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清乾隆御诗满文碑述略

清朝乾隆皇帝经由京杭大运河先后进行了六次南巡，德州作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漕运仓储城市，乾隆也曾多次来到德州巡查，留下了诸多文物遗迹。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现存有一汉白玉质满文碑，刻有乾隆御诗一首，文章借助《德州志》《御制诗初集》等史料记载，解读碑文内容、背景及所存建筑坐落地址、兴废情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时期碑刻的篆刻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困难。因此明清时期的碑刻类型众多，涵盖政治制度、军事战争、宗教信仰、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相较而言，保存完好且流传至今的清代碑刻更多。满文作为清朝的政治性文字，以满文书写的碑刻在功能方面更加凸显政治属性。

德州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自京杭大运河通航，德州便承担了运河漕运仓储重地的功能，具有地理优势。清朝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借由京杭大运河南下，多次途径德州。他在南巡中留下诸多御诗，各地由此建有诸多御诗碑刻，其中以满文篆刻而保留下来的极为稀少，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所保存的清乾隆御诗满文碑就是其中之一。

碑刻内容

该碑出土于德州老城区永庆寺废址，是迄今为止德州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满文碑，也是唯一一座乾隆御碑，现存于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碑刻高173厘米，宽84.5厘米，厚24.5厘米，碑身为汉白玉质地，背面呈梯形，应属四面碑中的其中一面，相传这一四面碑分别以满文、汉文、蒙文、藏文篆刻，可惜其余三面已佚。碑首及碑座刻有双龙戏珠纹饰，左右两侧阳刻龙纹，呈游走戏珠之状。碑刻表面受损较为严重，有人为划刻痕迹，碑面上首部分石料剥落，难以拓印。碑文共6行，满行14字，共计76字，为满文阴刻。

碑文内容经翻译应为：

赐御制普陀广教寺敕

谕饬无需庆典多，仍看佛宇郁嵯峨。

输忱业已成西竺，广教因之号普陀。

不为欣而增恧怩，聊因过乃有吟哦。

雨花滕六天人喜，偏袒宁关梵演那。

乾隆庚子年孟春下瀚御笔

清朝将满语奉为“国语”，满文为“国书”，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满文碑刻，均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室需求相关，主要用于彰显其行政效力，以宣示满洲主权及其对臣民的统治，如边塞纪功碑及宗教庙宇碑等。相比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位皇帝，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更加虔诚。乾隆在位时组织翻译并教习满文大藏经，此举“不但有笼络蒙古之目的，还兼有阐扬满洲文化、凝聚满洲认同之动机”。在这样一个涉及宗教信仰，体现皇帝信仰的御诗碑上，使用满文篆刻有其必要性。

诗中内容表达出乾隆皇帝对这一藏传佛教庙宇的赞叹，认为不必用过多的庆典来表现对礼佛拜佛的虔诚之心，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庄严宏伟的佛寺，专注自身信仰即可，强调了在齐鲁之地兴建藏传庙宇的惭愧之心。全诗展现出乾隆对佛教的虔诚信仰。除了赐诗之外，乾隆皇帝还为寺庙赐额“普陀广教之庙”，以展现他对这一庙宇的重视。

此碑刻所刻诗词在《德州志》及《御制诗初集》中均有所收录。若仅以诗作内容论，该碑应存于普陀广教庙，但实际出土却在永庆寺区域内，由此文章对碑刻所存寺庙的背景及其兴废进行了考辨。

御诗碑所存建筑之兴废

经查阅《德州志》确认，该碑文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为阅视河堤、海防，进行第五次南巡途经德州时留下的诗作，乾隆于正月十五出京，五月初九回京。诗词中提到的普陀广教寺的前身就是《德州志》记载的慈氏寺。

慈氏寺。“慈氏”是梵文弥勒Maitreya的音译。“弥勒教”自唐朝传入我国，所谓弥勒是指释迦牟尼成佛后的次一佛陀，也就是最后降生人间的佛陀。据佛经记载，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临死前告诉弟子，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将重新出世，人间将变得无比美好。

由于唐代佛教兴盛，修建寺院、尊佛、诵经等佛教活动一度风行。慈氏寺始建于唐，坐落于德州城小西门外的运河西岸，是当时德州区域内主要的礼佛场所。慈氏寺整体复殿重房、典雅庄重，僧侣众多。清乾隆《德州志》又考据补充记载，慈氏寺是唐贞观元年由卧云山禅师所建，因为所用瓦片光亮发白，又俗称为“银瓦寺”。在清代田雯的《长河志籍考》中有对慈氏寺的相关描述：

慈氏寺俗呼银瓦寺，实陶家物。瓦色光白，故曰银矣。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香烟似雾，旛幢若林。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伽蓝之胜，最得称首。佛阁去地百仞，面临长河。帆樯舳舻，经过其下。里人程绍有碑。绍风情雅润，文辞骈丽，如北魏之邢子才也。余少时尝游之，壬申重游，寺弗安矣。吟云：“名蓝精舍野烟中，半塔依然立晚风。门外长河流水去，钟声渔唱夕阳红。”

明嘉靖进士，刑部尚书王世贞曾有《投慈氏寺宿》一首：

日落山门闭未曾，芘刍前揖大中丞。

驺呵散尽篝灯路，元是人间行脚僧。

根据《德州志》记载，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曾重修慈氏寺，留有碑刻，即《重修慈氏寺碑》，由润国禅师撰，刘溥书。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因运河取直西徙，慈氏寺的位置从河道西岸变成了东岸。

普陀广教之庙。乾隆皇帝对佛教信仰笃诚，除了个人信仰的原因之外，还有以宗教为手段笼络少数民族，达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藩”的目的。乾隆九年，乾隆以“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学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为目的，授命三世章嘉活佛，改建雍和宫为北京城中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当时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而西藏则为藏传佛教的中心，乾隆一直试图将这一中心东移。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为庆祝其母亲崇庆皇太后八十寿辰，命人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仿照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建造普陀宗乘之庙，因而又俗称“小布达拉宫”，历经四年建成。乾隆在《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中表述：

是则山庄之普陀，与西藏之普陀一如，与印度之普陀亦一如，与南海之普陀亦何必不一如。然一推溯，夫建庙所由来，而如不如又均可毋论。即如“如”之本意，岂外是乎？

即普陀宗乘之庙虽是仿照西藏的布达拉宫所建，但同为观世音菩萨显现圣地，因此各地带有“普陀”字眼的寺庙其实是彼此相同的，都是信奉着佛教观世音，而只要信仰相同，秉持着这样的本意，追溯建庙的来由也就可以不去论述。如果知道了佛祖的本意，只要信仰一致，就不会对西藏各寺庙的仿建有“分别心”。基于这一“佛教同源”的理论，自此承德成为乾隆时期蒙古各部首领前来觐见与礼佛的中心。

上行下效，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山东巡抚国泰将德州慈氏寺拆除，用其材料，仿照河北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开始于八里屯建布达拉庙。此举实质上是为了迎合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年底寺庙建成，国泰上奏乾隆请求派僧侣前来开光，乾隆认为普陀宗乘是蒙古满族的信仰，在山东这一齐鲁儒家文化兴盛地区不合时宜，内心感到十分惭愧，但考虑到庙已经建成，还是为其赐额“普陀广教之庙”，并派大喇嘛及20余位僧侣前去开光。

而乾隆之所以表露惭愧之词，是为了安抚崇尚儒学的汉人士大夫。乾隆在《喇嘛说》的满文碑刻中提到，他在学习和宣扬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受到了汉人士大夫的舆论压力，汉文碑刻中写为“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

1780年正月，乾隆开始第五次南巡，途经德州时来到普陀广教庙，留下这一首御诗。

永庆寺。好景不长，仅仅三年不到，普陀广教庙就因材料不牢固而倒塌，巡抚国泰也因勒索下属官员事发而被治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新的巡抚上任后奉旨将普陀广教庙拆除，后于永庆寺西边建造一小寺院，将保存较为完好的立旃檀佛像移到此处供奉。

虽佛法无拣择各有宜施理亦然，黄教合于蒙古地齐那阐梵天王谬称建庙祝斯福岂解瘝官盖已愆，版筑不牢寻毁败藉见空色幻因缘。

庚子南巡之前国泰为山东巡抚，据奏已于德州界上仿热河普陀宗乘之庙建立喇嘛寺，以申庆祝彼时，即以黄教乃蒙古国习俗所上，非齐鲁所宜，因已成事赐额曰普陀广教之庙，有不为信而增恧怩之句。乃未经两三年，以版筑弗坚已就倾废，国泰亦旋以勒索属员事发抵罪，新任巡抚明兴因迁移佛像于别寺供奉，今经斯地固不必为之费财重葺。亦可知矌官宜慎国法无私，朕岂肯以其尽小谨而驰大宪乎。

永庆寺与慈氏寺一样，建立于唐朝。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永庆寺移于州治北。《德州志》记载：

永庆寺，唐贞元间建，本在运河西岸，元季遭兵燹。明永乐十年，僧古峰移建于城内。景泰年间，邑人张惠重修，并作记略。永庆寺，殿宇嵯峨，诚巨刹也。清光绪二十一年，僧妙熙募化再修，殿阁一新。

据《德州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创立省立中学，以城内永庆寺改建，始称第十二中学（现德州一中），原本还留有大雄宝殿，其他建筑相继倒塌拆除，后大雄宝殿也被拆除。

文中论述的这一御诗满文碑即出土于永庆寺废址，原本应为四面碑，在当初普陀广教庙拆除后，与相关佛像一同迁至永庆寺内保存，由此判断其完成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至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之间，但具体时间已经无法考证。

碑刻因其材质坚硬不易损坏，自古以来便是人们用来记录重大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其上文字更是直接展现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文化的传承。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满文作为满族的专属语言文字，以满文刻碑更能发挥表现民族特色和彰显统治者身份的作用，用于构建新王朝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体系。因此满文碑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类具有相对完整形制规定的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同时展现出强烈的政治属性，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这块乾隆御诗满文碑作为德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满文碑同时也是御碑，无论是从形制和功用来看，还是从文字及内容来讲，对于研究德州地区的清代碑刻都具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