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不显

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从法家的立场对先秦儒家学术进行了探讨和批驳。他认为，被视为显学的儒学实际上是“愚诬之学”，其所提倡的民智、德政与仁义皆不符合现实需要，应当被摒弃。韩非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学，只是从现实考量，认为其不适用于当时社会。

韩非最早提出“显学”一词，指的是战国后期社会上名声显赫的两家学术派别——儒家与墨家。韩非在《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韩非的影响下，后人也纷纷以“显学”来指代那些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比如“红学”“龙学”等。

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是他的授业恩师，而韩非在《显学》一文中更是详细地论述了他对儒家学术的认识与态度，是后人研究先秦学术史重要的参考文献。

对儒学的态度

韩非认为儒学即“愚诬之学”，是明主不应该接受的学说。他在《显学》一文中，从不同方面展现出了他对儒学的否定态度。

首先，切入角度独特。韩非认为自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主张取舍已经相互背离，人们无法明白孔子的真实意图，更何况三千年前的尧舜之道。而儒家又喜言尧舜之功、先王之业，未加考证便直接引用，其学说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花，是儒家学者欺瞒世人的结果。韩非在抨击儒学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个别观点进行论辩，而是直接抓住其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摧毁儒学的合理性。

其次，韩非还精心搭建文章结构，从章法上体现其对儒学的态度。韩非在《显学》中，先是简单介绍了“显学”的定义。“显”字的本义是指头部的装饰，《说文解字》云：“头明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说：“显明饰者，冕弁充耳之类。引申为凡明之称。”《尔雅》认为：“显，明见也。”韩非也曾经说过：“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由此可知，“显”字多为褒义，表示明显、显贵之意。然而韩非却突然笔锋一转，用类比的方式层层敷演，最后总结出儒学乃“愚诬之学”。在论辩文中，开门见山的手法并不少见。但韩非却欲抑先扬，先给读者提供一个预设，即儒学是显学，然后直接进行批判，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告诉读者显学不显。从“显学”到“愚诬之学”，前后的反差不仅极大地调动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还突出表现了作者对儒学的态度，可谓一举两得。

韩非对儒学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他对儒家学派的认识。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战国末期，强秦当道，政局混乱，唯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稳固的法律来保障。基于此，韩非以法家思想为准绳，以治国为目的，去评价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术流派。凡是于治国有用的，便被他加以利用;于治国“无用”的，则被抛弃。韩非对儒学的评价，就是在此大背景下产生的。

无用之学

韩非认为，儒家思想有时过于理想化，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无裨益，所以是“无用之学”。

儒学无用说

1.德政不可用

儒家是提倡以德治国的学派。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为政以德”，认为君主如果能够用道德来教化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像众星捧月一样追随他。此外，孔子还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把道德的教化作用比作草随风偃，认为“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随后，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德政”学说，推行“仁政”。无论是孔子的德政还是孟子的仁政，他们都把治国的标准放在个人的内在修养上。

然而韩非却明确表示，道德绝不可作为治国理政的标准，只有客观存在的法律才能够克服主观上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显学》云：“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认为，社会上有道德修养的人只是少数，如果要用这些少数之人来治理整个国家，明显没有约束力。只有法律这种强制执行的准则才可以约束所有人，才是君王应该推行的。故《显学》云：“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此外，韩非子还用箭和车轮作比喻，认为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千载难得，如果只依靠现成的材料，那么便很难造出日常使用的箭和车轮。同理，君主要统治的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民众。所以那些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道德标准，并不能作为君主统治国家的标准。

2.仁义不可用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颜渊》有：“攀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韩非却认为，世人所谓的“仁爱”，不过是伪善的表现，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他在《奸劫弑臣》一文说：“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韩非子认为世人所谓的“仁义”只会混淆赏罚的界限，使有功的得不到赏赐，有罪的受不到惩罚，大批投机者从中牟利，从而滋生懒惰和犯罪。他还认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个人能力的结果，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贫穷的不值得同情，富贵的也不用被艳羡，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显学》云：“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而儒家所提倡的这种“和稀泥”的做法，看似对人民友爱，实则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长此以往，人们不再努力工作，法律也不具有震慑力，约束行为的标准只剩下道德一条。

3.民智不可用

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认为人民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正所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认为，一国之君只有为人民着想，施行仁政，才有可能得到天下。

这恰恰与韩非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民的智慧就如同孩童一样不可信赖，如果只要满足人民的愿望就可以治国，那像伊尹、管仲这样的贤臣就毫无用武之地。韩非认为，民智之所以不可用，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眼光比较狭窄，只能看见眼前的利益，而不能从长远去考量，就像是一点苦都不能吃的婴儿，“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韩非子还举例说明民智靠不住：“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大禹和子产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人，却受到了民众的诽谤，以此可知民智愚昧。此外，韩非还在《南面》一文中说：“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韩非虽然出身贵族，却十分了解民心民性，他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努力挖掘人性，认为在现阶段民智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这一观点与现代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不谋而合。勒庞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中说：“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与先王之道，确实为人民营造出了一个融洽和谐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所养非所用

韩非认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所以背道而驰，就是因为其于治国无用。一种学术思想如果只是于治国无用，那么对国家的威胁也不会太大。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不符合其治国方略的思想何其多，韩非没有一一进行批驳，只抓住儒墨两家不放，正是因为他发现了治国的关键所在，“无用”不可怕，“所养非所用”才可怕，这也是为什么韩非如此痛恨所谓“显学”的原因。《显学》云：

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

韩非认为，军事与农业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君王对耕者和介士却不能予以相应的重视，平时并不厚待他们，只是在需要时才重用他们。相反，儒士与侠士于国家并没有什么贡献，却频繁受到礼遇，这对治理国家十分不利，是国家混乱的源头，所以韩非子才把儒、侠视为社会的蠹虫，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观点。

如果说“儒学无用”针对的是儒家自身的话，那么“所养非所用”其实是韩非对君王的一个提示和警醒。韩非虽然不满儒家思想，但他反对的其实是君主任意听取各家思想的行为。所以他在《显学》篇中说：“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正是因为君主这种不加选择的接受，使得国家内部思想混乱，人民难以控制。再加上儒家思想的泛滥，直接阻碍了韩非“刑名”思想的推广，所以韩非才会极力反对儒学，用“显学”来讽刺儒学虽然名气大但于国家毫无用处的现实。

“有用”之学

韩非如此批驳儒学，并不意味着儒学一无是处，也不代表他反对儒学的全部观点。事实上，儒家所提倡的某些共识性的东西或普遍价值观，韩非也能够理解和接受。严格来说，他不是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在这样一个时代施行儒学。

韩非用辩证法的思维表明，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在上古时期适用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韩非反对推行先王之功，但并不否定先王之功。换句话说，韩非并不认为先王的所作所为是虚假的，反而认为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他认为，上古时期物质匮乏，哪怕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要做艰苦的工作，所以“让贤”也只不过是摆脱这种苦痛而已;然而现在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他的后人世世代代都有高车大马。这些都是由现实利益决定的，与个人的修养无关。所以他在《五蠹》中说：“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以上古时期的仁义不是真仁义，清高也不是真清高。此外，他还用现实的例子来证明，仁义不适用于现在。周文王地处丰、镐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却用仁义征服了西戎，从而统一天下;徐偃王地方五百里，同样也施行仁义，却被荆文王忌惮，最终被荆国所灭。同样的行为却有不同的结果，故《五蠹》云：“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除了现实的利益外，民智的成长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忠孝》云：“古者黔首悗密春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韩非认为，上古时期的人民之所以可以用这些“仁义道德”来管理，是因为他们还未开化，私心未起。但是现在的民众只想自己有所作为，就只能使用手段更强硬的赏罚制度来管控。韩非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儒学在当时时代不适用的观点。

“显学不显”是韩非对儒家的一个整体认识。从现实的角度看，儒家在战国末期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术派别，诸子百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儒家的影响，采纳儒家思想的君主也不在少数。然而从实际作用考虑，韩非认为儒家不过浪得虚名，甚至有损“显学”这一盛名。所以韩非用反讽的方式，借“显学”来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儒学的态度及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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