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高平县志》煤窑突现“火龙”记载看李约瑟之谜

明清时期，高平县隶属泽州管辖。泽州地下多无烟煤，埋藏浅，其开采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到了唐代，泽州已经出现了地下采煤。到了明清时期，煤炭开采达到了历史顶峰，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泽州府志》《高平县志》等对当时煤炭开采情况均有所记载，并对煤炭开采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有所描述。

《高平县志》关于煤窑突现“火龙”的记载

县志是以县为单位编写的地方志书，由当地官府组织编纂，具有权威性和正式性。从明清《高平县志》来看，对当地煤窑出现“火龙”的记载主要有三处。

顺治《高平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九月，唐安镇煤窑火龙见，里人方下取煤，忽见火光满井，热气熏蒸，急上之，身己燋烂而死。须臾雷震井中，火光上腾，乌云□余，周围百步下热雨。寻复入井，人不敢近，谓有火龙潜焉。”

乾隆《高平县志》载：“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唐安里武生张纯信纠众掏挖废煤窑，次年二月至窑底，工人秦之英甫入，觉火气熏蒸，急出，须发已烧毁。有陈贾祉不信，复入，见火自内出，烟火加腾，直上冲天，移时方熄。众将贾祉救出，肌肉皆焦，数日而死。然自此，每日出煤，并无妨碍，土人谓即万历三十一年火龙潜藏之窑，今火龙上升也。”

同治《高平县志》载：“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徘徊北村旧有火窑，今四十余年不灭。是年，于其左凿一穴，忽自焚。凿者已而上，竟无恙。”

由于古人对煤窑突然发生火情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不知道是特殊气体的燃爆。气体在井下爆炸时，通常会伴随巨大的火焰和冲击力，火焰在矿井中迅速蔓延，形似一条“龙”，古人就把煤窑突然发生气体燃烧和爆炸的化学现象，用“火龙”来加以形象化描述。

煤窑“火龙”现象的近代自然科学解释

在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中，由于认知所限，很多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认为“神”主宰着一切。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17世纪初，比利时化学家海尔蒙特发现一种与空气不同的气体，可以用作燃料，他将之命名为gas（瓦斯）。18世纪末，人们开始注意到煤矿中的瓦斯在特定条件下会引发燃爆。19世纪中叶，西方一个特别委员会报告建议预防煤矿爆炸最好从通风做起。19世纪末，煤矿中的瓦斯爆炸事件频繁发生，导致大量采煤工人死亡。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瓦斯爆炸的原理和预防措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通过实验和数据分析，逐步揭示了瓦斯爆炸的化学原理和物理条件，也就是说，瓦斯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5.5%至16%时，遇到明火就会燃爆。

明清《高平县志》记载的煤窑“火龙”潜藏、“火龙”上升等，实际上是煤窑里的瓦斯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遇明火发生的燃烧或爆炸事故。因瓦斯气体无色无味，难以被人体感官察觉，而古时候采煤除用明火照明外，没有其他照明手段，当瓦斯在坑道里达到一定浓度，工人点火进去就会立即发生燃烧或爆炸，这就是县志中煤窑突现“火龙”的科学解释。由于近代自然科学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步传入中国，而比较全面、系统地输入我国则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验成果作支撑，古人把煤窑瓦斯燃烧或爆炸当作“龙”在作怪，把“龙”赋予超自然力量写入县志也就不足为怪。

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端

李约瑟（1900.12.9—1995.3.24），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1942年—1946年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著有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书中他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而在欧洲发端？这就是李约瑟之问，又称为李约瑟之谜。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欧洲，是因为欧洲当时具备了自然科学产生的一系列条件。李约瑟说：“以我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事迹，一有都有，四件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李约瑟这段话背后的含义是指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由三个因数决定的：文艺复兴孕育了自由、理性的探索精神；宗教改革使科学从神学中得以解放出来造就了一批科学家；资本主义形成为自然科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和古希腊文化思想的传播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思想文化条件，宗教改革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人才学术条件，资本主义形成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从思想文化条件来说，西方文艺复兴中传播的古希腊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推理方法，也可以这样说，古希腊文化思想的特点是追求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追求理性、更重于应用。比如，古人撰写的《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应用性，理性分析比较欠缺。

从人才学术条件来说，西方宗教改革进一步冲击了神学对科学和自由思想的禁锢，使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诞生了哥白尼等一批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为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西方提供了人才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与王权的关系和西方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宗教一直低于王权，因而，宗教改革必须在维护王权范围内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但要依附于王权，而且还要依附于宗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主流价值观，忽视对自然现象和技术问题的理性追求。

从社会经济条件来看，16世纪欧洲国家的商人，依靠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获得大量财富的资本家经济实力超过了国王和贵族，在争夺政权过程中，资产阶级获胜，这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资产阶级需要自然科学发展为其利润最大化提供强大支撑。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商业经济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存在，但其发展和影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即使明朝末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很快被打压，强大的封建专制不可能使商人变为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在中国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不会在中国确立，导致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基础。

（作者系晋城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