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绝之臣”虞世南

虞世南（558年—638年）是与欧阳询同时代的书法家，后世将二人与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比欧阳询小一岁，两人经历也颇相似：欧阳询少年丧父，14岁时被父亲的挚友收养；虞世南4岁那年父亲去世，7岁时过继给叔父；成年后，同欧阳询一样，虞世南也历仕陈隋唐三代，一生波折又传奇。

隋亡后，虞世南与欧阳询都曾入窦建德的大夏国。后来大夏国被李世民讨平，60多岁的虞世南作为降臣入唐，一开始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任职参军，后转为六品记室、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年间，他历任著作郎、秘书监等职，封永兴县公。因性情刚烈、直言敢谏，他备受太宗推崇，曾被赞“五绝之臣”：“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

虞世南还是太宗的书法老师。太宗崇尚王羲之，虞世南正是王羲之法脉的嫡传——师从其七世孙智永。当年，虞世南跟随智永学习书法，数年不下楼，写废的毛笔装满一大瓮，晚上睡觉有心得，就用手指在被子上划，被子都被划烂好几床。正因如此勤奋，他才学有所成，成为书法大家。据说，太宗跟虞世南学书，总写不好“戈”旁的“戈脚”，有一回写“戬”字，有意空出“戈”旁不写，让虞世南补上。而后，太宗拿给魏征看，魏征看了说：“陛下，如今我看您写的字，只有‘戬’字的‘戈’旁达到了精妙之境。”

虞世南与欧阳询均擅长楷书与行书，但书法风格差异很大：欧阳询的书法，铮铮铁骨、瘦硬险峻；虞世南却是温柔敦厚、平淡含蓄。唐代书法理论名家张怀瓘（音同贯）比较过二人的书法：“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显然，张怀瓘更欣赏虞世南一些，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具有一种君子气象。

楷书《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的代表作，碑文、书法都是他一人所写。武德九年（626年）8月，李世民即位。这年年底，他下旨立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并下旨重修长安孔庙。新修的孔庙，翘角飞檐，雕梁画栋，达到极致，孔子后世门生认为“这是可以永载史册的盛事”，便上奏太宗，应当刻碑纪事。这一任务落在了太子中书舍人兼著作郎虞世南身上。贞观元年（627年），虞世南完成铭文的撰写，亲自书丹，于贞观四年刻成《孔子庙堂碑》。碑刻成后，曾以拓本进呈太宗御览。据传，太宗观后龙颜大悦，随即将王羲之当年所佩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官印赐给了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碑文文辞流畅，书法丰和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极具 “君子书风”。有人评“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有人称赞“虞书妙品”“楷法极则”，后世称其为“唐碑第一”。据说，《孔子庙堂碑》在当时便受到追捧，人们争相求得碑拓。后来，此碑多次被毁，毁后又重刻，原刻早已不存世。保存至今的刻本有两块，其中之一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北宋初年重刻的版本。

唐代人的书法整体上有一大特点——“唐人尚法”，这在虞世南楷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从《孔子庙堂碑》书作中，我们可以想象虞世南书写时恭恭敬敬，笔笔不苟。点、横、竖、撇、捺、钩，每一个笔画的笔法都精致到位，每一个字的结构都是雍容庄正。

相比欧体，虞体内敛含蓄，特点并不突出，学书者一上手很难“捕捉”到独特性，所以学起来并不容易。虞体的这种独特性，自然有其渊源。虞世南除了学习王羲之书法，也学习王献之，且受王献之楷书的影响更大些。比较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十三行》与《孔子庙堂碑》，就可见一斑。他在王献之的基础上，夸张了捺、横、撇等笔画，更显飘逸与舒展。这种美感，被清代书法家周星莲描述得很贴切：“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

这种“蓬蓬然得春夏之气”，在他的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中也可以强烈感受到。

虞世南还是一个对书法具有自觉反省意识的书法家。他有一篇论书文章《笔髓论》，看这题目，就知道是对书法精髓的探究。其中一则叫“契妙”，也就是如何才能从技法上升到更高妙的道之境界。他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

虞世南的书法，妙就妙在“心正气和”。由此可见，书法从法则进入只是入门，最终要想“入妙”，还需要书者的正大之心、虚灵之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

编辑 陈娟 / 美编 徐雪梅 / 编审 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