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视阈下的晋商精神研究

明清时期是晋商的发展与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移民浪潮大规模来袭的时期，旅蒙晋商作为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晋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走西口来看晋商精神，可以窥探在走西口中所蕴含的晋商精神，挖掘走西口与晋商精神的内在联系，进而更好地解读晋商精神。

走西口与晋商发展，二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皆有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走西口可以说是晋商发展与晋商精神形成的历史见证。晋商毅然踏上走西口的道路，寻求新的发展，可以体现其穷则思变、艰苦创业的进取精神。晋商不断学习知识丰富自身，“学而优则商”，将旅蒙经商、开拓蒙地视为其奋斗一生的事业，可以体现其逐利四海、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晋商将在蒙地生存与发展的经验总结下来传授给后来者，互帮互助、相互提携、通力合作，可以体现其组帮结会、同舟共济的群体精神。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走西口为视角探析其中所体现出的晋商精神，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晋商精神，使其更好地传承下去并发挥出价值。

走西口与旅蒙晋商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平民迫于生活压力开始“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形成三股大的移民浪潮。其中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走西口的人除了“讨生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还有随着移民潮来蒙地另寻出路，寻找商机的晋商。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1]山西人一直有着经商的传统，经商历史也十分久远。贾出于盐，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商品，山西河东解州便有盐池，历史上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贩盐商人。晋商的商业活动在春秋时期便有文字记载：“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2]在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之风更是盛行，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商人团体，山西晋商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

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发展于明朝中后期，于清朝时期达到鼎盛[3]。明代，为防止外族入侵山西北部地区，军队加强戍边，在此驻扎。大批晋商随之而来，抓住商机，为军队供应粮食和军需。但清军入关后政权统一，结束了同北部民族对峙的局面，军事前线的撤离导致晋商失去了经商的环境，只能另谋出路。自清初起，晋商到蒙地经营贸易者众多，时称“藩商”，也称“旅蒙晋商”。他们驰骋蒙古内外，垄断经济、商业大权达二百余年，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金额之大、获取利润之丰为他省商帮所望尘莫及。

走西口中的晋商精神

从先秦到明清，山西晋商延续至此，长盛不衰，其强大的精神内核值得我们探究。走西口这一历史活动发生的时间恰好与明清晋商的发展与鼎盛时期重合。走西口是晋商学习经商的培训地，也是晋商资本原始积累的聚财路[4]。旅蒙晋商作为晋商在走西口中的重要力量，从他们去口外经商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窥见晋商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以及群体精神[5]。

进取精神——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九州形胜，秦得百二，齐得十二，晋亦介二邦以称险塞……至于太原，以云中、上谷为之屏，河东、上党为之蔽，临谷为堑，因山为障，带二水之双流，据百陵之重阻，尤险之最焉。”[6]山西拥有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因此历朝历代很少有战争波及这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很多因战争或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前往山西避难。人口的增加使劳动力充足，加快了山西荒地的开垦，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也造成了林地的过度开垦，最终导致“地狭土燥，民无可耕”。这一切迫使晋人“履险涉遐，负贩贸迁，以为谋生计”[7]。即晋人穷则思变，主动谋求出路，避免了画地为牢的困境，创造了流传世间的商业佳绩。

在走西口这段历史中，有许多著名的旅蒙晋商，他们皆是因为人地矛盾尖锐，迫于谋生踏上了“跑口外”的道路。他们抓住时机赚得盆满钵满，令人羡慕，但却很少有人主动去了解其创业的艰难。每年走西口的人数以万计，为大家所知的成功者又能占据多少？经走西口涌向西北流落异国的淘金者，客死他乡的谋生者，被茫茫戈壁流沙掩埋了姓名的塞北孤魂究竟有多少？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就像山西民歌《远行》中唱的那样：“人人都说走西口好，走西口的苦难谁知道；人人都说走西口好，一有闪失把命丢。”[8]

对于旅蒙晋商而言，从肩挑负贩的小伙计开始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不同于以往中原地区都是汉族讲汉话的经商环境，来到这里“凡出口外耕者，莫不通蒙古语”，不断学习是他们前进的基石。正是这种扎实的基本业务以及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为旅蒙晋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日后将商业帝国越做越强。虽说他们历经了万千磨难，但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同各种力量进行斗争，这种“进取精神”使旅蒙晋商成为走西口人群中颇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敬业精神——逐利四海，开拓进取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以及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然“晋省逐末者多，力田者少”“查晋省人，多系出外贸易”[9]。晋人摒弃旧有的观念，以做商贾为荣，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不同，“山西人民素娴商业，子弟聪颖，读书数年，即令学商。人性视商业较儒业为优，故全省人民职业，农之外，商为多”[10]。“据称晋民向以商贾为生，学贾不成，始肯入伍。”[11]在晋人眼中，出仕入伍皆不如从商，他们并未将从商视为不入流的行为，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种行业。

“晋省夙称富有，固唐俗勤俭使然，然其谋生之精，实有他省所未易及者”[12]，晋商素以敬业著称，在经商方面的能力也十分出众。“大半皆往归化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往二三年不归……且有贸易迁居大半，与蒙古交接，其利甚厚，故乐于去故乡而适他邑也。”[13]“子弟至十二三岁，即出就店铺，甚或远适他省，数年不归。”[14]为了追逐利益，晋商挟资走四方，年少离家多年不归，甚至远离家乡定居他乡只因“其利甚厚”。一批批晋商背井离乡北上口外，在蒙地艰苦创业，蜚声中外，令人羡慕。“走口外三字为吾乡医贫良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晋商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少年躬亲负贩，而桑榆晚景及身已坐拥金珠”是许多晋人眼中去口外从商的真实写照[15]。但是对于最初走西口的晋人来说，蒙地只能寄托他们模糊的希望，未来会怎样谁也不清楚。但旅蒙晋商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因此最终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晋商为了更好地经商不断学习知识，“学而优则商”也将这一部分顶尖学子纳入经商群体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素质。他们将经商当作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逐利四方、开拓进取。正是这种“敬业精神”让晋商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优秀商人团体。

群体精神——组帮结会，同舟共济

晋商通常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又俗称“山西帮”，是一个商人团体[16]。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的力量。在前往口外经商时，倘若有钱，便可以“出其余资，觅人出口，代权子母”；倘若启动资金不够，也能“贫者互相汲引，同心协力，操赢居奇，以图厚利。日积月累，按股均分，不数年，而贫者骤富而矣”[17]。此外，在走西口的旅蒙商团中，还形成了前人带后人的良好氛围。有些旅蒙商号招收学徒，将前人总结的经验通过学徒制传授给后人，不仅避免了他们重走弯路，还加快了晋商这一团体成长与壮大的速度。晋商之间的通力合作，体现在小范围内的朋友、乡邻以及商号之间的合作，此外，他们还利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把大家团结起来，用会馆的形式将大家聚集起来维持联系，用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让大家具有团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群体，他们出门在外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18]。

正是晋商的群体精神，他们的团队力量才能不断地凝聚。这样的合作模式也满足了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遇到范围变广、业务扩大，必须增强商业竞争实力的现实需求，使其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走西口与晋商精神的关系

走西口促进了晋商精神的传播与发展

晋商精神是晋商在外漂泊、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将本土的关公信仰融汇并贯穿于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最终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商人精神，是晋商之魂。这些精神的载体就是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所修筑的关帝庙和晋商会馆，但归根结底晋商才是晋商精神的主体，没有晋商谈何晋商精神。晋商精神是在晋商出现、形成、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并具象化的。晋商精神是在晋商创业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形成的，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多晋商参与其中，以他们独特的经验理念不断丰富晋商的文化，为孕育晋商精神提供温床。

旅蒙晋商走西口的这段创业史浸润着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走西口的路途中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从山西到包头时途经的库布齐沙漠令人毛骨悚然，人们视其为鬼门关；杀虎口作为走西口的必经之路，匪乱频发，最为危险，丢了性命也是再常见不过，但旅蒙晋商并没有退缩，反而人越来越多，势如潮涌，年复一年地往返于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大盛魁”“复盛公”乔家、儒商常家、“祥泰隆”都是通过走西口发家或者复兴的著名晋商[19]。他们节俭勤奋、不畏艰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氛围，不断壮大晋商队伍，也为以关公信仰为基础的晋商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精神文化的成型，促进了晋商精神的发展。

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而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了富有浓郁山西特色的移民文化。晋商精神作为晋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旅蒙晋商在蒙地形成的商业圈子，广泛传播了其精神文化，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了变化，刺激了蒙地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旅蒙晋商对内蒙当地的商贸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晋商乔家的商号名，他们与包头城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是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的缩影。除了“复盛公”外，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都有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如张家口的日升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港等，这都表明了晋商对蒙地的影响。通过走西口，旅蒙晋商将晋商的文化与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商精神是旅蒙晋商走西口的精神支柱

晋商精神是晋商之魂。晋商作为中国北方最有影响力的商帮，其顽强的精神促使他们踏上这条未知且艰苦的道路，支撑着他们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是中国近代商业文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走西口之前，晋商精神虽未成形，但一些晋商精神的底色便已经在晋商身上显现出来。山西自然条件较差，这造就了山西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塑造了他们不畏艰险，敢闯敢为的品质。正是这些精神，才让晋商没有被走西口路上的困难打倒，才让他们背井离乡却创造了一份伟大的事业。晋商精神在晋商走西口和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在这一过程中，晋商优良的品质为晋商精神的形成、发展注入了优秀的元素。同时晋商精神在晋商中不断地传播，使得晋商在经济活动中也做到了勤劳、知礼、诚信、创新、管理有素，形成了良好的经商氛围。这种良性循环让晋商得到市场的支持并不断进步，最终打败诸多对手在蒙地占据一席之地。

走西口促进了晋商精神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而晋商精神也反作用于走西口中的旅蒙晋商，成为他们经商时强大的精神动力。二者的相互作用使旅蒙晋商在走西口中有所建树。

总之，晋商精神是旅蒙晋商在口外经商大获成功的经验与法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剖析走西口所蕴含的晋商精神，可以深化人们对晋商文化的了解，进而更好地传承晋商精神，再现晋商在经商活动中的优秀品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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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降大任.走西口与晋商[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03）：62-64.

[5]欧式雄.浅论晋商与晋商精神[J].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03）：20-23.

[8]丰若非，刘阳编.晋商五百年·走西口[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18][19]沈健.历史上的大移民 走西口[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