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亡史作：金元易代史家群体的著史活动与存史心态

金元两代虽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史学撰述成就斐然，这与其仿汉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修制度密切相关，也离不开史家私人纂修的努力。特别是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繁，在官方修史不力、史料散失的情况下，一批易代史家以“不可亡人之史”的极强存史意识投入金代历史的修撰中。元好问、王若虚、王鹗、刘祁、杨奂等是易代史家群体的重要代表，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撰述保留了金代大量珍贵的史料，成为元修《金史》的重要依据。这一群体在记述金代史事的同时，注重对金朝亡国之因的理性思考，形成的辩亡思想彰显着这一群体的现世关怀和以儒道治世的政治理想，对新朝乃至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视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国亡史作”是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表现。其不仅体现在汉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也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承继发展。金天兴三年（1234），金政权在蒙宋联军的围攻下覆灭，一批饱经战乱、为前朝所遗的金代文人在极强存史意识的驱使下，以修史自任，构成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史家群体。这一群体在金亡后，表现出明确的“国亡史作”的意识，以直书精神修史，以不同形式的历史撰述，保留了记录金末社会现实的重要史料。目前，对金元易代之际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重点或围绕元修《金史》展开，或是针对史家、史著的个案研究，从群体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特别是对金元易代之际史家群体的研究还不够具体、系统，对这一群体存史心态的分析尚欠详细、具体、深入。本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易代之际史家的经历，论述这一群体的修史活动、史学成就及存史心态，对深入探讨金末史学发展趋势及状况具有一定价值，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广集史料，以亲历为故国写史

金元易代之际的史家群体，亲历了金朝末年社会的动荡，目睹了元兵入城后对百姓的抢劫屠戮，新朝建立后，他们虽然政治选择不同，但都以修金史为己任，结合自身经历，以文字记录了金元易代之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正是因为这一群体的记述，金末历史没有随战火而泯灭，成为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历史撰述的重要部分。

金末著名文人元好问（1190—1257）在金亡后，不仕新朝，专心著述。“金亡，不仕……晚年犹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曾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等职，金亡后，经历被俘看管，晚年回到故乡忻州隐居，筑野史亭，以为亡国修史为己任，潜心著述，成就斐然，特别是所著《中州集》，以诗文写史的形式，记录了金代大量史实。其《壬辰杂编》也保留了金末珍贵的文献记录。王若虚（1174—1243）与元好问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曾在金朝国史院贡职，曾参与撰修《章宗实录》《宣宗实录》，金灭亡后，北归故里，整理成《滹南遗老集》，交给王鹗，并在其死后印行。《金史》本传记载：“金亡，微服北归镇阳……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现存《滹南遗老集》，虽然是辨惑议论性文章的合集，但文集中所体现的历史学编纂思想、历史学批评理论等代表了有金一代史学发展的水平，为探求金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与元好问、王若虚同期的史家刘祁（1203—1250）在金末战乱中也回到故乡，其自称“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盖年三十二（一作三）矣”。金亡后，他辗转流离回到故乡居住，回顾自己的经历及往昔交游之人的言论、事迹，著成《归潜志》，“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明确提出自己著述的旨趣所在，即留存一代伟人之言行，并为后世提供借鉴。刘祈与前两位易代史家不同的是他在金亡后出仕新朝，入元为官。金代旧臣王鹗（1190－1273）也接纳了元统治者的招揽并出仕元廷，虽政治上服务于新政权，但他仍肩负起为故国写史的重任，在金亡后撰成记录金哀宗陷于蔡州相关事迹的《汝南遗事》。其在《汝南遗事·总论》中写道：“况承都元帅之命，且惟大中书之言，敢不追思前编，直书实事（某在蔡已有目录）。谨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记一百七事。冗长不文，故不足取，庶几他日为史官采择。”申明了为金代存史写作的目的。《汝南遗事》四卷，记事始自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六月，迄于次年正月，以纲目逐日记事，共计一百零七条。所载皆王鹗亲所闻见之事，翔实地记述了金朝灭亡的实况。王鹗1244年接受忽必烈的征聘成为其潜邸幕僚集团中的一员，后入元为官，在此期间，他在力荐并组织纂修金史的同时，着笔进行金史的撰修，王鹗所修《金史》现已不存，但元人王恽所著的《玉堂嘉话》卷八中保存了王鹗定夺的《金史》目录，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关于金朝史实的史料，学界普遍认为，王鹗所修《金史》虽已不存，但其基本具备了金史的规模。

杨奂（1186—1255）在金亡后入元参加科举，在元朝为官，卓有政绩。《元史》有杨奂列传，记述称：“金末举进士不中，乃作万言策，指陈时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归，教授乡里。岁癸巳，汴京降，奂微服北渡……”由此可见，与以上诸位史家不同的是，杨奂在金朝举试不第，所以在金朝并未做官。虽然其在金朝没有为官，但其在乱世中仍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间锐意改革之际，杨奂曾草拟万言书，指陈时弊，抨击当权者的腐败与统治的黑暗，大胆指出时人不敢言的问题。杨奂博闻强识，著述颇丰，据《元史》记载有“《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行于世”，特别是《天兴近鉴》（又名《朝政近鉴》），杨奂于金灭亡前即着笔写作，记述金末史事，即使在汴梁陷落微服北渡的过程中，仍笔耕不辍，于金灭亡当年，即公元1234年，完稿成书，保留了金末社会的一手史料，虽现已不存，却成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参考之一。

在金末元初战乱动荡之际，官方史学修撰不力，大量史料也随战火毁弃亡佚，以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王鹗、杨奂等为代表的易代史家群体，认识到记述金末史事及整理金史的重要意义，他们广集史料并结合亲身经历创作了多部有价值的记述金代历史的文献，这些记述成为新朝官修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留存史料，为新朝修《金史》所借鉴

元代官方所修的《金史》被公认为是三部官修正史中质量最高的一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元修《金史》：“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金史》之所以能在三部元修正史中被称为最善，与金代官方重视修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留下了大量官方史料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如宋代也留下了大量的官方史料，但元修《宋史》却不能摆脱纷繁芜杂的诟病。上述史料关注到《金史》质量之高与其经营时间较长的重要关系，在撰修《金史》的过程中，易代之际的史家群体的努力不容忽视。关于《金史》史源的问题，史料有明确记载，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王鹗、杨奂等易代史家对《金史》纂修的贡献已成为学界认可的不争事实。

金天兴元年（1232），蒙古军攻入汴京，蒙军张柔入城后取走金朝实录、秘府图书。因此有元好问向张柔请示浏览金朝实录的记载：“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这里的张万户指的就是张柔。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元好问决心修一部金史，但是在探求金代官方史料的过程中受阻，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停止修撰金朝史书的脚步，回到故里依然自建野史亭，潜心著述，作野史百万余言，元修《金史》多本其所记。后来，张柔将其所藏的金代官方史料移交元朝史馆，王鹗出仕元朝后积极组织《金史》的纂修，得以接触这些史料，官方史书虽未成书，但他个人所修的《金史》是一部包含帝纪、列传、书志等体系的完整著作，初步奠定了后来元修《金史》的规模。

除了以上直接进行金史整理与修撰的情况外，易代史家私人所著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集、笔记、碑刻、诗文等也为元修《金史》所借鉴。从现有《金史》看，其有明确标注的引用包括《天兴近鉴》《士民须知》等，其中杨奂的《天兴近鉴》即易代之际的私人著述。除直接标注所参考的史料外，其内容特别是本纪、列传，多采元好问之《壬辰杂编》、王鹗之《汝南遗事》、刘祁之《归潜志》及碑文墓刻等记述。特别是在金末官方史学疏于记录之际，这些易代史家的私人著述对史料的留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关于对金末“为崔立立碑”相关事迹的记载，仔细阅读《金史·王若虚传》中的相关内容，其主要参照了元好问为王若虚所做的《内翰王公墓表》及刘祁之的《归潜志》。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关于王若虚、刘祁、元好问、麻革等为崔立立碑事件的记载片段如下：“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祈、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破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订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元好问所作《内翰王公墓表》中有关于崔立手下要求为投降的崔立立碑一事的记载：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劫杀宰相，送款行营。群小献谄，请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为文。……公（指王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好问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埽地，贻笑将来。不若死之为愈也。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言：“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万，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宫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为后人所信者？”问答之次，辞情闲暇，奕辈不能夺；竟胁太学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

刘祁所作《归潜志》卷十二，专设“录崔立碑事”一篇，详细记述了自己被通知为崔立立功德碑的始末，在此摘录其中片段以作比较：

数日，忽一省卒诣予家，赍尚书礼房小帖子云：“首领官召赴礼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预事，不知何谓，即往至省……予即辞曰：“祁辈布衣无职，此非所当为。况有翰林诸公如王丈从之及裕之辈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众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为之何辞？君等无让。”予即曰：“吾当见王丈论之。”……余于是阴悟诸公自以仕金显达，欲避其名以嫁诸布衣。又念平生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扬子因逊让而别。连延数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辞，即略为草定，付裕之……

刘祁更加详细地记述了被要求为崔立立功德碑过程中的个人推脱的对话与内心活动，较元好问的记述更加详细具体。

仔细比较三部分史料对崔立建功德碑一事的记载不难发现，《金史》关于此事的记载至少综合了元好问和刘祁的叙述。更具体地说，《金史》所述的前半部分，即从“明年春”到“奕辈不能夺”，主要是依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所记，后半部分主要是对刘祁所述的“录崔立碑事”的简化。而类似的史料采择案例，在元修《金史》中十分常见，学界关于《金史》史源的相关探讨中也有对此的论证，此处举一例进行说明。

与宋元易代文人群体的故国之思以及为旧朝守节的强烈观念不同，金元易代的史家群体接受了金政权的覆灭，也没有恢复旧朝统治的强烈愿望，而是积极投入为金代修史的活动中。金元易代史家群体的集体撰述以不同形式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一方面，他们的著述成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借鉴，为继承弘扬少数民族史学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在记述金代历史的同时对金朝亡国之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的辨亡思想，映射出了这一时期史家们的集体心态。

辩亡反思，易代史家的存史心态分析

金元易代之际的史家中，尽管有归隐之士，如元好问、王若虚等，但他们没有为旧朝守节的观念和恢复旧政权统治的思想倾向，也不再执着于政权正统性的论辩，他们普遍接受金亡的现实及元朝的统治，并以直书精神投入到史书的撰述中。在撰述过程中透露着一定的故国之思，但表现更为鲜明的是辩亡与反思，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金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