。刘湘去世后，其他的地方实力派仍圈地自守固执己见，以一己私利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1938年“前蜀省主席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即任命蒋直系之张群继任，是以四川省土著将领，深为不满，拍发反对张群莅蜀之通电，重庆国民政府要人大为狼狈。”四川军阀为了保障其既得利益，甚至不惜以武力对抗中央，丝毫不顾及抗战救国的历史使命。大敌当前本应一致对外，但是四川军阀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劣行不仅对外毫无抵抗力，对内还使本就凋敝的社会每况愈下，使得社会各界将川军视如敝履。

川地长期战乱，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加之各派势力对民众的巧取豪夺，金融秩序混乱，四川财政难以负担高额军费。而各派势力重扩军却不重练军，重拉拢、分化各派军官而忽视军官的基本军事教育，对军备的更新、军制的完善、军人的训练更是缺乏必要的关注。这导致川军军纪败坏，派系林立，军备落后，素质低下，在社会各界眼中形成了“双枪兵”的固有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川军虽已经历整编，但一时之间仍难以脱胎换骨，其固有顽疾难以得到涤清，直接影响川军战斗力的提升，导致其在对日全面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1937年8月到1945年5月，四川有40余万军队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中的20余次重大战役，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如图3所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进程中，川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也逐步扭转了社会各界对川军的刻板印象，川军也从为人戏谑的“双枪兵”成为勇冠三军的威武之师。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川军及四川人民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今人在考察分析川军形象时一定要理清川军在不同时期的形象变化，不可将其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