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探赜

先秦是中国陶冶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研究先秦陶冶文化必须改变当下重器物、轻文献的倾向，做到考古、艺术和文献并重。作为古典文献的代表，先秦诸子文献对先秦制陶业和陶冶文化发展有一定记述，其记载虽较为分散，但内涵却相当丰富，涵盖诸子思想、陶冶生产流通以及陶器品种和用途等内容。鉴于目前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不完善，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探索，系统整理先秦陶冶文献，是一项必要且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先秦诸子文献中，多有对陶冶发展的各种记述，这不仅构成了诸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为当时陶冶生产流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料，但囿于多种原因，先秦诸子陶冶文献尚缺乏系统整理，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索。

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和路径

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陶冶文化发轫于新石器文化早期，先秦是其发展的兴盛期之一。传统上对陶冶文化的研究一直以考古、艺术和科技为核心，并以此构建起了陶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在文献中关于先秦陶冶文化的记载有很多，而作为古典文献的代表，诸子文献对先秦陶冶文化的记述内容相当丰富。

诸子文献作为具有深厚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典籍，其中与陶冶文化相关的资料涵盖面较广，内涵颇丰，尤其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学奠基者的文献中更加凸显，集中反映了先秦陶冶文化，尤其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蕴、陶冶生产流通，以及陶冶与礼制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值得深入挖掘。

先秦作为中国陶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陶冶文化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关乎陶冶的文献却相当有限。古人对陶瓷文化的研究赏鉴著述，虽有涉及先秦陶冶发展的历史，如朱琰《陶说》、梁同书《古窑器考》、程哲《窑器说》等，但其旨趣多在隋唐以后瓷器、窑口的研析介绍方面，涉及先秦的相关文献并不多。

近代以来，吴仁敬、辛安潮所著的《中国陶瓷史》是较早成书的陶瓷通史，其中先秦部分虽难称宏富，但在论述中还是引用了《左传》《周礼》《吕氏春秋》等文献中的陶冶资料。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先生进一步指出陶瓷史料挖掘与辨伪的重要性。而宋伯胤先生也明确地指出陶瓷史料挖掘的重要性。近年来，冯先铭等人编著的《中国陶瓷史》和方李莉著的《中国陶瓷史》等一批陶瓷史学专著陆续出版，一批古代陶瓷著作也得以整理出版，其间均有引述先秦诸子陶冶文献。一些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先秦思想对中国古代瓷器设计的影响，涉及了先秦诸子陶冶思想的整理与探索，且均非“就陶论陶”，而是挖掘了先秦陶冶的思想意蕴，具有一定深度。

在先秦诸子文献中，陶冶史料蕴含颇丰，突出反映了先秦陶冶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陶冶生产、流通，以及与礼制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值得深入挖掘。但由于先秦诸子文献中的陶冶文化资料分布极为零散，历年来对此研究较少，且已有成果主要围绕器物展开讨论，缺乏对先秦诸子文献中丰富却又分散的陶冶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随着陶冶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陶瓷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受到广泛关注，但要真正挖掘陶瓷文化的意蕴内涵，做好陶瓷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的对接，就必须改变当下重器物、轻文献的倾向。因此，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探索，系统整理先秦陶冶文献资料，并开展相应的研究，由此形成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文献体系，并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使其成为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

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的研究路径

在先秦诸子文献中，陶冶记述不仅极为分散，而且专门术语众多，内容较为晦涩难懂。因此，对先秦诸子陶冶文献的整理，需要从相关概念辨析入手，在准确无误掌握先秦陶冶概念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对诸子陶冶文献的搜集、辨析、分类、校勘等工作。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日益成为研究先秦文化，尤其是研究先秦儒学的重要资料和热点，加之近年来其他先秦文献的陆续出土，更使其文献作用愈加突显。在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也有一些涉及陶冶文化的内容，其为研究中国陶瓷史演变提供了早期文献资料，值得深入研究。

先秦诸子文献中的陶冶记述与思想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辈出，百家争鸣。作为基础典籍，先秦诸子文献除记述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外，还涵盖了道家、墨家、农家等诸子学说，其间也多有反映先秦诸子陶冶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先秦诸子文献陶冶记述的钩沉，可以看到先秦时期陶冶为人们所普遍熟知，故先秦诸子在其著述中，常以陶冶设喻，以便更鲜活地阐明自己的思想观念。

如《孟子》所载的孟子与许行关于陶冶的对话，不仅生动直观地体现了孟子对陶冶发展的态度，也深刻反映出孟子经济思想的重要特色。

《孟子·告子下》载：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在这里，孟子通过与白圭的对话，借由陶冶生产，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赋税观。孟子指出，赋税征收不应简单以税收高低判断其是否合理，而是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唯有如此才可制定合理的赋税标准。在此，孟子即利用陶冶生产“众寡”来说明自己的赋税思想，使得表述更加生动直观，让对方更易理解接受。

再如《庄子·马蹄》篇载：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所谓埏埴就是陶器生产中的“和土为器”过程，即在制陶中注水于土，塑造成型。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庄子信奉“自本自根”的天道观，认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可见，庄子进一步深化拓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主张一种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取向。因此，庄子借对陶者埏埴评论指出，尽管之于陶器生产埏埴必不可少，但对于社会而言，本着自然为本的信念，庄子反对类似埏埴这样人为改造事物本性的现象，主张事物发展应遵循自然，尽其天性。

先秦诸子文献所见先秦制陶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作为中国陶冶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期，先秦陶冶文化的繁荣不仅反映在造型、釉色、品种等方面，还体现在陶冶生产模式、规模的显著发展，以及制陶业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上，先秦诸子陶冶文献对此也有所涉及。

如《墨子》等文献中就展现了先秦陶器生产由自给自足向商品生产转换的过程。《墨子·尚贤中》载：“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鱼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管子·版法解》中也有类似记载：“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

上述两则记载明确告诉人们，早期陶器生产基本上为自足自给模式，即制陶是当时人们普遍需要掌握的技艺，日常所需陶器皆须自己烧制而成，即使是舜，也曾在河滨冶陶，足见当时制陶业普遍自给自足生产之状。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自给自足的制陶之风尚仍然有所显现，如《墨子·鲁问》篇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即记述了墨子时代尚有人“自比于舜”，自己制陶以供自我所需。

但《墨子》一书，也明显反映出制陶业自给自足模式的瓦解和专业化生产的兴起，如《墨子·备城门》载：“置器备，杀沙砾铁，皆为坏斗。令陶者为薄缻，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秘合束。”墨子在此处谈到，守城时各处都要备好粗制陶斗，让陶工做小罐，大小能装一斗到二斗水，以便用时即取。显然，此中所云“陶者”绝非普通人，而是专业制陶者，侧面反映出陶器生产的专业程度。

《孟子·滕文公上》更是明确谈到制陶业的商品化生产：

（孟子）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战国中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也蓬勃兴起。陶器作为当时的必需品，不仅用于生活方面，还广泛用于礼仪、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消费量巨大。而为适应庞大的消费需求，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专业化、商品化，新的陶器生产流通网络不仅覆盖了城市，还延伸到了乡村，孟子与许行的对话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到，即使是像许行这样顽强恪守自然经济理念，以自给自足为依归的农家学派代表人物也无法完全规避商品生产的影响，其在陶器使用方面，也不得不遵循商品交易原则，通过用粮食交换的方式，来获取陶器制品。

战国后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大规模商业市场初步形成，商品交换已经成为常态。对于普通人而言，通过市场购买陶器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荀子》中载：“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可见在荀子生活的年代，“不陶冶而足械用”已经是人们对陶器使用的惯常认识，陶器的商品化生产已经深入人心。

先秦诸子文献所见陶制生活用具与礼器

在先秦诸子文献中，所载陶器用具名称甚多，不过其中多数属于青铜器和陶器的共有品种，如鼎、釜、豆、壶等，而这些用具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生活用具与礼器。

先秦诸子文献中所载生活用具既包括饮食器，也包括其他类型，如《论语·雍也》载：“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此处所云“釜”是一种量器，多以陶器制成。

再如《孟子·告子》载：“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豆是一种盛具，最早以陶器制成，后来亦有青铜器，甚至木器，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作为实用器具的“豆”，一般由陶器制成。

先秦礼制完备，礼器种类繁多。事实上，原始社会末期，礼制文化开始萌芽，礼器应运而生。在青铜器广泛使用前，礼器以陶器为主，即使是在青铜礼器繁荣之时，陶制礼器也仍然占有一定分量。直至春秋战国，部分贵族地位下降，同时礼制文化下沉普及趋势明显，受其影响，民间使用陶制礼器数量增加，导致陶制礼器所占分量亦有所上升。

如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战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陶器交易的普及，不仅民间生活陶制器具已相当广泛，陶制礼器在使用范围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陶制明器也开始出现。对此《荀子》载：“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纵，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此处，所谓“陶器不成物”就是说，陶制明器其实是一种特殊礼器，仅用于丧事陪葬，并无实际用途，仅外形与一般陶器相似即可，不需要具备实用功能。

总之，先秦是中国陶冶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研究先秦陶冶文化，必须做到考古、艺术和文献并重。先秦诸子文献对先秦制陶业和陶冶文化发展均有所记述，其记载虽较为分散，但内涵却相当丰富，涵盖诸子思想、陶冶生产流通以及陶器品种和用途等内容。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探索，系统整理先秦陶冶文献资料是一项必要且很有意义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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