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奏折看改土归流之后的土司朝觐

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的土司朝觐制度包含诸多内容，现仅阐述朝觐制度中有关土司朝觐的问题。据清代奏折档案中具体考察土司朝觐制度的具体内容，能够看到土司朝觐制度在改土归流之后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土司朝觐程序的探析有助于加深对清代土司制度的了解。

清廷统治稳定后，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大部分土司地区被清朝统治者视作内地而非外藩。朝觐制度的实行也是清廷对这些特殊“内地”的管理方式之一，对控制和稳定边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关于土司朝觐制度的具体内容，尚未有翔实的记载。

从相关奏折资料出发，通过对这些资料的使用和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的土司朝觐制度的片面化认识，对清代土司朝觐的背景、运行过程等各个方面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进而对清代土司朝觐制度的相关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

清代土司朝觐制度的规定

清初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尽快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在治理边疆地区时仍沿用了明代土司制度。入关之初，顺治就定例土司三年入觐[1]，为了更好地推进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清代在康熙时期则规定“土官袭职，停其亲身赴京”[2]。

清朝政权的日渐巩固，要求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更为强力的管控能力，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对各地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尽相同，因而在雍正时期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仍然在一部分地区保留了一些数量的土司，同时清政府也通过一些方式来确保这些保留下来的边疆地区的土司处于清廷的管控之下。可以说，清代的改土归流是清代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样也对清代的土司朝觐有所影响。

虽然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司的实力，但是对于重要地区的土司来说，他们仍旧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因而乾隆平定两金川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川藏地区的土司，规定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土司定期轮流朝觐，使其“扩充知识，得睹天朝礼法，久之可革其犷悍之风”[3]，进而将其纳入年班体系之中。

“年班”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不仅仅是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的。所谓“年班”，清会典中记载为“凡朝正于京师，内扎萨克王以下，各以其班至，曰年班”[4]，早期多实行于蒙古及宁夏、西藏等地区。

对于土司年班朝觐，在有关回疆地区的年班相关规定中有所说明，多为参照其他年班土司朝觐时的规定。例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规定，“番子年班来京，悉照回子伯克（今裁）例办理”[5]，此外，提及有关土司年班朝觐规定的情况还有，“照回子伯克例，分年入觐”[6]。

由此可见，清代在改土归流之后，仍是重视土司朝觐的事宜，对土司朝觐的相关规定也有所说明，土司朝觐和蒙古、西藏等地的朝觐都是清代朝觐制度中的重要部分。

也可以看出，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逐步强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和控制手段也愈加成熟，而朝廷设立的有关土司朝觐的规定，对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维持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以及加强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地方经济文化交流，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朝觐的类型

从清代奏折中的奏报可以看出，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保留下来的土司当中有一部分属于年班土司。

除年班朝觐的土司之外，还有因祝寿或进贡而朝觐的土司。如，嘉庆十四年（1809）德楞泰等奏报土司等进京祝寿朝觐之事。“本年恭遇大皇帝五旬万寿，普天同庆……土司等恳求准令进京叩祝”，但是由于部落众多，路程长短不同，不能全部允准，因此“酌拟所有上年甫经朝觐回川之各土司不必再为恳请，其应入下次年班及向未朝觐之各土司屯番人等自应俯顺番情，准令进京祝嘏”[7]。

土司朝觐制度的内容

由于各地区土司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在朝觐相关事宜的处理上也不尽相同。清代在改土归流之后对土司朝觐制度的具体内容并没有非常完整全面的说明和规定，因而要想了解土司朝觐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运行情况也不能仅仅依靠官方典籍的记载。

通过记载有关土司朝觐情况的奏折资料可以加深对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朝觐制度的了解。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有关清代土司朝觐制度的奏折为例进行分析。

人数和班次

清代进行朝觐的土司人数不是定数，每次朝觐之前都要将此次的人数、班次情况奏报。

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成都将军赛冲奏称“川省各土司向例分作两班，三年朝觐一次，自嘉庆十三年头班番子入觐之后，二班番子轮应十六年方系年班，因十四年恭逢万寿，其二班番子进京祝嘏即作为十六年之班，迄今已届三年，轮应头班番子入觐”[8]。

成都将军裕瑞于咸丰二年（1852）奏报，“川省各土司及呼图克图例应五年朝觐一次，各土司向分两班，自道光二十四年二班土司进京后，至三十年，轮应头班土司赴京。前准理藩院咨称，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今遇皇考大行皇帝大事，所有各土司、土舍等，俱令过二十七月再行按班来京”[9]。

由此可知，土司例应朝觐之期，都要由当地负责管理该事务的官员向皇帝呈报当年需要朝觐的土司人数并且对这些土司此前的朝觐情况做一说明。

分起和起程

土司朝觐路途遥远，清代为了保障朝觐行程的顺利，通常会派遣熟悉事务的官员管理，根据土司的人数和沿途驿站的接待能力，令朝觐土司分起行走。

例如，乾隆时期，官员保宁在奏折中奏报“查各路土司等共一十五家……分二起行走，头起令该镇魁麟带领，于十月二十六日起程。二起饬游击亮福带领，于二十八日起程，均饬令沿途稽查约束，安静行走，毋致拥挤参差”[10]。

宣统时期，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将朝觐土司照例分作三起间日行走，具体安排为“头起遣派军标左营把总刘维屏管领，于二月二十四日起程，二起遣派督标左营千总周玉麟管领，于闰二月初二日起程，三起遣派提标左营把总赵国城管领，于闰二月初十日起程。责令护送各员至陕境交替妥为照料约束，务期安静遄行，勿任沿途逗留滋事，以期早抵京城”[11]。

可见对朝觐土司起程的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安排，并且要及时奏报给朝廷，确保每起土司均有熟悉事务的官员跟随。

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既要保证土司朝觐路程的顺利，同时也可以对土司进行约束管理，将土司的行程安排完全置于清政府的管理之下，令其能够如期朝觐。

途中病故

由于土司朝觐的路途遥远，往返需要好几个月，难免有突发疾病的情况。如，军机处的奏折中就有关于四川入觐土司随行带领的跟役中有几人在由热河回川途中病故之事[12]。

乾隆四十五年（1780）游击沙律岱禀报，有布什咱大头人一名肯百木在热河染痢疾，沿途医治不愈，于八月二十六日行抵保定府病故，当即由该处地方官进行查验，给棺装殓，将其骨殖衣物交伊跟役携带回巢[13]，并将相关事宜呈报给军机处。

不能如期朝觐

如，嘉庆七年（1802）川省官员德楞泰的奏折中提到，嘉庆元年轮值头班番子进京朝觐，“因黔楚苗匪不法，各处土司头人大半派调出师，未能如期入觐，当经奏请展限”，之后轮应二班土司朝觐时“又值教匪滋事，栈道时有梗塞，各土司亦有派调出师者，是以复请停止”[14]。

咸丰八年（1858），四川总“因入秋猝遭风灾杂粮损折，无力备办起程，现已扣除，饬俟下届调派”[15]。

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朝觐的土司可以免除朝觐，这种灵活处理的方式减少了朝觐对土司的负担，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对土司的关怀，有益于对土司的拉拢。

土司回程

为避免回程的土司在沿途出现骚扰情况，清政府通常会安排官兵带领分批行走，并且要及时将相关情况向皇帝奏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川总督李世杰奏报入觐回寨情形：“各土司等先后回川，并据面称各土司等在途行走均属安静”，“令陆续各回本寨以安住牧”[16]。

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四川总督常明奏折中称，年班朝觐各土司沿途行走均极安静，经原派镇将等带领，于三月中旬分作三起先后回至成都省城，该土司等“准其稍为休憩收拾行装，即派委员弁护送出口，据雅州府及理番松潘等厅报称，该土司均已各回原处住牧”[17]。

咸丰时期曾谕令地方官员，“嗣后土司过境如有格外需所滋扰情事，准其据实通禀，一面移营派拨员弁押送遄行，其护解官弁即行从严参办，倘地方官隐匿不报，别经发觉（或任意刁难）一并参处，以示惩儆”[18]。

仅就奏折资料中有关土司朝觐的记载，可以看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的土司朝觐制度愈发成熟，清政府为保证土司朝觐的顺利往往在组织和安排上较为妥帖和周到。

利用档案资料可以进一步认识土司朝觐制度。清代是土司制度的成熟与健全时期。土司朝觐制度作为清代土司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其顺利运行有益于管理和控制土司，保障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权力的平稳过渡，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注释

[1]《清世宗实录》卷126，顺治十六年五月壬午，转自李世愉《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1月，第1期，第24卷，第122页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89，《兵部·土司袭职》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559页

[4]嘉庆《大清会典》卷五十一，《理藩院·王会清吏司》

[5]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八十五，《理藩院·朝觐·番子年班》

[6]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嘉庆朝，文献编号：404013830，嘉庆十四年四月八日特清额等“奏为川省土司屯番吁恳进京叩祝万寿恭折奏闻事”

[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嘉庆朝，文献编号：404016272，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赛冲阿、常明“奏报酌派年班土司赴京朝觐”

[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咸丰朝，文献编号：406002358，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成都将军裕瑞、四川总督徐泽醇“奏报酌派年班土司进京朝觐并察木多呼图克图告恳遣使赍呈例贡情形”

[1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403052204，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四川总督保宁“奏为四川年班进京土司等分起启程日期事”

[1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177378，宣统元年三月二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派员护送年班土司遣派土舍头人起程日期由”

[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027841，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提督四川总兵官“呈军机处四川入觐土司人等随带跟役由热河回川途中在途病故名数”

[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028155，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七日提督四川等处总兵官“为报携带领头起土司四川会盐营游击沙律岱禀称布什咱大头人一名肯百木病故（咨呈）”

[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嘉庆朝，庆七年十月四日德楞泰等“奏为酌派川省轮班土司赴京朝觐先行奏闻事”

[1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咸丰朝，文献编号：406009964，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四川总督王庆云、成都将军宗室有凤、四川提督万福“奏为恭报委员护送年班土司起程日期事”

[1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403053598，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总督李世杰“奏为年班入觐土司均已回寨恭折具奏事”

[1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宫中档奏折：嘉庆朝，文献编号：404018760，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常明“奏闻上年年班朝觐各土司等沿途行走均极安静现已分路回巢”

[18]咸丰九年二月十八日（1859年3月22日），宫中档奏折，文献编号：406015633，奉上谕着各省督抚转饬有驿各地方官嗣后土司过境如有格外需索滋扰情事准其据实通禀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