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的遗民、逸民研究综述

遗民和逸民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存在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中且不断发展，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辽金元时期的遗民和逸民对民族的发展与融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探究遗民和逸民群体的演变和发展，有助于了解北方少数民族发展、融合的历程。现根据时间断限，对前人发表、出版的论文和著作进行梳理，并作出总结和展望，以期推动对辽金元时期遗民、逸民的研究。

绪论

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统治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的经济文化往来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地域内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且更为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遗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辽金元统治时期的遗民情况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近年来，遗民研究在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探索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鉴于目前学界未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以朝代为断限，对遗民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作出总结与展望，以期推动辽金元时期遗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遗民研究

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易代之际的研究绝大部分围绕“遗民”议题展开。遗民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现象，其研究重要性不可言喻。遭逢改朝换代的遗民如何看待新政权？如何在新政权、新社会中生存？学界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辽朝的遗民研究

在对辽朝渤海遗民统治政策的研究中，对东丹国的统治研究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秦菲《试论辽对渤海遗民的统治政策》中认为辽朝对渤海遗民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统治政策[1]。建立东丹国，允许渤海人入仕为官，并与渤海人联姻，使其逐渐与契丹人同化。许海波《辽朝治理东丹国与燕云十六州之异同》中认为辽朝统治者对两地的遗民均采取了“因俗而治”——顺应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统治措施[2]。孙炜冉在《渤海遗民对辽朝社会的经济贡献》中认为，契丹灭亡渤海国后，采用异地重置州县的方式将渤海遗民迁入辽朝的核心地区，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辽朝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此外《辽朝对渤海仕人的任用及选拔原则》中分析了辽朝的渤海士人在东丹国初建立、耶律倍南逃后和圣宗时期的三次出仕，圣宗之后统治者根据渤海士人的才能对其充分任用，缓解了民族矛盾。渤海遗民对于辽朝的统治也有反抗，仉惟嘉《辽朝末期渤海遗民起义及反抗活动探析》中对渤海遗民的起义活动做了探讨。

渤海遗民的上层阶级以世家大族为主体，对其研究主要围绕渤海世家大族的发展展开。苗霖霖《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通过对辽、金时期高氏家族成员分析发现，高姓后人先后入仕辽、金两朝，国家建立之初均以军功入仕，中期通过科举或荫补入仕，后期再度任武职保家卫国[3]。李智裕在其两篇文章中分别讨论了渤海遗民家族的发展，在《略论辽金时期东京渤海遗民李氏家族》中通过对辽金两朝李氏家族成员进行分析和考证，探讨了渤海遗民大家族与统治集团的关系，揭示了其家族受到了金世宗狭隘的民族思想和施政理念的影响。《辽金时期辽东地区渤海遗民群体之间通婚初探——以张氏家族为主线》一文对这一时期的世家大族代表——张氏家族的通婚关系进行分析，指出辽东地区渤海遗民群体之间的通婚现象普遍，是对渤海国古老传统婚俗的继承，更是当时背景下的政治婚姻产物。此外，李智裕、苗霖霖还在《略论辽金时期东京渤海遗民高氏家族——以高模翰家族为中心》中对高模翰家族进行了研究考证，认为其家族主要成员在辽朝通过军功、荫补和科举考试获得官职和爵位，而且还与新兴的金国女真统治集团关系密切，对王朝更替与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婷玉《辽金时期渤海世家大族考述》认为，渤海遗民中的世家大族对辽金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和军事三个方面[4]。

对金朝的遗民研究

遗民在金朝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金朝皇权统治的发展并且形成了独立的遗民集团。20世纪80年代初，王世莲在《渤海遗民与金之勃兴》中论述了女真、渤海同祖同宗的关系，而且认为渤海遗民在金朝的勃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苗霖霖在《试析金朝渤海遗民集团的形成与影响》认为，渤海遗民通过帮助女真反辽建国而得到发展，且通过与女真皇室联姻来巩固其家族势力，并对金朝政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王德朋在《金朝汉族士人研究》中认为，金朝的汉族士人对金朝社会的发展和女真族封建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讨论了不同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变迁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6]。夏宇旭在《金朝契丹人研究》中认为，金朝的契丹遗民在金朝发展历程中，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最为重要，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7]。此外也有反抗金朝统治的消极作用。苗霖霖在《试析渤海世族家族与金朝皇权统治》一文中论述了女真统治者在辽朝末年与契丹的斗争中拉拢渤海遗民的景象，在金朝建立后，渤海遗民的势力对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渤海遗民集团与金朝宫廷政治》中还分析了渤海遗民与金朝宫廷之间的联系，认为渤海遗民集团与后妃集团内外联合，积极协助有渤海血统的皇子继位，对金朝的皇权传承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浦江在《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中也分析了金朝统治者对遗民的民族政策[8]，认为金初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现象，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汉人和南人存在地位不平等的现象。这一现象虽然在海陵和世宗以后有很大的改观，但是终金之世，民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桑东辉在《金朝统治者对渤海遗民的招抚与同化——兼论渤海族消亡的原因》认为，金朝统治者在崛起的过程中拉拢渤海遗民合力抗击辽朝，对渤海遗民采取招抚、怀柔和联姻的民族政策，使渤海遗民逐渐同化，最终使其民族特性消亡。

对元朝的遗民研究

中国台湾学者孙克宽对元初南宋遗民的研究较早，在1974年发表的《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中对收集的南宋遗民事迹进行了量化分析，将其分为“文天祥系列”“讲学名儒”“山林隐逸”和“文人词客”四大类。萧启庆在《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中采用了孙克宽和谢慧贤的分类方法，将元朝统治者对南宋遗民的态度分为激进型、温和型和边缘型[9]。

近年来提出了对元朝时期易代士人的新研究看法和形成原因。洪丽珠在《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中认为对宋元易代士人的研究方法不能只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和学术焦虑，也不能只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士人不同出处动向的意义，还应该更多地关注易代士人多方面的生活、阶级的转变，不要用预设概念看待其人生经历与活动。王尤清《宋遗民形成之因论析》认为，元初宋朝遗民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的，并且士大夫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和强烈的民族情结也激发了更多的遗民节士。

元初遗民的心态研究是研究这一时期遗民的重要方向。劳延煊在《元初南方知识分子：诗中所反映出的片面》中对元初南宋遗民进行了研究，通过运用文学表达技巧，从诗文中了解遗民的内心世界。这是研究遗民心态的先行之作。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是研究元代文人心理的重要著作，通过史学逻辑推理和文学作品分析，系统性地探索元初士人的内心世界[10]。对元朝时期遗民心态的研究也多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牛海蓉《宋金遗民差异探因》认为元初的宋遗民和金遗民在夷夏观念、君臣大义的强弱、对蒙元统治方式适应性方面存在差异。金朝遗民没有宋遗民对故国的依恋和对蒙元统治的强烈抗议情绪。曹胜、王建美《南宋遗民对宗国兴亡的反思》中认为南宋遗民以一种历史责任感从君臣责任、制度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对宋朝的灭亡进行了讨论。杨亮《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以当时的史料和舒岳祥、戴表元的文本解读为参考，认为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士人经历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在面临生存境遇的选择和人生终极理想难以实现的时候，南方士人用了务实、灵活的心态积极面对现实。张瑞芹《蒙元时期金遗民研究——以金遗民的地域特性为中心》通过研究金朝统治下各个行政区域内遗民的表现，认为金元之际的金朝遗民由于在北方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士大夫和各北方民族士大夫逐渐统一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下而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个性，不再被束缚于“华夷之防”的藩篱之内，彻底打破了以种族区别政权的限制，以更加务实的“有道则见”的观点看待异族王朝。陈斐《<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以谢翱的《天地间集》为中心，仿照陈寅恪“心史”的研究思路，借鉴西方心态史、情感史的理念，对易代之际与遗民身份认同相关的心态进行探讨。

逸民研究

隐逸之风兴起于东汉末年，后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我国现代第一本专门探讨隐士的专著，在学术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堪称隐士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以10个专题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形成、类型、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地域分布以及与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密切关系等。史冬青《论隐士与中国隐逸文化》认为隐逸是古代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理念。魏晋之后的隐士虽然清高孤傲、不媚不俗，但更多还是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高雅的审美体验。肖玉峰《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对隐士的定义、名称和分类重新进行探讨，认为隐士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隐逸意识，并且有明确而纯正的隐逸价值取向的士人。将其名称分为直述、尊称和雅号三类，并且将隐士分为六类。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通论历代隐逸，重点讨论隐逸这种文化现象，提出了隐逸五要素：正义、自由、待时、生存、冷漠，还从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看逸民的产生与流变，探究隐逸文化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

隐逸文化的转变是这一时期逸民研究的主要方向。苏菲《宋元士人隐逸的精神化转型》认为宋元易代之际的士大夫们融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精神，形成了通达的出处观念，不仅建构起了吏隐形式和孔颜新境，还形成了隐逸文化内倾向和泛物化的发展趋势，奠定了士大夫群体的自由精神。郭中华《隐逸文化的淳化与深化——论金元全真诗词的隐逸观》认为金元全真宗师创作的大量诗词中体现了深厚的隐逸文化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金元时期的隐逸浪潮，丰富和扩充了世人的隐逸形态，而且淳化和深化了中国由来已久的隐逸文化。何鸣在《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中提到，元朝的隐逸文化是宋代内倾化气质的延续。元朝隐士的类型没有超出宋代的范畴，主要是假隐和德隐两种类型，其表现形式皆为不与政府作对。李玥《元朝隐士地理分布研究》通过对元朝各时期隐士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元朝隐士的时空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偏倚性，是科举制度、战乱和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辽金元时期的遗民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受到关注，现有成果在诸多方面均有涉猎，但关于三朝的遗民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学者运用了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表达技巧对遗民的心态和情感转变进行分析。但研究史料的来源较为单一，大多来源于正史、传记、文集等，学者可以扩大研究史料的范围，更加注重运用出土材料和地方史料，进而对遗民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辽朝的遗民研究主要针对渤海遗民，集中于对渤海人的统治政策与社会上层的世家大族特别是仕宦和通婚等方面的研究。但对遗民群体本身的心态变化研究较为薄弱，可以借鉴元代遗民研究中的心态史视角对辽朝遗民的相关情况进行探索。金朝的遗民研究侧重于渤海遗民和契丹遗民对金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的积极作用。但这些研究集中于遗民群体对金朝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较少分析金朝对遗民的影响。同时还讨论了金朝统治下的民族政策，其中关于金朝同化部分遗民，使其丧失本身民族特性的民族政策的特殊性较少受到关注。

元朝的遗民研究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侧重于南宋士人的心态研究，包括身份认同、历史责任感、夷夏观和人生选择等方面，对辽金时期的遗民研究有借鉴意义。此外对于遗民分类和宋元易代士人的新研究也多有提及。但遗民的阶级流动也需要受到更多关注，打破现今群体划分，从新的群体的角度观察其阶级流动情况，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遗民政策或者遗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从宏观来看，辽金元时期的遗民、逸民的研究还有待学界从多种角度、以多种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秦菲.试论辽对渤海遗民的统治政策[J].黑河学刊，2011（12）：69-70+127.

[2]许海波.辽朝治理东丹国与燕云十六州之异同[D].沈阳：辽宁大学，2012.

[3]苗霖霖.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3）：74-77.

[4]李婷玉.辽金时期渤海世家大族考述[D].牡丹江：牡丹江师范学院，2022.

[5]苗霖霖.试析金朝渤海遗民集团的形成与影响[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4（00）：396-400.

[6]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夏宇旭.金代契丹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J].历史研究，1996（03）：54-69.

[9]萧启庆.元朝史新论[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10]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