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民国五台山游记之特色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近代新式交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造访五台山的旅行者数量增多，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游记。这一时期伴随着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五台山游记中所记录的内容极具时代特色。新兴事物的出现，新旧思想的交融，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从出行动机出发，民国时期的五台山游记展示了更多的游访主体，其所记录的行旅过程直观地反映出了交通食宿的现代化，其所记录的旅行内容细致地描绘了风景名胜和社会百态，其语言结构逐渐完成了从文言游记向白话语体的过渡，在游记中表达出的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民族前途的思考也是这一时期所独有的。现基于笔者对民国五台山游记的整理校注工作，探究这一时期五台山游记的特色，力图更加深入地挖掘民国五台山游记的文献价值。

游记是“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文本，其内容可以展现特定时期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现存最早的五台山游记是唐朝时日本来华僧人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后有北宋时日本来华僧人成寻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辽金元时期的游记尚未发现，明清时期存世游记较多，有徐霞客的《游五台山日记》、高鹤年的《五台山游访记》等。进入民国之后，时代巨变，交通行旅快速发展，旅行主体开始由官员士人向普通民众转变，造访五台山的旅行者数量增多，以致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游记数量也大幅增加，比如，张相文的《五台山参佛日记》、超尘的《游五台山记》、汪定安的《五台山游记》、蒋维乔的《五台山纪游》、袁希涛的《游五台山记》、罗杰的《五台山礼佛日记》、缪秋杰的《游恒山五台日记》、熊希龄的《五台山游记》、吴少成的《五台山游记》、广明的《朝五台礼文殊菩萨感应记》、张莲觉的《游五台山记》、李相之的《五台山游记》、张虎峰的《本校师范科二年级旅行五台山纪略》、都锦生的《五台山纪游》、尘空的《礼五台山小记》、傅增湘的《五台山游记》、周肇祥的《游五台日记》、赵露清的《五台山进香记》等。民国期间五台山游记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中山水游记的内容大不相同，游访者的观察和记录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人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了解传统的访山经验。

动机的多元化

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使得国内旅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五台山的游览、朝访活动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规模。民国期间，西学涌入、风气渐开，交通也更加便捷，五台山游访者由过去的官员、文人、商人、僧人、信众等群体扩展到教师、公务员、专家学者、学生等普通民众，出游动机变得更加多元。

僧众朝访

五台山是佛教名山，自古以来名闻天下，僧人信众纷至沓来。1917年僧人超尘在五台山参观显通寺时遇到“操蜀音者来自峨眉山”与“操浙音者来自普陀山”，谈及当时“凡僧人不周游四大名山，不得为名僧”。此外，行脚僧尘空在《礼五台山小记》（1936）开篇提到：“朝山是禅和子本分上的一件要事，古德多于朝山途中参访知识，磨炼性情，以作自利利他的基础……我以为朝山就是修行，修行只有朝山，于是发愿朝山。”僧人心中的五台山是神圣的，他们认为朝五台山是分内之事。这些僧人的主要活动是做功念经，但同时也充当着游人的角色，游览各台的寺庙景物，并进行详细描述与记录。佛教徒往往由于心中的归属感，会将五台山描绘得更加美好。

除僧人之外，五台山的游访者还包含很多信众。1919年，汪定安跟随九华山东岩寺心坚法师一行人朝礼五台山，他的游访目的是：“作五台之行……藉扩眼界，除烦恼、洗清净身也。”金台于1936年随能海法师自北平来五台山，遍访五顶及台内诸寺，他提到“举凡皈依佛法的人，无不以朝拜清凉山（即五台山的别名）”为毕生第一要务。南宗发达之后，江南人士虽多参拜天台、普陀、峨眉、天竺诸山，然而江北的龙象高僧以及蒙藏的善信男女仍多裹粮挈水，奔走道途，以瞻拜此文殊名山。这足以体现当时五台山在信众心目中的地位。

五台山作为佛教名山，其形成过程本就是经过千百年佛教信仰的传播与积淀的，是佛教徒集体无意识的佛教营建活动的。所以来访五台山的游人中，僧人信众占大多数。

游访名山

五台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吸引了众多游人。超尘在《游五台山记》中评价，像庐山、泰山这样的名山因自古闻名故而游人丛集，丧失了游玩的乐趣，五台山无论从风景还是古迹都可以与泰山相提并论，只因“五台不在通衢要路”而罕有人至，“所幸者，五台虽在僻壤遐陬，有如许寺院楼台之点染，尚未为埋没此名山也”，给予了五台山很高的评价。再如傅增湘，别署藏园居士，爱好游山，国内各大名山他基本都游历过，例如黄山、九华、天台灵岩、五台等。他在《藏园游记》中关于五台山的记述为后人所称赞。五台山不仅具有独特的地貌，还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建筑，有历代的佛教珍品和碑刻匾额等，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正如金台在《五台记游》中所说：“五台山与其宗教的意义之外，另有其名胜的或古迹的意义。”到访五台山的游访者无一例外对五座台顶、密集的寺庙、历史古迹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也是记载最为详细的内容。

学术考察

五台山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还吸引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游访者前来考察。袁希涛1919年游访五台山期间特别留意五台山地形、地质、气候、宗教的状况，这使他的《游五台山记》兼具学术考察之性质：“余留五台二日，所欲考求之高度、地质、气候、及宗教上之状况，已略得大概，乃决意启行。”又有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是日本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因日本历朝历代的僧人贵族都有朝圣五台山的传统，加上人们对他学术造诣的尊崇，使小野玄妙对五台山的朝拜以及书写记录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小野玄妙于1922年5月到达五台山，他此行的目的为参拜佛像，搜寻石佛，寻找三藏法师的遗迹，其在《五台山之行》一文中对此行的行进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小野玄妙的游记展现了民国时期五台山众多游记中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这些持有不同出游动机的游访者记录下了同一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缩影，让我们得以拼凑出一幅较为完整的民国五台山社会风貌。

内容的社会相

民国时期五台山游记内容的社会相体现在对世俗生活的记载，例如食宿细节、传说轶闻、节庆民俗、旅途花费等方面，使游记更具生活气息，也为他人出游提供了攻略和线索，激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客观上也保留了真实的历史资料，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参考。

食宿状况

进山途中，旅行者大都投宿在客舍或者民居中，客店的价格低廉，食物朴素，居民皆食燕麦，很少有肉。在忻县、定襄一带，食物以高粱为主，燕麦为辅；在五台山以北，人们多食燕麦，佐以马铃薯。旅行者要想吃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餐食需自备。正如蒋维乔在《五台山游记》一文中写道：“一路皆见黄土高原如壁垒，人民多穴居者。午后六时，至黄土砦。自太原至黄土砦，计程六十里，宿于段永盛客店。店系新开，土墙茅屋，尚称清洁，一主一仆，占三间大屋，房钱不过百文。晚餐一白菜，一蛋，一盘捞饼，不过三百八十文，可谓廉矣。晋北民俗俭啬，皆食燕麦，无处得米，余自带大米一袋，令店中煮粥食之，亦觉别有风味。”由此可见，游访五台山的体验并不主要在于休闲娱乐，这也正与人们游访五台山的特殊动机相契合。

奇闻轶事

传统文人墨客的游记会摈弃一些传奇色彩浓重的故事，但这些凭借奇特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来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在民国期间五台山游记中常有记载，很多游访者也会饶有兴趣地找当地人打听。例如“杨五郎”“三昧姑”“顺治帝出家”“真容文殊”“般若泉”“文殊发塔”“东海龙王削五峰”等各种具有宗教色彩和皇家秘闻色彩的传说。这些故事历代相传并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附着在五台山的各种山水、庙宇、塑像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氛围。

市井生活

民国时期的旅行者在游览五台山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一些当地的新鲜事物。许多旅行者提到了五台山上的四条街市，分别为台怀、杨林、太平、营房。街市热闹繁华，商铺云集，贩卖佛画、小佛像等物品。来此经商的蒙古人也有不少，繁华的街市为五台山的居民增添了不少额外的收入，同时也使五台山更具生活气息。台怀镇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是作为多数游访者的目的地，接触到的新潮事物非常多，游访者在旅途中对于忻县、阳明堡的描述是“荒凉”“风气闭塞”“文化落后”，但到达台怀镇后无一不赞叹商铺繁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旅游业对台怀镇经济的促进作用。

节庆民俗

民国游记中对于五台山节庆民俗的记载主要包括各类佛事法会和途中遇到的节庆庙会。张相文在《五台山参佛日记》中记载了骡马大会的盛况：“盖以六月中，五台山向有骡马大会，四方贸易皆聚焉。大同总兵、五台令例须莅会，以资弹压，且征税焉。”超尘《游五台山记》也有对骡马大会的记载，“盖旧历六月，自月初至月终，为台山庙会之期。四方来游者接踵而至，因之各店各寺常有人满之患焉”。汪定安在1919年游访五台山时，在塔院寺恰巧遇到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四文殊圣诞日，据他描述，“迓圣像也（山有金铸像一尊，计高尺余大，称是每年轮值供奉，本岁为塔院寺班）。旗旄导前，笙箫盈耳，颇为热闹”。

民族交融

五台山在民国时期的民族交融现象极为常见，袁希涛在《游五台山记》中记载：“有清以黄教柔服蒙古，五台地近边塞，于蒙藏入边顶礼尤为便利。康乾全盛，屡驻清跸。蒙藏活佛及大喇嘛，卓锡膺封，名位显赫。内外蒙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而内地清修梵行之僧徒，朝山受戒，亦以五台为圣地。故奉佛大众，不分蒙汉，竞礼名山，而五台之胜，益擅盛名矣。”同时还记录了台怀镇的店铺经营蒙人之用品的状况，“（台怀镇店铺）多以蒙人习用之木碗、铜器及佛像、念珠等，与蒙古人为贸易”，这是由于蒙古人到访五台山的次数非常多，从而对五台山的商业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些游记描绘了五台山多民族共处的景象，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包容。

游记文献以旅游为基础，描绘作者的所见所闻，内容中的社会相皆真实可考，具有客观性，而这恰恰是传统官方文献记载较少的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部分。

语言的变革性

民国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白话游记日臻成熟，文章结构明晰，完成了从古典游记向现代白话游记的过渡，更多地体现了大众审美趣味。在这一时期，游记文学的变革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语言更加通俗

这一时期的游记在语言方面更加通俗，文言游记内容更加浅白，还出现了白话游记，更符合市民的阅读需求。例如靳志的《凌靳五台游稿序》（1934），超尘的《游五台山记》（1917），虽然为文言游记，但是语言已经非常浅显通俗，不拘泥于格式韵律；黄九如的《游五台山》（1935）、赵铉的《五台山旅行记》（1934）和韩宗颜的《游五台山杂记》（1936）均为白话游记，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

结构简洁明了

民国期间的五台山游记结构简单明了，大多数是以时间为线索的日记体游记，如缪秋杰的《游恒山五台日记》（1923）和周肇祥的《游五台日记》（1936），完全按照游览时间细致记录每天的见闻。还有较为常见的是按照遍历五顶的顺序来记载的，如金台的《五台记游》（1936），从“五台鸟瞰”“漫游五顶”“寺院巡礼”“物产风俗”四个方面对五台山进行了全面介绍；尘空的《礼五台山小记》（1936）以“台前”“南台”“中台”“北台”“东台”“台后”这样的小标题对文章进行分篇，改变了旧有的文学体裁，更方便读者阅读。

体现商业性质

这一时期的很多游记已经颇具商业运作模式下旅游文学的基本面貌，比如记录时力求提供新鲜资讯、注重表达个体经验、记叙要言不烦、为读者提供出行参考、尽量避开政治话语等。还有一些作者较为细致地记录了所经城镇的交通状况、商业物产、饮食习惯、服饰风俗、开销花费等，还配以照片进行直观的展示，这已经可以当作旅行指南手册来使用了。

从以上分析得知，民国时期五台山的旅游发展虽然与现代意义上的观光休闲旅游相差甚远，但旅游的交通、食宿、体验等方面都充分显示了五台山旅游近代化的转变历程。不同游访者的身份、动机、游历时间与路线都不尽相同，文化程度及个体认知也有差异，但从他们对这一时期五台山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对五台山古老独特的地貌、清凉高寒的气候、深刻的佛教文化、繁多的名胜古迹、别致的民俗风情等极为惊叹，为后人提供了民国时期鲜活、多元、世俗化的五台山地区社会景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旅游文化价值，为后人深入了解五台山的历史提供了依据，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支撑，为旅游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借鉴。

忻州师范学院“1331”工程院级科研项目“明清至民国游人笔下的五台山形象及当代价值”（2020KY10）。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