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

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增强，中唐的社会格局剧烈转型，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藩镇新开辟的辟署制度为更多的底层文人提供了新的入仕途径。两次入幕府再前往中央任职的人生经历，让韩愈对藩镇有了更深的见解，既体现在诗文创作内容上，也体现在韩愈的文学观中。

藩镇割据下韩愈的诗文创作

韩愈一生经历了多个朝代，从大历至元和，藩镇割据一直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因素。由藩镇割据延伸出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左右着韩愈的行为，当多条与藩镇相关的轨迹收束至韩愈个体时，便对韩愈的诗文创作观起到塑形的作用。

韩愈入藩前后的社会状况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和中央仍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在德宗时期，就有以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首领，纠结藩镇军队，大举造反，使得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的事件发生。元和十年（815），爆发了淮南藩镇军阀王承宗因战事试图刺杀宰相武元衡的事件。动荡的藩镇威胁中央统治，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但此时的藩镇并非全然与中央处于敌对关系。张国刚将藩镇分为四种类型：割据型、防遏型、御边型、财源型。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虽然安史之乱后，唐朝处于藩镇割据的状态，中央和地方并非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峙与合作并存的相处模式。这种合作的关系推动辟署制度诞生，为后来古文运动中大量庶族加入政治局面并萌发革新意识奠定了基础。也是在这种社会机制下，韩愈选择先前往藩镇幕府任职，再回到中央。

而藩镇对文人的态度以及由藩镇延伸出的新的入仕方式——辟署制度，决定了韩愈前往幕府的动机。在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之前，唐朝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和铨选制并行。文人在经过科举制后，还需要通过铨选制才能正式获得官职。韩愈便是经历了四次科举后，再度面临了三次铨选的失败。在武则天大力推广科举制后，传统的铨选制更加无法适应大量新进人才涌入而待选的情况。科举制的推广导致待入职的进士增加，急需另一种制度进行补充。其实在唐玄宗时期，张九龄曾经上书道：“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并提出辟召制的请求。在藩镇成为比州更高一级的行政实体后，原本应当由州道承担的辟召制转移到藩镇上，逐渐发展为辟署制。

辟署制和铨选制的关系，正如藩镇和中央的关系一般，并存而对抗。中央允许藩镇自辟官员，授予藩镇幕僚“检校”的称号，且授予的官位基本为“流内官”，是士大夫渴望的“清”官职位的必经路径。除了中央官职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和藩镇的俸禄相对较高外，士大夫在藩镇任职可积累名声，为来日进入中央积攒筹码，这也是他们选择入藩镇做官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白居易曾点明这种现象：“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因此，即使韩愈对藩镇态度并不友好，而且在回归政治中心后还成为针对藩镇坚定的主战派，但也并不影响他曾前往幕府任职。也正是两次进入藩镇幕府的经历，让韩愈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藩镇割据形成的社会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

韩愈创作中对待藩镇的态度

韩愈在藩镇的经历中最重要的当属两次兵变事件，两次兵变的相关经历及韩愈的态度在其诗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一次汴州兵变凭借运气逃脱之后，第二次张建封病逝前韩愈便提前离开徐州，可见汴州之变给韩愈造成的冲击，而韩愈也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细致地描绘了兵乱中的坎坷和惊慌：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汴州乱》其一）

韩愈在诗中刻画了藩镇动荡的场面，而这些毁灭性的动荡由于藩镇的存在，成为家常便饭般的琐碎日常。张国刚对唐代的藩镇动乱年表进行了整理，且由于晚唐黄巢起义后诸藩镇之间相互攻伐过于频繁，仅每个藩镇内部的动乱就将近三百次，这无疑摧毁了百姓的生存空间。韩愈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愈时在徐籍往谒之辞去作是诗以送）》中表达了亲身经历兵变时自身的境况和心情：

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彷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儿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

亲身经历让韩愈在步入政治权力中心后，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对削弱藩镇势力有着极其坚定的信念。其实在正式进入中央前，韩愈已表明了自己对藩镇的态度。在汴州兵变后，韩愈应聘进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元贞十五年（799）冬，张建封曾让韩愈前往京师朝正，途经徐州时，创作了《归彭城》来表达自己的忧思以及希望中央削弱藩镇势力的希冀：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訏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

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韩愈在幕府中的工作经历帮助他认识到藩镇内部的本质。在张建封门下时，韩愈曾直言上书，对其面临动荡频发的现状不闻不问的行为进行讽谏：

莫辞酒，此会固难同。请看女工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赠张徐州莫辞酒》）

张建封和董晋二人都是颇受德宗器重的要臣，他们所管辖的藩镇对河朔地区的割据藩镇起着至关重要的防遏作用。徐州和汴州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即便如此，幕府岁月对韩愈而言仍是蹉跎度日。韩愈对藩镇所起到的维护作用是失望的。即使这样重要的藩镇，在节度使去世之后内部仍无法改变动荡的局面，更无法代替中央维护社会的和顺平稳。因此韩愈激烈的反对态度与唐宪宗不谋而合。

宪宗在平藩政策上一向是强硬的态度，与淮西幕府的交战给了韩愈发挥的空间。韩愈在这场战役中被任命为行军司马，是彰义军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的副手。韩愈创作了很多关于这场战役的文学作品，在战役开始前著有《论淮西事宜状》，战争结束后有被顾炎武盛赞为“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的《平淮西碑》。

除了强硬的平藩政策外，宪宗在文治方面的策略对于韩愈来说如逢甘霖。唐宪宗重拾儒学地位，把“才识攸重，练达吏理，详明儒术”作为评选人才的重要标准。因此韩愈在宪宗时期掀起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古文运动来应对藩镇割据、佛老盛行的社会状况。

藩镇割据中韩愈文学观

藩镇割据的社会背景对韩愈的文学观有着极大的影响，韩愈的“道统”思想在背景下成型，并在古文运动中提出了“文道合一”的观点。“道统”和“文统”两个体系交相呼应，成为藩镇割据下韩愈为这个时期苦心寻找的一剂药方。

韩愈面对藩镇的“道统”思想

“道统”一词虽然是在南宋时期被朱熹正式提出的，但早在韩愈的文章中已经有了一定雏形。本文借用“道统”的概念，概括韩愈关于儒家一统的思想。韩愈“道统”的具体提出是在《原道》一文中，他借鉴佛老体系结构，创建了儒家道统，对儒家的“道”做了新的定义：“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然《原道》一文的创作在表层内容上指向佛道二家，但陈寅恪指出，“道统”的建构指向的是更深入的层面，它面对的是在中唐中央核心统治动荡的情况下，急需解决的夷夏问题。即“道统”背后是韩愈的夷夏之辨。

中唐的夷夏问题，实际可以分割为佛道问题和藩镇问题。藩镇问题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中央政治权力下放分割，但追究到藩镇割据的根源就会发现，这仍然是夷夏问题的重要环节。掀起安史之乱的史思明和安禄山都是具有夷族血统的人：“安禄山亦昭武九姓之羯胡，曾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因此在安史之乱后，中央集团将之归为“胡族乱华”，夷夏大防再次进入中央政权关注的视野中。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的藩镇仍然与中央保持敌对的关系，在这些藩镇中留下的统治节度使同属胡族，而一些汉族统治者由于长期生活在河朔地区也逐渐胡化。因此韩愈将藩镇问题和佛道思想问题的根源归咎到一处，即夷夏之辨。

但韩愈的华夏观和一般士大夫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是许多士大夫不反对佛道学说但韩愈却对此强烈排斥的原因。韩愈的“道统”思想有更广阔的“中国”观念。韩愈的夷夏观重文化而非出身，同时也并不拘泥在传统儒家文化夷夏观中对“礼义”的守卫上。虽然韩愈在《原道》中表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他对传统儒家的夷夏观做了进一步发展，以“礼”为点深入到文化层面对“夷夏”进行分辨。通过对藩镇和佛道背后根底的整合，韩愈的思想已经上升到一种能囊括国家政治文化多维度的意识形态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愈的“道统”思想，就可以从中发现他的“道统”思想是跨维度的整合。韩愈提出的“道统”思想从儒学的本体出发，是对儒学的再次构建。韩愈对儒学的重构增加了儒家系统的内部张力，在古文运动中将其与文学结合起来，形成“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系统。“古文运动”中的道统不再是对儒家学说的简单重申。韩愈从儒家的“仁义”为出发点，形成了一套针对中唐社会局面，囊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套文化系统，构建了一套可以针对当时夷夏问题的政教体系。韩愈的思想从文化的角度贯穿到政治，但又不同于孔孟提出的“仁政”思想。韩愈的“道统”思想，已经可以归类在国家制度中，更贴近《周礼》中提出的“王政”的理想局面。“王政”中河清海晏的理想需要的也是对社会的教化管理。韩愈希望通过恢复道统在包括胡族在内的所有人中的地位，以恢复政治上的一统状态。《原道》中提出的对政治文化精神的统一，其实是韩愈对包括藩镇割据在内的夷夏观的折射。

古文运动“文道合一”中的藩镇因素

古文运动其实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萌芽，李华、萧颖士提出重振古文的观点，被视作是古文运动的先锋。元和时期，古文运动被韩愈和柳宗元发扬光大，兼具了文学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同时从古文运动兴起的源头探析，就会发现古文运动在萌芽时期就已经和藩镇紧密相连。

古文运动中“文道合一”的提出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道统”和“古文”的概念都在韩愈处成型。而在韩柳之前的古文运动并没有全面上升到社会运动的层面。前期的古文运动在规模程度以及理论深度上，更适宜被称作是一场大规模的复古思潮。在天宝年间，以萧李为首的士族集团认为时局的动荡是由于推广科举制使庶族乱入从而破坏礼教的结果。正是因为礼教被破坏，才导致了人心不古，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族之人胆大妄为，拥有剑指中央的权力和欲望。安史之乱是庶族无礼、犯上作乱的集中爆发，藩镇割据是礼教沦陷、人不思治的延续，故而要通过古文延续对“礼”的传承，重塑士族地位。因此在前期的复古思潮中，复古只局限在文体上，还没有与儒家的义理之“道”相结合。

与天宝年间不同的是，在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后，这股复古思潮从对礼教经义的推崇转移到对道德品质的思考上，开始向思想层面靠拢，为韩愈提出“道统”思想以及“文道合一”埋下伏笔。这股复古思潮发展到韩愈所在时期后，复古的要义已经从恢复士族的地位演变成庶族思想的革新。藩镇割据的存在彻底取代了士族的力量，新进的庶族阶级接过复古的旗帜，从思想文化的维度将这股复古的思潮与现实紧密结合。

伴随着韩愈“道统”观点的提出，古文在这场运动中也具有了超越单纯礼制的意义。在前期，复古思潮中只是作为维护礼制，挽回士族势力的工具，其在韩愈的观点中具有更深层次的现实功能。韩愈将古文和“道”结合，“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用以解决包括藩镇在内的夷夏问题。韩愈针对藩镇的态度，形成了容纳更广领域的“中国”夷夏观。古文运动中的“文”在韩愈的夷夏观中有了更重要的道德和文化意义。萧李等人推崇古文，是因为古文古奥典雅的语言能够代表昔日辉煌的礼制，其象征着曾经世家大族的地位。韩愈推崇古文，是将它视作领悟先贤圣人思想的渠道，他以为骈文的华丽是虚浮的雕饰，只会阻碍人们对圣人思想的学习。如果夷族能够学习通过古文研习出“道”的精髓，那么就可以恢复统一的华夏民族，解决当下藩镇割据、华夷混杂的困境。也正是文与道的结合，让古文运动的内在张力扩大，形成能够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机制，从文化运动上升为社会运动。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2]吕大防.韩愈年谱[M].徐敏霞，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

[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

[5]葛兆光.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6]刘宁.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J].文史哲，2021（02）：112-122+167.

[7]咸晓婷.中唐儒学变革与古文运动嬗递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8]杜光熙.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J].北京社会科学，2015（04）：61-68.

[9]李翔.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10]张冠凯.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D].南京：南京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