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获取境外情报的途径及特征

金朝通过敌国降人、特定官员、边民、内外使节、间谍、宗室贵族、商人、战争俘虏等多种途径获取境外情报。其重点关注的政权有辽、宋、西夏、高丽、蒙古等，在战争期间尤其注重对上述政权的内政、军情、地理环境等信息的收集。此外，金人对情报收集的重视程度不如宋人，具有谨慎、务实、理性的特点。金人注重对情报进行甄别，在重视情报准确性的目标上，金与西夏相似。

金朝国祚近一百二十年，从金初伐辽、侵宋战争，到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南伐，再到金后期对西夏用兵，抵御蒙古，金朝频繁的对外战争所导致的对情报的大量需求是它获取境外信息的主要动力。

目前，学界对金朝获取境外情报途径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研究视角基本上集中在宋朝。例如，杨军《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城市的对辽间谍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北宋长期重视对辽的间谍活动，在河北沿边城市展开的对辽间谍活动中形成了一些用于防范境外间谍的制度，同时该文也提及辽有向宋派遣间谍收集情报。袁良勇《试论北宋出使使臣的外交情报搜集活动》（《宋史研究论丛》，2011年）指出北宋十分重视收集周边各政权的情报，使臣收集情报是其本职公务之一，其收集的情报内容包括出使国沿途的山川地理、民俗物产、礼仪官制以及政治、军事等，范围广泛，这些情报是北宋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但也存在情报造假的情况。李浩楠《南宋对金世宗北巡上京的情报搜集、分析研究》（《宋史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一文中涉及宋金之间的谍战，指出南宋针对世宗北巡展开的情报工作包括人力情报、文书情报、民间情报等，认为南宋的情报活动存在情报收集能力高于情报分析能力的特点。

那么与南宋长期对峙的金朝，其获取境外情报的途径有哪些？又有何特点？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敌国降人

金朝以武立国，自建国初的伐辽灭宋至统治末期对宋、蒙古、西夏连绵不断的战事，迫使金人用各种途径打探情报。其中，敌国降人是金人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

天辅五年（1121），辽宗室成员耶律余睹降金，上书言及辽的内政、军事情况。其书中讲到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对于辽的主政官员，如枢密使萧得里底则称其“本无材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并汇报他堵塞言路等事情；关于辽晋王则有“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等事情，书中最后还将“所有官吏职位姓名、人户畜产之数，遣韩福奴具录以闻”。由此可知，余睹的来归为金带来了大量辽的内部信息，金统治者从中了解到辽内部的腐败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有助于其作出准确的判断，为伐辽作准备。天辅五年（1121）、天辅六年（1122）一些辽重臣如萧庆、刘彦宗先后来降金。天会二年（1124），辽祥稳挞不野来降，带来了关于耶律大石、天祚帝的情报，“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辽主从者不过四千户，有步骑万余，欲趋天德，驻余都谷”，其中涉及其官职建制、军队情况，从战马和步骑数量看，大石的实力不容小觑，对此金太宗下诏：“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则俟报下。”可见金人在获取情报后对辽的军事行动较慎重。在天会三年（1125），“故内外合谋，共劝南侵，且言中国无人，因兵就粮可也”，可知这批降臣为金伐宋带来了有用的情报和建议。

南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宋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在西山聚集军队，担心粮储不继，发动军士去运送粟，“会有亡告金人者”，这部分逃亡的军士或在途中被金人抓获成为俘虏，或主动投降金人，由于材料不足，在此笔者不多做探讨，但可知其告发的结果是“金趁虚击之，众稍却”，可知金人利用此次情报得知宋方后勤补给不足而及时出击取得了战果。

此外，一部分叛宋入金的宋人为了获取金人的信任，仕途通畅，也带来了各种宋方的消息。天会九年（1131），“久在海中，尽知江南利害”的宋宣赞舍人徐文降金带来了重要的情报，金人从中得知宋在杭州的军队船只分布情况，宋主逃跑的海上路线以及从密州到昌国县走海路的时长。尽管徐文的策略未被采用，但从其后历仕熙宗、海陵和世宗三朝，一度官至定海军节度使，可见其颇受重用。郦琼降金后，完颜宗弼“以（郦）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与计事”。

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

对于以上谈话，笔者认为，郦琼虽似有迎合金人的意图，但道出宋人兵弱且畏惧金人的心理也是实情，而后南宋对金称臣也印证了这番话，宗弼对郦琼相当满意。从郦琼在金的仕途，历任武宁军节度使、泰宁军节度使、归德尹，可见他颇受金人重用。

有两条宋降人入金的记载值得注意，一条是“（庞）师道亡之北境，自称从义郎，妄言朝廷机事，金械之还，故戮之”，另一条则是“卒王泽盗用军钱，亡命入北境，妄言本朝机事，金械之还，是日斩于市”。上述事件分别发生于绍兴十五年（1145）和绍兴十六年（1146），两条材料提及有宋人逃到北方向金告密，结果却被金人遣返回宋，后被杀，极为反常。笔者推测，一方面，既然上述材料称入金的宋人是“妄言”，可见其带来的情报未必完全准确，金人将二人遣返可见金人对得来的情报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此时宋金双方已签订“绍兴和议”，双方形成了相对和平的关系，金逐渐专注于对内建设，也不欲再起祸端，基于这些考量金人决定将来投宋人遣返。

边臣、内外使节

金朝还通过一些特定官员获取部分境外情报。如驻守边境的长官，出于巩固边防的目的，利用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职权，向边民快速收集境外的第一手情报，并作出应对举措。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边民属基层人员，其姓名以及收集情报的行动已不可见于史籍，故笔者不多叙述。天会年间，针对高丽的异动，同知南路都统鹘实答向太宗上奏，称“高丽纳叛亡、增边备，必有异图”，提醒太宗早做准备。天眷三年（1140），对宋主战派完颜宗弼时在汴州，上言称“宋将岳飞、张俊、韩世忠率众渡江”，以此报告宋方军队的动向，让金方可早做准备，于是金熙宗下诏阻击宋军。宣宗兴定元年（1217），蔡州的帅府尝侦查宋人，得知其“将窥息州”，便“以轻兵诱其进，别以锐师邀击之，虏其将沈俊”；同年，又“制定州府司县官失觉奸细罪”。从这些材料中可知，金代的地方军事长官能收集到一定的情报，且地方官员也有纠察奸细的职责。在元光二年（1223），“又南边所设巡检十员，兵率千人，此乃平时以诘奸细者，已有大军，宜悉罢去”。该条材料也从侧面反映金朝曾在边境设置巡检员，他们一方面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则抓捕境外的间谍，但由于军队南征，因此可暂时罢置。

金朝使节在出使过程中收集情报有天然的优势，很多使节以出使为名行刺探之实。在太祖率军攻辽前，曾派遣宗室习古乃以索取阿疏为名，行刺探辽朝内政之实，得知“辽主骄肆废弛之状”，后又派遣仆聒剌索取阿疏，“实观其形势”，仆聒剌回来后上报“辽兵多，不知其数”，对此太祖并不完全相信仆聒剌带回的情报，因此后又派胡沙保前往辽。海陵王篡立后，“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报谕宋使，永固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动静”。正隆四年（1159），海陵王准备南伐，先后派出施宜生为宋贺正旦使，“又隐画工于中，即使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既则绘为屏，而图己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两年后，金又派出贺生辰使、殿前都点检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宋，“又遣人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意若相视水面者”，当时完颜亮正为南伐积极作准备，以出使为名，在队伍中派画工描绘地形城郭，又令人趁机观察河道。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完颜阿鲁带出使宋后回来，“言宋权臣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但章宗以为完颜阿鲁带借机生事，反而贬斥了他，这条情报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以上均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金派出使者收集情报的例子，金人或是为巩固边防，或是为对外战争，都会主动去收集情报。

此外，也有外国使者入金带来境外信息的情况。皇统四年（1144），“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对此金趁机派使节前往，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在大定年间，也有回纥人来金的记载：

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辇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

从以上材料得知，回纥人来金贸易，带来了一些西域境外的信息。其所部为邹括番部，经济以农业为主，赋税较重，且曾经臣服契丹（西辽）。又提到契丹屯驻的军营范围较大，但近年来契丹与叶不辇等部族不和，时有战争。

章宗时期对不同国家入金的使者有不同的做法，对于高丽、西夏使者入奏，则“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阁门使上殿监听”；对于宋使者入金“可令监察随之，以为常”。从上述金对待高丽、西夏和宋三方使节的不同态度，可知章宗朝对宋管制更为严苛，对宋更为防范。

间谍

金朝通过间谍收集了大量的境外情报，史籍中出现的“侦者”“谍者”“觇者”等都属于间谍这一类，同时在本小节中，间谍包括金向外派出的间谍以及捕获的境外间谍。

天辅四年（1120）金太祖曾下诏“高丽累世臣事于辽，或有交通，可常遣人侦伺”，太祖认为高丽是辽的附属国，应该多派人去侦察，防范高丽与辽有私下往来，笔者认为前去侦察的这类人当为间谍。

天会五年（1139），金人渡江南侵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日当昼，金人对江列阵而佯退，众信之，守益懈。敌谍知无备，夜乃乘数十舟横江直济，众不能御，敌遂登岸。

从以上材料可知，金人通过间谍打探到宋军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夜袭宋军，成功登岸。

天会六年（1140），金军进攻延安府时东城已破，而西城仍然坚守，“金人谍知曲端与王庶不叶，遂并兵寇鄜延”，即金人通过间谍打探得知曲端与王庶不能协调，所以合并军队侵扰鄜延。而在天会七年（1141），宋方“已获金人之觇者，以此知金人虽负十全之势，而限以长江，不敢轻渡”，宋方抓获了金的“觇者”，反映出金人有向宋派出间谍收集情报。皇统初年（1141），完颜宗弼收复河南，元帅府治理汴州，当时“梁、楚间夜多阴雨，元帅府选人侦宋兵动静，诸吏遣昌福。昌福不辞即行，尽得敌军虚实报元帅府”，这表明元帅府会专门选人充当间谍去侦察宋军的动静。

时宋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1168），宋方曾下令“禁归正人藏匿金人者”，这侧面反映出金向宋派出的间谍隐藏在宋归正人中，引起了宋的警觉，于是宋有所防范。而在大定十年（1170），完颜宗叙与世宗讨论南方边境事宜，有以下对话：

宗叙曰：“南人遣谍来，多得我事情。我遣谍人，多不得其实。盖彼以厚赏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资谍人，徒费其财，何能为也。”

从上述材料可知，金人认为宋人花费大量金钱雇人打探情报，而自己派遣间谍打探到的信息多有不实之处。从金君臣讨论宋方派遣间谍的做法也可以看出，金人有往宋派出间谍的事实，但世宗不赞同宋人的做法。笔者推测有以下原因，世宗认为花大量的钱去雇人刺探境外情报，收益不大且浪费钱财；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则可从章宗即位初即“（大定二十九年九月）壬戌，诏罢告捕乱言人赏”窥见，世宗在世时更专注于对内部的控制，而对境外则表现得相对谨慎保守，不愿在收集对外情报上多花费物力。

金朝末年，金夏关系紧张。贞祐四年（1216）“来远镇获谍人，言宋、夏相结来攻”，间谍汇报了宋夏结盟来攻击金的情报。兴定元年（1217）“获谍者言，遵顼闻大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西鄙”，即便如此，金统治者也并未放松边防。可见金人对收集来的情报也并非完全相信，并未因得来的消息而松懈边防安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金朝末年，西夏眼见金日渐衰落而附蒙侵金，由此金提高了对西夏的防范，对收到的情报也持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宋金开始交战。元光元年（1222），宣宗劝谕宰相，“宋人以重兵攻平舆、褒信，我师力战却之，又侦知其事状之详”，这从侧面反映出在宋金交战过程中，金人也有使用间谍刺探敌情的情况。

上述例子是金派往境外的间谍，也有捕获的境外间谍。泰和五年（1205），金人抓获了两名宋人，有以下记载：

遂平县获宋人王俊，唐州获宋谍者李忤，俊襄阳军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于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侂胄谓大国西北用兵连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劝宋主都建康节制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