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福建和徽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两地商人依靠地域优势较早开始了茶叶贸易活动。近代以来，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除了继承明清时期的诚信经营理念和家族式经营模式之外，还在经营方式、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以应对时局的变化。同时，相关资料显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在经营种类、活动地域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这也导致了近代以来两大地域茶商不同的发展道路。

茶叶的种植和饮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六千年前浙江余姚田螺山一带的先民就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先秦时期茶叶作为羹饮为人们所食用。唐宋时期“茶道”盛行，所谓“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明清时期，我国实现了茶叶输出。茶文化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茶文化的流行，专门从事茶叶售卖的茶商开始在各地出现，他们活跃于产茶地和市场之间，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利润。按照籍贯划分，各地茶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产茶地当地的茶商，他们世代生活在茶区，以经营本地茶叶为主，每年茶季到来时便就地收购茶叶，加工后运往市场销售，徽州茶商、福建茶商等皆属此类。还有一种是非产茶地的茶商，由于靠近茶叶消费市场，受利润的驱使开始从事茶叶贸易活动，他们通常是先前往产茶地收购茶叶，然后运往市场销售，山西茶商、山东茶商等属于此类。

福建地区有悠久的茶叶产销历史，适宜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优质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福建拥有众多产茶区，并且产茶质量优良。所谓“闽诸郡皆产茶”。各产茶区所产茶叶品种也不尽相同，有福安的松萝茶、福鼎的白琳茶等，其中尤以武夷山茶叶闻名，“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路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悠久的产茶历史和丰富的茶叶种类使得当地商人很早就开始了茶叶贸易活动。明清时期，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基本承包了广州的外销茶贸易。及至近代，福州被开辟为第一批通商口岸，使得福建茶商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外销茶贸易的竞争中，“福州通商后，西客（晋商）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以起”，成为近代茶商群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徽州自古就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运河沿岸和广州地区的茶叶贸易成就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茶商。五口通商以后，徽州茶商逐步完成了贸易重心由广州到上海的转移，开始迅速发展并因时制宜寻求转型。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作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两大地域茶商，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在经营理念、经营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异同，现对近代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两大茶商集团。

近代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概况

福建地区多丘陵，气候适宜，产茶历史悠久，传闻在商周时期就有周武王献武夷山茶的故事。福建所产茶叶种类丰富，茶叶也始终是福建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商品之一。明清时期，福建茶叶除部分内销外，大部分由山西、山东商人收购之后北上运往恰克图进行贸易，或者由本地茶商南下运往广州进行外销。鸦片战争以后，福建境内的厦门、福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这给当地茶商的外销茶贸易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以下府茶帮为代表的福建茶商在近代外销茶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随着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茶业的兴起，加上福建茶在贸易方式和产品包装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其在国际茶叶市场的份额逐渐减少。有学者指出：“华茶对外贸易的所以衰落，由于国外产茶国的倾轧竞争在半，而国内农民的没有组织，以任中间商人及洋行的剥削宰害，使生产成本增高;以及不能利用科学方法，改善茶质以迎合国外的嗜好者，亦居其半数。”同时，日益增长的税收也使得福建茶商面临困境。同治四年（1865），福建筹办海防事务，便增加茶税以补充军饷。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伦敦普通工夫茶每磅售价4.5便士左右，福建茶折银每担5两至5.5两才能与其竞争。而此时福建每百斤茶叶仅厘金和茶税两项就要缴纳白银约4.4两，根本无法与外商竞争。面临近代以来的危机，福建茶商也从经营手段、运输方式等诸多方面寻求转变，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茶业与盐业、典当业、木业被称为徽商的四大支出产业。唐代以来，徽州一直是我国茶叶的重要产区之一。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歙州产茶，且素质好。明清时期，徽州的茶叶种植和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明末，徽州茶叶通过海上贸易远销至欧洲，以婺源、歙县、祁门为代表的徽州茶叶产地出现了一大批经营资本雄厚、经营手段成熟的茶叶商人，所谓：“歙之钜商，业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业已成为徽州商人经营中除盐业外最重要的部分。道光之后盐业衰落，五口通商为茶叶的出口带来了巨大机遇，徽州的茶叶贸易很快就超越了盐业，并成为徽商的支柱产业。《徽商研究》中谈及这一时期徽商的主要经营活动时指出：“（清末民初）这一阶段，就整个徽州商帮而言，正处于下坡路的衰落时期;但茶叶贸易在徽州商帮这一阶段的经营活动中，地位反而上升，成为支撑徽州商帮残局的重要力量。”这反映了茶叶贸易在近代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之处

诚信经营的营销理念

徽州文风昌盛，有“东南邹鲁”的美名，“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款之业嵌于淮南北者，多绥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脱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徽州人始终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这就使得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以赢得顾客的信任。徽州茶商继承了明清以来的经营理念，在近代也极为重视商业信用。由歙县定潭人张文卿创办的张一元茶庄以茶叶质量好、分量足为经营宗旨，在经营活动中讲究信用，在民国时期的北京茶叶市场占有重要的份额。吴荣寿经营茶叶既注重质量又讲究信誉，其在茶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清末即成为徽州外销茶商巨擘。徽州婺源茶商朱文炽“尝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

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徽州茶商相同的是，近代福建茶商在贸易活动中始终秉承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清代广州十三行中的同文（孚）行由福建茶商潘振承创立，主营茶叶的外销贸易。潘氏茶商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一旦发现已经出售的茶叶有破损或质量低下的情况，潘氏会将茶叶差价悉数退还，从此“开启了洋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后来潘氏茶商更加严格把关茶叶质量，使用材料好、密封性强的茶箱包装茶叶，并且在茶箱上打上“同孚名茶”四个大字，以保证茶叶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被誉为“台湾茶叶之父”的李春生出生于福建厦门，1869年将乌龙茶引进台湾试种成功，紧接着便运往美国销售，大获成功。在经营茶叶王国的过程中，李春生以“不制伪、不欺客”为理念，获得了大量顾客的信任。祁县茶商大德诚就办买安化黑茶做过如下说明：“我号买黑茶首重地土归正，择选产户潜心之家，欲闻留心上年未摘子茶之货，必根条柔气，精力沉重，油气、色气、香味种种皆佳，内外明亮，满碗俱清，此茶用心切买。思维前辈创业招牌艰难，历年已久，宜深审辨，勿惜价而弃也。戒之！戒之！”可见近代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一样，注重诚信为本，重视茶叶的质量。

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

福建和徽州一样，深受宗族观念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1742年，潘振承在广州开设同文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商行的外销茶贸易蒸蒸日上。潘振承去世后，其子潘有度接管商行的经营直至1807年商行被迫关闭。1815年，潘有度重新出任洋商后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继续经营，后来其子潘正炜接手经营，直至1865年商行被毁。同文（孚）行历经祖孙三代，传承有序，且经营理念、经营种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始终是福建外销茶贸易中的佼佼者。

福建同安茶商郭春秧以台湾为据点创立锦茂茶行，实现茶叶种植、收购、加工、出口的一体化经营。在企业经营管理上，郭春秧坚持以宗族血缘为主要依据进行管理人员的配置，他的三个儿子郭双蛟、郭双麒、郭双龙都先后执掌过茶行。其兄长郭春字协助其打理厦门的分行;侄儿郭汉泉是其最倚重的得力助手;郭汉泉的岳父王江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负责新加坡分行的管理。可以看出，郭春秧在经营过程更加信任宗族人员，具有明显的家族经营色彩。泉州百年老字号“张泉苑茶庄”由福建泉州茶商张白源创办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起初在涂山街头摆设茶叶摊，销售武夷岩茶和闽北粗茶，后开设泉苑茶庄，名牌茶叶有水仙种、铁罗汉等。后来张白源的孙子张伟人在其兄长、茶庄经理张丕成病逝之后接管茶庄，开始配制新产品。选用贮藏多年、质厚、色浓、耐泡的旧茶，掺和醇香的新茶，添加桂花、树兰，创制出新产品，使得茶庄日益壮大，一直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近代徽州茶商中的漕溪谢氏、昌溪吴氏、芳坑江氏等都是家族经营的典型。在传统社会中，父辈遗产一般由子嗣平均继承，这就使得原本一家资本雄厚的茶号在经过遗产继承的分割之后，很可能被分割成由几个人分别持有的小茶号。继承遗产的子嗣们为保持茶号原有的竞争力和商业网络，选择进行家族式合资经营，以谋求共赢。根据晚清歙县茶商毕体仁撰写的《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中的记载，在父兄相继去世之后，家族根据母亲的意愿和实际经营情况，对茶行的资本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分配：

将本行应得行用，每年不论出息多寡，公家先拨出钱二十四千文，贴补长嫂、两侄等。仍下除开销外，再为三股分派。但此公家拨贴之钱，订定贴至炳瑞娶亲为止。又奉慈母在生遗命，将来炳瑞娶亲，于本行行用内公家抽出钱八十千文，以为坐贴长孙之资。除此之外，嗣后本行所有出息永作三股均派，兄弟三家分受，各毋强占争端。

可以看出，在父亲去世之后，本应按照遗产继承的原则等分给兄弟三人的茶行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改为家族合资继续着经营活动，在资金规模和运作方式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清末，昌溪吴氏家族创办的吴裕泰茶号在面临家产继承时也采取了合股经营的方式来保持茶号原有的市场竞争力，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吴老太爷将家产以“仁”“义”“礼”“智”“信”五字抓阄均分给五个儿子，其中较小的三个儿子用分到的资产共同组建了“礼智信兄弟公司”，仍然以吴裕泰为总号，由四子吴锡卿负责经营和管理，其他家族子弟多数也在公司工作。由此可见，在现实发展需求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近代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体现出明显的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

外销为主的销售格局

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外销茶需求的大量增加使徽州茶商更加注重外销贸易，光绪时期徽州知县何润生指出：“内销者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屯溪地区由徽州茶商开设的洋庄茶号数量迅速增长，外销茶成为茶商们主要的经营领域。

近代福州和厦门被开设为通商口岸之后，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1860年上半年，输往美国12160600磅，比输往英国的还多一倍。1863年输出52316784磅。1880年是福州茶叶输出的最高峰，这一年共输出106814660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福州茶叶输出量在全国独占鳌头。福建作为沿海的茶叶产区，同时又被迫较早地开放了福州和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外销贸易在销售格局中占据较大比重。“海禁既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聚集福州。”福建茶商也在这一时期抓住机会，深入茶叶产区，采用“预付制”的方式向茶农或茶贩订购茶叶，福州地区的茶叶出口量因此大增。

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不同之处

主要活动区域不同

福建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中有两个都在福建，其目的之一就是可以更加方便地在福建地区进行茶叶贸易。五口通商之前，福建茶叶的外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地茶商从福建的星村、崇安等茶市出发，经江西运往广东进行销售，根据《武夷图序》的记载，沿途要经过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四个省份，30多个市镇。第二种是将茶叶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在这两种销售方式下，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福建茶商无法运茶到广州或者上海，只得就近在福州或厦门进行贸易。美国旗昌洋行抓住时机到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沿闽江顺流而下运抵福州，获得巨大收益，此后茶商便纷纷效仿在福州进行贸易。有学者指出：“福州茶叶贸易商路的开通，是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上的大事。它改变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促进了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使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地方经济的支柱。”据统计，1953年以后，福州茶叶的主要输出对象为美国和英国，输出量逐年递增。到19世纪70年代末，福州的茶叶输出量已经位居全国首位。在福州从事出口贸易的茶商除了外国洋行之外，还有福建、广东、徽州三个地区的茶商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