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担上看桃李”

钱锺书致宋淇信中谈及叶嘉莹：“叶嘉莹女士曾过两次，并蒙以《迦陵论词集》相赠，又以《评王静安论〈红楼梦〉》抽印本等为媵。颇读书，亦尚有literary sense；终恨‘卖花担上看桃李’，只须以其集中‘论常州派’一篇及王论《红楼梦》一篇与《也是集》中79—83页、117—122页相较，便见老朽之学究根柢、直凑单微、数千言胜于其数万言也。其引西书，则显未读叔本华原著，遑于其他，其于引T. S. Eliot、Empson，皆近乎扯淡，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欧美中青年学人来讲学者，亦似于本国经典未尝读过，只从其教授讲义中道听途说，误谬时出；旧宣统老师Johnston尝云，与胡适之谈，知其实未看过康德。今则此风普遍，亦于中国学者之实未看过杜甫、韩愈等而高谈唐代文学也。”

所谓“卖花担上看桃李”，是说在“卖花担上”看桃李花，不及在枝头看桃李花。和枝头上的桃李花相比，卖花担上的桃李花已失去生气。魏了翁《答周监酒》：“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这段话的寓意是，读书要读原典，不能只读后人的选本或后人对原典的评述。

钱锺书在文中多次批评“担上看花”的读书习惯，就连名家也不放过。如：

“苏辙之解《老子》，旁通竺乾，严复之评《老子》，远征欧罗；虽于二西之书，皆如卖花担头之看桃李，要欲登楼四望，出门一笑。”这自然是批评苏辙与严复评论《老子》时虽能旁征博引，但对《老子》这部原典却没有细读。尽管如此，钱锺书认为，苏辙与严复比其他学者还是强许多：“后贤论释，经眼无多，似于二子，尚难为役。”

在钱锺书眼中，苏曼殊也有此病：“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上看桃李尔。”另外，钱锺书还向一位朋友说，如果王国维读叔本华，是不会以叔本华的理论评《红楼梦》的。言下之意，王国维读叔本华也是“担上看花”。

钱锺书也以这句话自警：“读Wm rose，A Book of Modern German Lyric Verse，甚有佳篇，异乎常选，安得求诸家全集讽咏之，免于卖花担上桃李哉！”

张文江二十出头时写了篇关于《谈艺录》的评论，钱锺书阅后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张文江在这篇文章中直接引用苏格拉底的话阐释了“围城”这个比喻。

“围城”这个比喻在《围城》中出现两次，一次是把婚姻比喻成“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则想逃出来”；一处是把婚姻比喻成“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而张文江则指出，“围城”的基本思想来自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列传》引述苏格拉底“你还是结婚吧，你还是不结婚吧”的反复辩论。钱锺书在信中引用了张文江的说法，指点他说，看经典第一手的认识比博览博士论文来得实惠，“近人的学术著作（包括我的在内）不必多看”，并赠年轻的张文江两句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张文江在后来的文章里说：“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到其中的教益。”

钱锺书批评叶嘉莹“担上看花”，显然不是挑剔，而是苦口之良药。

《谈艺录》补订本引言有这么一段话：“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僧肇《物不迁论》记梵志白首归乡，语其邻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兹则犹昔书、非昔书也，倘复非昔书、犹昔书乎！”

为帮助我们理解“犹昔非昔”，钱锺书引用了以下文句。古希腊哲人说：“重涉已异旧水，水丧故我；我是昔人而非昔人，水是此河而非此河。”刘禹锡有诗句云：“因思夫冉冉之光，浑浑之轮。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謦咳、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耶？”柳宗元诗句云：“坐来念念非昔人。”邵雍《寄曹州李审言龙图》云：“向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后来谁？”

钱锺书评曰，以上诗句是对“薪尽火传”“无日不异”“犹昔非昔”的最好诠释。理解了“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也就明白《谈艺录》补订本何以“犹昔书”又“非昔书”了。

所谓“非昔书”，说明作者对艺术上的许多问题有了新认识、新发现，所以作了补订。按张文江的理解，《谈艺录》补订之前，“它和作者的其他著作是不相通的，至少在作者的主观意愿上是不相通的，故后来论文有作，未尝稍及此书。但是补订之后，《谈艺录》不仅本身大见厚实，而且其位置已从《管锥编》之前转到《管锥编》之后，贯通之势形成了”，故此“谈艺录”已非昔“谈艺录”；但就作者在艺术领域孜孜矻矻、不倦探索方面而言，《谈艺录》补订本与以前的《谈艺录》并无不同，如张文江所云：“这里有着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作者由早年的《谈艺录》到达晚年的《管锥编》，又从《管锥编》到达《谈艺录》补订本，这种深刻的自我批评是不断上出的动力。”故此“谈艺录”依旧是昔“谈艺录”。

姜亮夫曾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龚道耕、林思进两位老师指导下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广韵》。龚先生对姜亮夫说，读这些书就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则指出，做诗万不可从读诗话入手，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某日余侍先生于霜柑阁，询余近读何书，因敬报读《文史通义》，但多不了了。先生笑曰：‘读不懂是应当的。此类书如某某诗话、词话、史论、经论等等，作者可能是一生心血；而读者如君辈，则不过助谈资而已。未读历朝正史，如何能读《文史通义》？未读工部全集，如何能读诸论杜诗之作？论史论文在学识已深湛者，可能得所启迪；君辈读此等书，则一生无成矣。’”

姜亮夫告诉弟子傅杰，林先生这番话他一生奉为圭臬。后来傅杰在章太炎文中读到“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又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觉得章氏这番话与林先生的话都是真知灼见，值得牢记。傅杰认为，对于有志钻研文史者，林先生对姜亮夫说的那番话就是当头棒喝。

“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卖花担上看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