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视角下乌拉街满族镇空间格局演变及动因分析

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古迹，早在1968年就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然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冲击下，乌拉古镇的历史景观面临着逐渐衰败的困境，其满族文化的历史延续也同样面临挑战。以乌拉街满族镇为例，将文化维度与历史城镇演变的“空间—时间”动态演进分析相结合，探究乌拉古镇历史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因，以便历史城镇的“景观”与“文化”能够真正在活态发展的过程中“动态演进”，打破传统历史城镇被动僵化保护造成的城镇景观遗存随时间演替逐渐衰败的困境，为历史城镇活态保护提供分析方法，促进历史城镇实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名城三级保护制度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历史城镇保护的完整框架体系。但现有的保护方法总体上还停留在表征和静态的传统思维上，忽视了对历史城镇文化景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正确认识和积极发掘，引发了保护实践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导致了“保护性破坏”[1]。近年来，基于文化景观的保护研究为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国外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研究逐渐转向遗产对象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国内研究以历史城镇文化景观地域性的演进规律总结与保护方法探索为主体。综合现有研究，少数民族城镇逐渐成为研究焦点，但鲜有满族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华东、华北、华南及西北、西南等地区城镇研究较多，而东北地域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研究比较匮乏。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为例，从文化景观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乌拉古镇空间格局演变与文化动因的相互关系。

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概况

乌拉街满族镇区位及研究区范围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我国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龙潭区，距离吉林市区30千米。研究区乌拉古镇位于乌拉满族镇北部区域，连接松花江，是第二松花江冲积形成的。乌拉古镇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明代的“洪尼罗城”建设、清代的打牲乌拉城建设以及民国时期的乌拉城扩建，古镇面积近47平方千米。

乌拉街满族镇历史沿革

乌拉街满族镇是满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公元前206年，满族人的始祖肃慎人就在这里过着农耕、狩猎和捕鱼的原始生活，所以有“先乌拉而后吉林”之说。公元前206年以后，乌拉街隶属汉扶余国咸平府。隋唐时期，乌拉街归属渤海国束州管辖。926年，因渤海国被辽所灭而隶属辽东京道。1115年，女真人建金国后，乌拉街先后隶属咸平路与金上京会宁府管辖。元代时期，隶属元咸平府所辖。明朝中叶，海西女真势力崛起，乌拉部成为扈伦四部（乌拉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之一。1562年，乌拉部主纳齐布禄六世孙布颜征服乌拉诸部建立乌拉王国，并以乌拉街为首都。

清代设理事同知，改永吉州为吉林厅，属宁古塔将军管辖，后宁古塔将军任吉林将军，乌拉街划归吉林将军辖地。1882年，吉林厅升格为吉林府，设立“四排一街”，“一街”即乌拉街镇。1913年民国时期，吉林府改为县治，称吉林县。1929年吉林县改称永吉县，乌拉街成为永吉县管辖区。新中国成立以后，乌拉街仍归永吉县管辖，1986年乡镇合并为乌拉街满族镇，2000年正式划入吉林市龙潭区[2]。

乌拉古镇空间格局演变

乌拉街明代城镇格局

乌拉古城目前尚存完整，具有山、水、城、岛、田综合汇聚的山水格局特征，是中国古代传统营城法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典型代表。明洪尼罗城由禁城、内罗城、外罗城三道城墙组成，最内圈城墙内为明代乌拉部君王的宫殿，这里不仅是君王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也是其与家眷的住所。皇城四角依稀可见当年华丽角楼的痕迹，城内还有一土台，名曰“白花点将台”，推测上筑有瞭望建筑。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基本受到《周礼·考工记》和“风水理论”学说两种规划理论的限制。明洪尼罗城从选址到建设都反映出“风水理论”和《周礼·考工记》制的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风水理论”认为，“环山绕水是聚气之地，聚气之地人杰地灵”，故而明乌拉古城坐落在第二松花江上，三面环山，一面涉水。明洪尼罗城依《周礼·考工记》修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故而呈方形，城墙由内向外分三圈，东南西北各一门，城内以一条南北主路为轴线，形成典型的三套方城空间格局。

乌拉街清代城镇格局

清初，乌拉街镇自然资源丰富，官方以明代洪尼罗城为基础，大兴土木，修灵官阁、白花点将台、娘娘庙等，使其成为所在区域的文化中心。随着人口增多和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城内土地已经无法满足日常需求，同时为了避免水患，于旧城东南的向阳高地上修建乌拉新城——清打牲乌拉城。

清打牲乌拉城总体上呈棋盘式方格网空间格局，由以“十字街”为中心的线性空间所划分的四块区域组成，同时具有鲜明的等级划分——城内满族聚居，城外汉人聚居。城内中央的“十字街”是全城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东北侧设有乌拉总管衙门，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城西汉人居住区内的“马道”则是清打牲乌拉城另一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3]。清打牲乌拉城物产丰富，具有贡品基地性质，商业比较发达，主要的商业、集市设在城西“马道”的两旁，是居民日常活动及商业贸易的场所。同时，旧城的白花点将台、娘娘庙和台前凌霄阁等宗教建筑吸引了众多百姓前来朝拜游览，因此过往路人皆要经“马道”入城，“马道”也成为游客休憩游览之地。

乌拉街民国时期城镇格局

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封建体制解体、等级制度软化和种族歧视减弱，乌拉街的商业蓬勃发展，在有志之士的倡导下，不断扩张建设并逐步完善。这一时期，主城到辅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造，以清打牲乌拉城为基础，西市场被包进城内，再向西南和东南方向拓展。而南部主城集中商业、集会、政治、居住等功能，北部辅城保留部分文化景观遗址和公共活动场地。由于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的变化，两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现象，但同时二者也互相吸引，形成了民国时期主辅双城空间格局。

民国时期乌拉街具有多元的文化景观体系。乌拉街以墙为界形成了南北两个方向相互隔离的主城垣，东西两厢之间则通过街道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格局，两块面域空间相互联系，形成南北主辅双城空间格局。主城空间多为居住空间，其他为公共活动空间，并散布在主城及辅城内，这些点状公共活动空间向外发射，成为文化景观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城镇内部根据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如河流、街巷、院落等，结合其功能需求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景观空间，每一个空间有不同的职能，这些职能相互配合，为人民生活服务，使民国时期乌拉街双城得以相互拉动，共同繁荣。

乌拉街满族镇空间演变动因分析

风水观念下的山水格局

满族独特的大松花江文化观使乌拉街满族镇的历史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都以松花江为依托。传统风水观念下的山水格局对乌拉古镇的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乌拉古镇位于第二松花江上，凤凰山、九泉山分别位于其东北、西北两侧，连绵起伏的团山俯卧在其东南两侧。古镇与山水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山中有城，城映山水”的山水格局。

乌拉古城明洪尼罗城选址非常考究，其以山水为大地坐标，考虑到风水中“主山”和“朝山”“对山”的关系，因而不在正南朝向建城，它的南轴和正北轴偏离约33度[4]。中轴线与远处北方的七家子山山峰遥相呼应，又有一对轴线与东边的远山相对，这体现出满族先民山水文化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天人合一”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导下，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对象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景观形态，这种独特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其特殊的价值意义，成为满族历史城镇遗址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人文礼制因素

中国儒家的封建人文礼制也影响着满族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皇权至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决定了明洪尼罗城三套方城空间格局。封建礼制在中国古代的人文观念和社会观念中根深蒂固，它使得我国古代人民在造城过程中自觉遵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等人文礼制。清代打牲乌拉城的建设沿袭了中国封建传统礼制，受《周礼·考工记》中营建都城文化的影响，整个城市呈方形，与内部的方格网状道路形成了棋盘式方格网空间格局。

民国时期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是空间格局转型的转折点。封建帝制被推翻，民主思想开始萌芽，种族歧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商业活动的进行也更为方便，促成了空前繁荣的主辅双城空间格局，可见格局的演变和人文礼制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能力，这无疑会对历史城镇的文化景观空间格局、土地利用、城镇面貌及特征等产生直接影响。随着人口扩张与经济发展，乌拉街满族镇于清朝初年被誉为“满族龙兴之地”并兴盛起来，同时拥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职能——清代四大贡品基地之一。这也使得乌拉街满族镇成为清朝时期富甲一方的城镇。

清代打牲乌拉城位于松花江以西，水利资源独特，清廷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雄伟的运输码头[5]。夏秋季节，船只来往于河面，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增加、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以及商业与手工业的崛起。耕地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所以清打牲乌拉城在清朝初年向明洪尼罗城南北进行延伸。从清代到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乌拉街由政治职能变为以经济职能为主导的城镇空间格局，伴随清打牲乌拉城与商业区的整合，城墙等阻隔城镇发展的边界如同封建社会制度一样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因此，在经济要素的合并发展下，乌拉街形成了民国时期全盛的主辅双城空间格局。

政治因素

各朝统治者对建城态度的差异也影响着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演变和发展，而政治因素则是乌拉街满族镇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动力。乌拉街满族镇被誉为“东陲第一大城”，其作为国家区域发展重镇而受到重视，例如清代就设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另外清打牲乌拉城的形成与发展是由于朝贡政治需要和政治机构的设立，政治功能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古城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治色彩和社会化分工的明确，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得打牲乌拉城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清朝末年，清政府取消旗人制度，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批汉族人口向东北迁移，导致民族矛盾加剧，战争频发。民国以后，统治中国2400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崩溃让乌拉街镇摆脱了清王朝朝贡的政治职能，同时满族、汉族、回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语言运用、商品交易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族通婚成为常态，城镇空间格局发生变化并影响了乌拉街的发展趋势。

综上，通过对明、清、民国时期乌拉街满族镇城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动因的分析，可见历史城镇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文化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叠加与积累，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古镇空间格局。乌拉街满族镇在中国传统风水观念的山水格局和满族所独有的大松花江文化观念的引导下进行选址与建设，从皇权至上的三套方城格局发展为以经济要素为主导的主辅双城格局。同时，城镇的边界随着封建礼制向民主开放、满汉融合的新文化思潮的转变而消融，而经济的繁荣和政治局势的稳定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能力，使得城镇空间格局发生了转折性改变。满族历史城镇的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构架重心因时代的不同而存在着客观上的差异，但乌拉街满族镇的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整体发展仍是一个多元化、复杂化和综合化的动态过程。

满族历史城镇是满族人民长期从事生产、贸易和社会文化活动并与其周边环境相互适应、磨合而形成的城镇空间格局，它是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完美匹配的强烈表现，是礼制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叠加和积累的产物。因此，城镇历史空间格局保护要结合自然、人工和时空的整体构成特点，将文化维度与历史城镇演变的“空间—时间”动态演进分析相结合，从城镇山水格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协调机制来探究满族城镇历史空间格局的文化景观保护对策，使历史城镇的“景观”与“文化”能够真正在活态发展的过程中“动态演进”，打破传统历史城镇因被动僵化保护造成的城镇景观遗存随时代变迁而衰败的困境，达成历史城镇保护和发展实现动态平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曹珂，肖竞.文化景观视角下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以河北明清大名府城保护规划为例[J].中国园林，2013，29（02）：88-93.

[2]张慧.吉林市乌拉街镇历史文化保规划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3]任乃鑫，闫璐.乌拉古镇聚落空间结构形态研究[C]//中国建筑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2年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13-218.

[4]张丛葵，陈京涛，常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发展——以吉林省乌拉街满族镇保护规划为例[J].规划师，2008，24（12）：94-98.

[5]张所超.乌拉街镇中心镇区建筑保护与更新研究[D].长春：吉林建筑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