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末年中国政府推动海外华侨教育探析

［摘 要］ 《中暹友好条约》于1946年初签订，中国政府和暹罗政府就暹罗华侨享有教育自由权利问题达成一致。但缔约后，暹罗政府并未及时修改旧有苛刻的教育政策，中国政府通过驻暹大使馆不断斡旋，并加上暹罗华侨教育界人士努力，华侨教育逐渐进入恢复与发展期。这一现象表明，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介入，而华侨教育的兴起对中华文化向南洋传播，以及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起到了互动作用，这对新时代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中图分类号］ H1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174（2025）01-0040-08

1. 引言

南洋华侨教育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有关泰国（暹罗②）华侨教育的研究更是涌现了一批成果。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泰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泰国华侨教育的发展。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46年《中暹友好条约》的缔约助推了泰国华侨教育在“自由泰”政府执政时期快速发展，而自1947年11月8日“自由泰”政府被推翻，军人重新执政后，泰国华侨教育再次受到打压。但事实上，《中暹友好条约》缔约初期，泰方政府并未及时履行条约，仍在压制华侨教育发展。中国政府响应泰国华侨吁求，积极与泰国交涉，促使泰国华侨教育得以恢复。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尚未深入分析。④ 笔者拟以中国台湾“国史馆”藏《外交部中暹缔约后之华侨教育案卷》，还原缔约后中泰政府就华侨教育问题的交涉过程与舆论走向，深入分析战后泰国华侨教育的恢复与发展，阐释海外侨胞为民间华文教育发展孜孜不倦的努力，探索中华文化向南洋华侨传播的路径，重构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图像，从而进一步丰富泰国华侨教育史研究，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2. 民国前中期暹罗华侨教育概况

2.1 20世纪初暹罗华侨教育发展与政治氛围转变

晚清以来，中国人移居暹罗达到高潮。从1826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暹罗华侨人口增长率比暹罗总人口的增长率高，华侨所占比例不断攀升（施坚雅，2010：86）。暹罗华侨没有放弃对子女的中文教育，早期的暹罗华侨教育多类似于中国国内的私塾，内容以“三、百、千”和“四书五经”为主，主要培养华侨子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等（刘春玉、刘维一，2022）。

随着华侨数量的不断增加，20世纪初，暹罗华侨已成为暹罗国内不可忽视的力量，“华侨在暹罗有六百万人之众，各营各业，有握暹罗财政之势”。①此时暹罗朱拉隆功王在位，政治氛围颇为宽松，对华较友好，有助于华侨教育发展。与此同时，受中国国内政治影响，暹罗华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日渐高涨，积极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希冀从教育入手以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暹罗华侨教育“赖一二先觉侨胞的热诚和毅力，遂由寄托于少数私人的家塾制度，而转入现代学校制度了”（林仲达，1936）。在20世纪的头十年，暹罗华侨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不再是私塾式教育，教授中文的教会学校蓬勃发展起来，以西式教育模式为主的中国学校不断建立（施坚雅，2010：179）。

但好景不长，1910年，对华友好的朱拉隆功王驾崩，拉玛六世登基，暹罗的政治氛围开始转变，他在泰国民众中广泛宣扬“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待华人的存在，断定华人是泰国政治经济的潜在威胁，推出了一些旨在打压华人的政策与措施，彻底改变了暹罗政府过去优待华人的历史，成为暹罗政府排华思维的滥觞（黄瑞国，2008）。

不过拉玛六世在即位之初，并没有立即推行排华政策，这使得暹罗华侨教育在他执政之初也有一定发展。这也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华侨教育的发展。中华民国肇造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其民族观念也显著增强，华侨更加热衷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著表现便是海外华侨社会掀起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吴莹，2015）。时人黄征夫认为“暹侨学校之第二期”是“民国元年至九年”，是“暹侨教育中的光明时代”（黄征夫，1929：261）。有学者研究表明，至1921年，全暹罗华文学校已有30所，各校学校多者近200人，少者四五十人，合计达3000人左右，后更是变更学制，推行国语，提倡三民主义（李恩涵，2015：430）。

暹罗华侨学校提倡三民主义，这与当时民国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尽管当时国内时局依旧动荡，但国民政府已开始注意到华侨教育问题。在民间各方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及时出台和完善华侨教育政策（张宝歌等，2022），积极鼓励海外的华侨学校提倡三民主义（陶行知，2019：183-184）。这一政策在南洋华侨中得到响应。时人君适曾游历南洋，对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深有体会，“近十数年来，海外华侨教育之进步，普遍，殆非深居国内人士所能臆及”。他认为其成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校及学生数量之激增；二、国语之普遍，南洋华侨因语言相通，日趋团结；三、国家观念之强烈，因华侨教育发达，所以华侨的爱国热情亦日趋高涨（君适，1936）。伴随着暹罗华侨力量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国内联系的日益密切，带动了暹罗华侨教育的壮大与发展。

2.2 暹罗政府打压政策的出台

随着拉玛六世皇位的逐渐稳固，他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排华政策，其中包括对华侨教育的打压。暹罗政府连续出台多款条例打压蓬勃发展的华侨教育，1918年颁布《私立学校条例》，规定私立学校必须教授泰文，教员必须通晓泰文，必须在一年内通过暹罗政府举办的泰文考试；1921年制定《强迫教育条例》，规定在暹罗出生的儿童自7岁至14岁，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华校只能招收未满7岁或14岁以上儿童。不过，施坚雅认为这两个条例执行力度有限，至1932年，它的主要效果是限制泰国一些地区华侨教育的发展（施坚雅，2010：237）。暹罗政府的根本目的是要将华侨子女从文化上同化为暹罗人。这是因为暹罗采取属地主义，将在暹罗出生的华侨第二代视为暹罗人。但是中华民国却对海外侨民采取属人主义，认为其为中国人，而海外华侨无疑对祖籍国更有认同。这直接导致暹罗政府与华侨的矛盾加剧，也使中暹两国迟迟无法建交（张启雄，2007）。有学者赞同施坚雅，认为由于华文报纸的抗议、全体华人的反弹，这些条例并未真正严格执行，大部分华校对其管理规定都颇为敷衍（李恩涵，2015：431）。但实际上暹罗华侨深受条例的影响和束缚，特别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使南洋华侨损失惨重，“吾国侨民在南洋的经济地位乃一落千丈。侨胞的黄金时代事实上确已过去。”（戴敦俊，1944）。政治的打压，经济的萧条，暹罗华侨教育也一落千丈，陷入衰落时期。华侨教育发展既与华侨经济兴衰相关联，同时是以华侨所在地的政治的设施为转移的（林仲达，1936）。

1932年，暹罗改制为君主立宪国，暹罗军官集团上台，銮披汶为确保政权合法性与满足民族资本的扩张需要，刻意鼓吹“泛泰主义”，采取亲日政策（王鹏飞，2023）。因受日本影响，暹罗政府对华侨教育打压变本加厉，严格管制华侨教育，强制在华校推行泰文教育，“暹教育部因受日人之支配，其压迫华侨学校的政策，更变本加厉，由佛历二四七六年度①起截至现在为止，被封闭学校达七十九所之多，失学侨童总数计万余名，这是近三年来暹侨学校所受政治上的特殊打击。”（林仲达，1936）。这使暹罗华侨教育雪上加霜，南洋华侨教育“最完善发达者惟暹罗。惜近年暹罗政府限制华侨子弟，由五岁至十五岁之间，要学习暹文。故各华侨学校，对于儿童每星期均有二十小时暹文课程。迨十五岁以后，始得教授中文，此事可足痛心”，且暹罗政府不时查封华校（吴熙文，1935）。时在暹罗华校任教的曾毅夫，对暹罗打压深有体会，“暹政府颁布限制华侨学校员生修读暹文之动机，从一般人评论，多谓一种‘同化政策’”，“华校因之大受影响！未读暹文的良好教员，多被取缔不能执教。暹政府既单限制暹文程度，华校为维持其存在起见，聘用教员，亦只有求暹文之及格，而中文程度虽差之教员，亦不能不用”（曾毅夫，1933）。时人刘士木认为海外华侨窘境原因有五，其中一是居留政府之政治压迫，二是缺乏祖籍国的保护政策（刘士木，1933）。民国前期，中泰两国迟迟无法建交，国民政府更无法保护暹罗华侨。

因为暹罗政府要求华校教师必须通晓泰文，所以教师缺乏已成为当时暹罗华校的显著问题，“至暹罗华校教师问题，较其他各属华侨学校，尤为困难，暹罗近数年来，厉行强迫教育，对华校教师，限制特严，无论担任任何科目，皆须谙暹文，经暹文考试及格后，始能执教，违反之者，学校即须封闭处分。因此华校教师，更成为唯一大问题” （君适，1936）。

暹罗政府对华侨教育的不断打压以及排华态度，甚至影响了部分暹罗华侨对华侨教育的态度，“老侨希望在暹久住，不希望儿女读中国书”（陈达，2013：130）。国人对暹罗华侨的境遇多有同情者，如时任《申报》副刊编辑的黄寄萍发表《促进暹罗改善华侨待遇的商榷》一文，呼吁中国政府、国人重视暹罗华侨所受到的不公，积极采取措施，令暹罗政府改善华侨待遇（黄寄萍，1935）。尽管国民政府未能从根本改变暹罗华侨困境，但也确实在推动南洋华侨教育发展做出了努力，如侨民教育法规的修订、侨民教育经费的补助、侨校立案的劝导、侨校师资的培养、侨校教材的编辑、海外播音的推广、调查侨民教育与指导侨校教员回国考察等（彭胜天，1939）。

1938年，銮披汶通过政变出任总理，大力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文化是其“文化民族主义”改造的重点（金勇，2013）。銮披汶执政次年，将国号改为泰国，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苏鸿宾，1939），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葛兆光，2018）。这体现在华侨教育上，就是加大推行泰文教育力度，严格控制华文教育时间，并持续查封华校。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日已成敌对国，而泰国政府对日采取“敦睦”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泰两国更是缔结攻守同盟。内因加上外因，全国华校遂无一能避免被封的命运（《泰国华校史实专辑》，2005：137-138）。据学者统计，1941年5月至12月，全泰国共有285所华文学校被封闭，在曼谷至1944年只有2所华文学校存在，曼谷以外几乎没有华校（鹫津京子，2002）。

3. 《中暹友好条约》缔约与华侨教育的自由

3.1 《中暹友好条约》涉侨教育条款：华侨享有教育自由的权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泰国又恢复了暹罗的国名，否认二战期间与日本的合作。而中国政府把暹罗同日本区分开来，没有把暹罗视为战败国，希望两国在战后能迅速缔约建交， 使中暹关系走向良好的发展情景（余定邦，2000）。

1946年1月23日，暹罗与国民政府签订《中暹友好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任一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境内，可“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享有旅行、居住与从事各种职业及经营工商业之权利”以及“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暹罗华侨教育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刘雄，2022）。但实际上暹罗政府刚开始仍因循旧有政策打压华侨教育，依然强迫所有初等学校的儿童学习暹罗语文。暹罗华侨为此开始相互接触，愈发团结，并向暹罗政府争取教育自由的权利（施坚雅，2010：289）。与此同时，暹罗华侨也向国民政府通报，希望国民政府能与暹罗政府沟通交涉。

国民政府基于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育，有利于塑造华侨的民族意识，培养华侨认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在这一背景下，同年7月6日，国民政府给外交部下达命令，“据暹罗华侨教育界同人已有电称：《中暹友好条约》规定华侨得自由设校、教育子女。观各校正纷筹复办，而暹当局迄未履行条约，仍根据原有教育条约，严行取缔，不许自由办学。群情急乞迅饬李使速书交涉，以救侨教而慰侨情”（中暹缔约后之华侨教育案卷，第1册：1）。李使，即为李铁铮，是负责谈判《中暹友好条约》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后被任命为中国驻暹罗的第一大使（施坚雅，2010：287）。当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部予以回应，关于暹罗仍取缔华侨教育案，令李铁铮大使赴任后，抓紧与暹罗政府交涉。

《中暹友好条约》规定：“此缔约国人民得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享有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订约之后，暹罗政府复曾发表宣言，准华侨中等学校自由教授外国语课程，对小学教育亦准予以必需钟点，以教授外国语文。依照条约及该宣言解释，在暹罗侨民教育自必受其法章所约束。倘欲求暹罗华侨教育充分自由发展，势非进一步与暹罗谈判修改有关华侨教育之法律规章不可。现我新任驻暹罗大使李铁铮已经返国，即将赴暹履新，已饬其向暹方提出谈判，以谋改善。”（中暹缔约后之华侨教育案卷，第1册：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