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贡献
作者: 兰芸芸介绍梁启超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向的贡献,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转向以及先进知识分子对其的推动作用,其次,对梁启超推进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具体改革进行介绍,最后,对其推进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意义进行阐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走上近现代化道路。不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中国的文化也在历史的必然趋势下转型。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早期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开始向近代化转型,这促使文化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革。文化与人民思想观念联系密切,是中国顺利进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因此进行文化改革非常重要。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等传入中国,同当时国民一直所信奉的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于是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批判,继而出现了文化危机。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进行文化上的改革,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侵略的落后状况。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革,他们破旧立新,破除腐朽,宣传新思想,推动了文化的近现代化发展。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改革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抨击和批判,同时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理念。康有为所作的《孔子改制考》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抨击了三纲五常并传播了自己的思想;严复所作的《原强》《辟韩》及其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梁启超提出新民主张,提出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这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思想观念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向。
梁启超与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
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思想
梁启超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批判束缚人发展的旧教育制度,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批判维护封建正统的史学思想,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理性且多数人能够参与进来的文化。这种新的有活力的文化具有主体精神,注重人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农业文明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转变。其批判了由宗法血缘维系的伦理社会关系,批判了封建统治制度下的人身依附,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培养拥有独立人格的新民。梁启超在推进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了“淬厉其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在道德、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文化改革,为推进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推动
1.在道德方面的改革
(1)对旧道德的批判
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因此道德方面的改革是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最核心的部分。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民思想,这也是他在道德改革中的思想内涵。他认为国家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就要提高国民性,兴民权、开民智,培养摆脱封建旧思想、具有理想人格的新型国民。通过破旧立新的方式,对传统的旧道德进行批判,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道德。
第一,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国民不具备国家意识,没有民族概念。当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时,在民族的危机时刻,大多数国民都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梁启超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品格中的主要缺点:“爱国心之薄弱”,国民没有国家概念,更谈不上爱国;“独立性之柔脆”,国民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奴隶性、依附性强;“公共心之缺乏”,国民不具备国家意识、群体意识,不懂得维护国家利益;“自治力之欠缺”,国民依附于他人而存在,自治能力差。
第二,对奴隶性的批判。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中国人的奴隶性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在封建专制国家,除了皇上,其他所有的人都以奴隶自称。人们形成了依赖、怯懦、服从的性格,整个社会处于麻木、冷漠、消极的状态,他们不敢抗争,不敢进行革命,对于民族的危亡视若无睹,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只有进行道德方面的改革,才能改变国民身上的奴隶性。
第三,对缺乏自由思想的批判。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在思想界没有自由,仍然是思想的奴隶。其一,按照古人的思想言论思考做事,将自己囿于古人的模板中,成为前人的奴隶。其二,百姓们没有主见,有着盲目从众的心理,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中。其三,对于自身所处的境况唯命是从,没有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思想界的不自由,致使国民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尊、自信、向上、冒险的精神,缺乏独立的人格,呈现出中庸懦弱之态。因此,只有解放国民的思想,社会才会有活力,国家才能看到出路。
(2)对新道德的建立
对新道德的构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和改造,汲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并对其继承发扬,采补中华文化中缺少的,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塑造新民的理想人格,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是让国民树立起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了解释,指出要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要行使民族主义的政策,吸收中华各个民族的长处,改造我国国民的劣根性。梁启超认为在历史新形势下,通过国民教育的普及、报刊的宣传、文学作品的熏陶以及史学思想的浸染等手段,可以使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由宗族思想转变为国家思想,从而打破华夏中心论,认清当前国际形势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进而激发起每一位国民的爱国心,让民众自发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克服国民性中盲目自大、麻木冷漠的弊病。
其次是对国民公德心的培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写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可以看出,报刊是梁启超培养国民公德心的手段。所谓公德,提倡的是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在集体利益面前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而要想培养公德,首先要注重的就是私德,只有在私德方面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等级、顺从,培养国民平等、独立、自由的思想,才能使国民有公德。因此,培养国民的公德心即是通过培养私德使国民拥有一颗爱群体、爱国家的心。
最后是对独立人格的培养。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独立自主,所必需的基础就是要有具有独立性的国民。他指出西方国家因为重视人的发展,其国民多数具有独立、自强的品格,这些品格有助于人民发挥创造力和潜力,从而使西方国家拥有更加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中国国民处于封建制度的枷锁之中,心理和身体都无法得到自由,奴隶性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想去除国民的奴隶性,就要培养国民自尊、自强、自信的品格。拥有自尊才能自治、自强,从而让国民意识到不依附别人而活,保卫天赋的权利,为国家的不独立担忧并为国家的独立而奋斗。拥有自强、自信才能奋发图强,摆脱奴性,国家才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自尊、自强、自信的国民,是国家独立自强的前提,因此要培养这种新型的理想国民。
2.在文学方面的改革
梁启超希望通过文学改革的方式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他创办报刊,举行学会,传播新思想,制造社会舆论,致力于文学方面的改良运动。梁启超在文学方面的改革,促进了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型,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向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对于诗歌的改革。梁启超对文学的改革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在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三个新的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一,诗歌的新意境包含五个方面:爱国主义精神;有抱负和理想;以当下的时事为题材,紧贴现实生活;向国民宣传西学介绍新事物;在写法上通俗易懂,语言更接近于白话。其二,新语句要求诗歌在遣词造句方面,采用当时社会经常使用的新词语,这也推动了诗歌向近代化方向转化。其三,以古人风格入之,对诗歌的改革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诗歌,而是主张新意境与旧风格相融合,保留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梁启超在诗歌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诗歌革新的专栏,推动了诗界革命的进步和发展,还对诗歌创作进行理论探讨,解放诗歌的表现力,推动诗歌现代化发展。
第二,对于小说的改革。梁启超在小说界主要是针对小说的内容及其作用进行改革。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提出小说改造的中心主旨即使新小说为改良社会、启迪民智、救国救民而服务,使新小说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他还对小说的创作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使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战斗力。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呼吁救亡图存,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对推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白话文运动。进行白话文运动时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其时,救国救民成为时代的主题,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要强国,就要兴民权、开民智。开民智需要通过报刊文章的宣传和社会舆论的催化来进行思想教育,使广大民众得到思想上的解放。而古文在开启民智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白话文运动被提上日程。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和言”的分离会阻碍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利用进化论的理论论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他对白话文进行了理论倡导和实际的应用创作,通过办报刊推行“报章文体”、写小说运用通俗语言、办专栏刊发现代白话诗歌等方式推动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赞赏了新文体和白话文,批判了旧文体和旧思想。梁启超对白话文的倡导和应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3.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教育制度的改革能使国民成为拥有独立人格、自尊自强的新民。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先进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有智慧的国民,国民才能为保卫国家而尽力。梁启超对科举制度和封建旧学校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科举制度下的人才只知“之乎者也”而不知世间其他万物,科举制八股文培养的是愚民,毫无真才实学;封建旧学校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只会诗文、考据,且能接受教育的人数较少,这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发展。针对教育方面的改革,他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介绍日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日本师范教育情况,并且介绍了义务教育。其二,提倡废除八股文这种应试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先进经验。其三,提倡中西并重、加强政学教育的原则,模仿日本改革教学方法。其四,加强师范教育,重视对儿童和女子的教育。梁启超对教育方面的改革不仅推动了民众思想的启蒙,还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他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使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开民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梁启超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意义
推动中国历史的近代化历程
在晚清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结构不再稳定,出现了文化危机。作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梁启超面对当时的国情,将解决文化危机和社会转型相结合,使文化革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梁启超认为,当时的文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有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兴民权、开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他将文化改革与政治改革紧密联系起来,以期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新文化的形成不仅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进程。
开辟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
梁启超对道德、文学、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不仅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辟了中国文化史新阶段,还给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很大助力。他推动的诗界革命,在中国旧诗体裁中装上了新意境,不仅推动了近代诗歌的发展,还普及了新的思想观念;他开展的小说界革命,扭转了人们重诗歌、轻小说的倾向;他进行的道德革命,动摇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腐朽的社会习俗,打击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改变了国民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在新文化的建设方面,他主张中学为主,引进西学先进文化,使中西文化相容相补,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梁启超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化创新,大量引进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使独立、平等、自由、自尊、自信、权利、义务等思想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梁启超对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向的推进,使近代文化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使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觉醒,使中国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开辟了中国文化史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