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济北王墓出土玉器看儒家思想对玉葬制度的影响

国人尚玉，史前时期便开启了逐玉的历史。至汉代，玉器祭天奉神的功能逐渐弱化，走下神坛的玉器成为王者权力、地位、人格的象征，自此开启了以玉事人的王玉时代。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治世的正统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王玉功能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玉文化尤其是玉葬文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完善和发展。济南市长清区西汉济北王墓出土的玉器便是汉代玉葬制度最好的实物印证。西汉和东汉时期也成为玉器发展历史上又一个新的繁盛期。

古人云：“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考古发掘表明，早在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发现了石之美，由此开启了漫长的逐玉历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玉石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衍生出的玉文化包括礼玉、葬玉、生活用玉等诸多方面。至汉代时，新儒家思想成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正统思想，玉文化尤其是葬玉文化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了巅峰。

“走下神坛，以玉事人”，汉代葬玉文化的大发展

以玉事神到以玉事人，王玉文化走向巅峰

《说文》：“玉，石之美。”[1]在没有文字的原始时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许多自然现象人们无法解释，便把玉器作为与天地沟通的桥梁，赋予了玉石祭祀的功能，玉由此慢慢地从实用工具中分离出来，成为巫术、宗教、祭祀、礼仪、装饰等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和特殊物品。商代甲骨文中的“玉”字，像以绳穿玉之形。用玉作为祭祀品的卜辞，有“戊戌卜，争贞：王归奏玉，其伐”等。这说明殷商社会仍保持着远古时代以玉祭祀的礼俗。周代玉器事神礼天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神玉文化走上了顶峰。到春秋战国时代，在用玉制度上奉神的观念淡化，“事人”的功用凸显，至汉代，“六器”中除了圭和璧还在使用外，其余四种已经不再作为礼器，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玉器慢慢走下神坛，成为阶级权力、财富、人格的象征，玉文化步入以玉事人的王玉发展阶段。到汉代时，国家玉器空前蓬勃发展，体现在葬玉、装饰用玉、陈设玉等方面，其中最有特色者为葬玉。迄今为止，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已达万余件，主要来自汉代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葬之中，比如西汉南越王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西汉济北王墓、中山靖王墓等，这些出土文物印证了两汉时期王玉事人的特点。

视死如生，汉代王玉文化下的玉器殓葬制度

墓葬用玉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丧葬习俗，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以玉敛葬”的习俗。到周朝时期，以玉殓葬已经演变成一套较完善的礼仪制度。到两汉时期，玉文化发展繁荣，高等级阶层不但生前要佩戴玉器，死后更是要用大量的玉器来随葬，葬玉习俗也因此而盛行。

《汉书·刘盆子传》：“有玉匣（玉衣）殓者，率皆如生。”[2]玉衣作为丧葬礼仪中最高等级的葬具被汉代王侯所推崇。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镂玉衣，它使人们首次目睹了传说中玉衣的完整形制[3]。玉衣外观和人体一样，外形由头罩、上身套、臂套、手套、腿套和脚套六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由玉片连缀而成，玉片被磨成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等，并将其抛光，四角打眼，再用金钱连缀，将整个人体包装得严严实实[4]。不论在选料、造型上，还是在磨琢工艺、器型规格上，玉衣都堪称帝王丧葬礼仪中的空前绝后之作。

《汉书·杨王孙传》：“口含玉石，欲化不得。”[5]晋时葛洪撰《抱朴子》中有“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除了配置玉衣，汉代还在前代玉葬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备的葬玉形制，如玉九窍塞和玉手握，口中含玉琀，头下枕玉枕，身上覆以玄璧等。这套完备的玉葬制度将玉石作为沟通天人两界的载体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汉代大融合

汉代之初，为了与民生息，统治者无为而治，轻徭薄赋，黄老之学得到推崇。至汉武帝时，虽然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阶级矛盾逐渐加剧，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已经不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迫切需要新的治世思想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新儒家提出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顺应了历史，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开创了汉武盛世。从此，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在两千多年里被历代帝王所推崇。

汉代新儒家思想促进了葬玉文化的发展和完善

众所周知，西汉开始“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在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两汉时期，玉葬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完善和发展。

汉代儒家秉承了“君子贵玉”思想，君子德同于玉[6]。“玉德”学说备受推崇，佩玉风气经久盛行。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蛰》云：“玉有似君子……玉类备者，故公侯以为贽。”[7]其论述玉之多种美好品质，使之成为君子道德的楷模。玉器不仅可以彰显君子之风，还能用来炫耀财富，自然成为随葬的必需品。

除了比德于玉，汉代新儒家也吸收了黄老之学，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汉代社会追求长生不老，死后升仙之风仍盛，而玉器便成为人们死后肉身不腐，羽化升仙的最好媒介。对死后成仙的强烈渴望也促成了两汉时期以玉殓葬制度的盛行[8]。《汉书·外戚传》中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9]。景帝对于黄老学说的信奉对后来的武帝和董仲舒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董仲舒所确立的儒学思想掺杂了永生或升仙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对升天成仙的强烈渴望，是两汉时期殓葬玉流行的关键因素。由此，仓廪禀赋的汉代统治者在新儒家的推崇之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葬玉制度。

另外，与孔子时代儒家强调仁和礼不同，新儒家侧重孝，并有汉以孝治天下之说。汉代通过对儒孝文化以及养老尊老制度的构建，极大地巩固了自身统治。西汉建立后，朝廷把手杖杖首制成斑鸠式样赐给老年人，称为王杖。据说鸠鸟是古代“不噎之鸟”，以此来表达对老者饮食正常、身体健康的美好愿望。目前出土的鸠杖及杖首有木制、铜制、玉制等，虽材质不同，造型却大同小异，鸠杖及杖首的制作也成为汉代玉雕流行的一大题材。并且将王杖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为汉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杖制度从西汉建立到东汉灭亡，贯穿四百年汉代历史，即使经历王莽之乱也并未断绝，所以说汉代的养老敬老制度是非常完善的。王杖即汉代版的“老年证”，持有王杖的老人不用交租、交税，可以在集市出售官方经营的商品如酒水，即使触犯刑法也可以免刑，还可以走只有帝王才能走的御道等，而这些都通过立法的形式体现出来。鸠杖作为特殊权利的象征，由帝王赐予，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详细记录了这一政策。除了给老人提供养老保障外，汉代还有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举孝廉”，便是将家庭中的“孝”引入政治领域，与廉德相结合，作为选拔与考核政府官员的基本制度[10]。一个人的仕途与孝亲联系在一起，上至帝王下到平民都追求孝道，厚葬便成为尽孝的最好体现。丝绸之路的开辟，国家经济的繁荣，使得玉料充足，汉代玉葬之风盛行，极尽奢华，玉葬制度也由此在两汉时期流行起来。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葬玉文化不同于之前的时代，王权阶级不再被动慑服于神的权威，而是主动寻找各种方法，把现实与神灵世界联系起来，以求虽死而生，永享安乐[11]。人们希望可以通过玉器把自己带到仙人的世界里去，同时也把自己在世间时创造的财富一同带过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玉葬制度完备。

玉碎惊魂，汉代玉葬制度的有力印证

1996年，济南市长清区发掘出一座汉代王墓，其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也是1949年考古以来山东省内唯一未被盗掘过的汉代诸侯王墓。后经考古学家认定，此墓主人应为汉代济北国末代诸侯王刘宽，墓内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车马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其出土的玉器有力地印证了汉代玉葬制度，但出土随葬玉器又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王墓共出土玉器五十余件，包含玉覆面一副、玉枕一件、玉剑璏三件、玉璧五枚，分别放置在墓主的腹部、背部及腰侧，玉手握二件、九窍塞一组等，这些与史书中所载的玉葬制度一致。出土玉器中没有发掘出符合汉代诸侯王葬制的玉衣，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较低阶层才使用的玉覆面（如图1），玉覆面长20厘米，宽7.5厘米，厚2.9厘米。玉覆面最早出现于西周，它将玉料根据人面对应器官的位置缝缀于丝织物上，并覆盖在死者面部。玉覆面在两汉时期再度复兴，一般与玉衣、玉枕配套出土。这套玉覆面由依据额、顾、腮、颊、颌、耳的位置和形状设计的17块玉片和鼻罩组成，共计18块。玉片拼接为非常生动的脸状，结构左右对称，部位恰当，宛然一体。各玉片内侧下棱和鼻罩边缘处斜穿细微孔，孔孔对应，相互缀连，连线似为丝缕之类。眼睛、嘴巴由相对玉片对应磨出，并非独片相罩。鼻罩由一块玉石雕镂而成，采取了透雕工艺，两翼均雕云雷纹，下端透雕两个三角形鼻孔，余部外表线雕云雷纹。除鼻罩外，其余均为素面玉片，厚度仅0.1厘米—0.2厘米，是汉代玉覆面的代表作品。这副玉覆面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覆面中最为精美的一副。除了玉覆面，济北王墓还出土了精美玉枕（如图2），玉枕由9件玉片、3件玉板、2件玉虎头和竹板组合而成，共计14件。枕的两侧上端各立一虎头，其下各接一玉板形足。玉板、玉虎形头上有钻孔，似为圆榫。多数玉件上都有纹饰，或透雕，或浮雕，或线雕而成，图案有云纹、几何纹、动物纹等。另外，在墓主颈下玉枕外侧发现了两枚破碎的玉剑璏，玉剑璏本应附在剑鞘上，但发掘时并未发现佩剑，按照考古专家的推断，一是玉剑璏不应出现在此位置，二是这两枚玉剑璏不应该为残碎状，像是人故意砸碎的。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400件套精美的玉器和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玉衣相比，济北王陵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少，而且整体玉质较差，做工粗糙，仅按玉葬制度中最基本的葬玉随葬，也未发掘到随身生活用玉，更别说象征汉代诸侯王身份的玉衣了。正是由于这些随葬玉器中的反常状态，发掘者考证此墓墓主为济北王刘宽[12]。《汉书·济北王传》记载：“子宽嗣。十二年，宽坐与父式王后光、姬孝儿奸，悖人伦，又祀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谴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因其畏罪自杀，故不能享用诸侯王的葬制，这是符合刘宽身份的特殊产物。

综上所述，西汉济北王墓共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400余件，所出土的器物中车马、青铜、金饼等均按王制随葬，单单玉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彰显济北王刘宽的诸侯王身份。按照汉代诸侯王玉葬制度，刘宽作为西汉济北国诸侯王，本可以享受玉衣入葬之礼，但考古发现济北王陵只按照玉葬制度用了最基本的葬玉入殓，这应是因为受汉代儒家思想影响的缘故，儒家把玉当作具有美好人格的人羽化升仙的载体，只有具有美好品格的人在死后才能按相应等级的葬玉入殓，而济北王刘宽畏罪自杀，因人格问题导致非正常死亡，故不能享受玉衣或高规格的玉葬品。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5][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卢兆荫.论玉文化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J].中国历史文物，2004（03）：4-14+89-90.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靳彦乔.浅议中国玉文化及制玉材质[J].收藏家，2011（09）：35-40.

[7]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袁胜文.汉代诸侯王墓用玉制度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76-85.

[10]刘永春，刘洋.论汉代孝廉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界，2016（01）：78-82.

[11]何松.中国汉代玉器的主要特征与文化特色[J].超硬材料工程，2007（01）：55-60.

[12]任相宏.双乳山一号汉墓墓主考略[J].考古，1997（0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