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代初期礼制建设及其遗迹风貌
作者: 韩锋
金朝是我国满族的先世女真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上京会宁府于1115年到1153年期间被作为其都城,是12世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在文物遗址调查的基础上对金代初期的礼制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据《礼记·王制》载,古代的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即五岳与四渎。而金则“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可见将近120年的金朝政权与其创造的女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承前启后,推进社会有序发展的作用。
公元1115年,女真完颜部的首领完颜阿骨打于按出虎水畔开国建都。有金一代,先后有三个都城,分别是1115年始金代初期的上京会宁府,1153年海陵王迁都中都(燕京,今北京西南),1214年宣宗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上京会宁府在作为都城的38年中历四帝,分别是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金上京会宁府作为金代初期的都城,是12世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图1)。
金上京会宁府废弃后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还保留了原有地下城市规划格局以及大量的各类建筑遗址,尤其是城垣、瓮门、马面和宫城内的主要建筑遗迹堆积,至今仍高于地表。其他各种遗迹多完整地保存于地表之下。其是我国金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具有独特的考古学价值。
《礼记·祭统》中提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中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金代“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考古人员在金上京会宁府故城周边发现了四处祭祀遗址(如图2),分别是南祭天的郊祭坛、北祭地方丘团山子遗址、西孙家屯遗址(社稷坛)、东刘秀屯宫殿基址(朝日殿)。这些遗址表明约在金代初期的熙宗至海陵王时期,国家礼制已经有了雏形。这是东北女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契丹等少数民族文化相融汇的具有特定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历史文化,是多民族国家文化融合的结果。笔者将在文物遗址调查的基础上对金代初期的礼制建设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拜天之所——郊祭坛
《金史·礼一》记载:“金之郊祀(祭天),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金史·礼八》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之云鹤文。为架高五立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
阿城双丰街道爱民村新民屯(旧称官儿屯)东南耕地内有一座圜丘,西北距金上京会宁府3.5千米,当地俗称“点将台”,为“郊祭坛”遗址。祭坛占地面积约4300平方米,周长约234米,高约7.6米,丘顶较平坦,顶部直径近16米。观察土丘的断面发现有夯土版筑的迹象,由10厘米厚的夯土筑成,判断它为人工修筑。在大致以圜丘为中心(略偏于西向)的四周有四处建筑基址遗迹,其南北长约2千米,东西宽约1.5千米。四处建筑基址可能与郊祭坛遗址的四向门址有关,目前只有北侧基址尚可见,其余三处已在早年间的旱田改水田的耕作中遗失殆尽(如图3)。
太祖收国元年(1115),“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新民屯的郊祭坛遗址是重九郊外拜天射柳以及举行国家重要祭天活动的场所,是金代初期都城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皇族宗世的郊祀礼仪。
祭地方丘——团山子遗址
经学者多年考证,大致能够确定在金代有北郊方丘祭地的礼仪,“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通玄门是金中都皇城的北门,此当为迁都中都后的记录。但在金四帝以上京会宁府为都城时期是否设立了方丘之仪,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未敢断言。此文仅就遗存发现推论金初期方丘祭地礼仪的存在。
在金上京会宁府北城北门往南约1.65千米以及紧邻北城山水大道处,有一座当地人称“团山子”的土丘,现在地表略有起伏。早年寻访当地老人得知,团山子原为方形,土台高10余米,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团山子在大生产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加上村民多在此取土用来建房、烧砖等,经多年风化坍塌成了圆形的土台,故名“团山子”。2007年,阿城区文化局组织哈尔滨市及阿城区文物工作者开展全区文物普查,普查队员曾对团山子部分进行区域勘探,发现有夯筑痕迹。根据地理位置和形制分析,此处可能是当年方丘祭地之所。
社稷坛——孙家屯遗址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土地和粮食是最重要的东西。社稷坛就是用来祭祀社神和稷神的。社神是土地之神,稷神是五谷之神。金初非常重视农业,“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在阿骨打登基大典之时,宗族阿离合懑及大臣献上“农具九具”,并言“勿忘稼穑艰辛”。
东距金上京会宁府城约1.69千米处,位于双丰胜祥村孙家屯和管家屯之间的耕地内的一处遗迹,附近村民称此处为“金兀术家庙”。现在航拍图上仍可看到呈“回”字形的墙台痕迹,以及地表的大量布纹砖瓦碎片,初步确认是金早期的社稷坛(如图4)。
《周礼·考工记》载:“左祖右社。”即帝王的太庙在王宫的左侧,社稷坛在王宫的右侧。《金史·卷四·熙宗》载,皇统三年(1143)“甲申,初立太庙、社稷”,海陵时期,当是沿袭熙宗建制而完善之。《金史·卷三十四》载:“社为制,其外四周为垣……无屋,于中稍南为坛位……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央复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坛南,栽栗以表之。近西为稷坛,如社坛之制而无石主。”根据史料记载和遗址的方位及形制,有专家推断其为金上京社稷坛遗址。
社稷坛是祭祀性质的礼制建筑,在我国古代都城规划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此遗址对研究金代社会生活、祭祀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每年统治者都会祭祀社神和稷神,求得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保佑,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方形坛台上用五种颜色的土壤填充,围墙按四个方位建设,这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观念和天下四方思想的结合。但在史料上并未查寻到上京为都城时期的社稷活动记载,尚值得进一步探究。
朝日殿——刘秀屯宫殿基址
东距金上京会宁府城约3.2千米的亚沟刘秀屯北侧,2002年在基建考古中发现“刘秀屯宫殿基址”。这是金上京会宁府地区最早经过完整考古发掘的宫殿基址。经发掘与探查确定此处遗址占地面积为5万余平方米,宫殿朝向与金代宫室方位相符,为正东南方向,基址由主殿、过廊、后殿、正门及回廊组成。主殿、过廊与后殿形成“工”字形的一体建筑。各建筑之间用回廊连接,这是金代建筑的一个特色,此宫殿基址同样具备此特点,各主要建筑部分都以回廊相连(如图5)。
2002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到现场考察论证,并得出结论,“该基址是迄今考古发掘所见的宋金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基址,无论对黑龙江考古,还是全国宋金时期考古,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同时指出其“可视为金上京会宁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史·礼二》载:“其亲行朝日,金初用本国礼,天会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后受贺。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熙宗时期又建新殿郊祀祭日,这里可能就是金熙宗时期建于上京东郊的“朝日殿”遗址,是金人每年夏至祭祀太阳的场所。2002年,刘秀屯遗址出土了灰陶鸟、人面瓦当以及雕刻精美的石螭虎(如图6、图7)。石螭虎是由整块花岗岩雕刻而成的,以粗犷的技法雕刻出了生动自然、有力量的石虎(详见于《黑龙江亚沟刘秀屯发现宋金时宫殿基址》,李陈奇、赵评春)。
1153年,海陵王以上京会宁府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有违误等理由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往燕京,后改称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实现国家向南发展,一统江山的政治需求,同时防止女真贵族以上京故城为基地反抗海陵皇权,海陵王迁都中都燕京后于1157年发布诏令毁上京城。“毁上京旧宫室、诸大族宅第及储庆寺。”以上四处祭祀建筑,可能就在此时被拆毁废弃。
金代早期传统礼制建筑的发现与发掘,对于研究金初的政治体制、都城建制和礼制建设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罕见实例,证实了金代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推动了社会进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繁荣了北方经济与文化,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源文化研究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