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福瑞先生

我和福瑞先生为同门，为朋友，是至交。记得和福瑞先生初识是在1980年9月，考取河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去保定报到期间。当时河北大学规定中文系研究生即使是在天津河北大学驻津办事处上课，也要先到保定校部报到。记得到达保定河北大学后，先由教务处长接待了一下，以后就是住在招待所等待下文。这样足足等了一个多月，既未见到中文系的任何一位领导，更无任何日程安排。那时我每日到中文系资料室去翻阅一些唐宋人笔记与抄录《彊村丛书》中张文虎关于考证《白石道人歌曲》旁谱的《舒艺室随笔》。主管中文系资料室的是李离先生，他在我们报到后，在天津上课期间就已经成为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中文系资料室异常清静，每天除我在线装书架上乱翻以外，再有一位就是在案头静坐埋头读书的青年书生。经李离先生介绍，此位便是中文系的“小詹”——詹福瑞，为留校青年教师，去年曾参加在津举办的青年教师进修班。也就是说我们下面所要开设的课程，他已捷足先登了。他身材清瘦，谦和可近。那时我虽然年长他十一岁，但仍称他詹老师。

其后的三年里，我们研究生大多数时间是在天津上课，每年冬天会有一个多月到保定。在保定的一个多月，仍能每天在清静的中文系资料室见到福瑞先生。再有他偶尔光顾我们研究生宿舍。对我们来说，他不仅是贵客，更是“福星”。他的到来总是给我们带来吉祥——不是收到文章录用的通知，就是有稿费寄到。当然，我们尊重福瑞先生，还与后来听到“老詹与小詹”的传说有关。与福瑞先生一起来研究生宿舍的，还有学生会主席谢永会，他后来当了河北省宣传部部长。我们毕业论文答辩时，就是他二人担任答辩秘书。所以大家托福瑞先生之福，顺利地通过答辩，并且我还当场被南开大学聘用。这以后凡事只要有福瑞先生在，便是吉祥之兆，比如我被留校后报请破格评副教授时，那天上午正等待省里评审消息，恰福瑞先生来问有无评审结果消息，我应声答道：“通过了！”我又说：“福瑞到，那一定是通过了。”果然不一刻便传来省里评审通过的消息。再如后来做《九宫大成校注》，由于福瑞先生的支持与参与，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我研究生毕业被留在河北大学中文系的三年里，除有半年在保定给二年级开过一学期先秦文学课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为学校解决在津的一些落实政策问题，以及为筹建古籍所、筹办河北省联合研究生院等事奔波。中文系的大多数老师我不太认识，甚至未曾谋面，名字更是对不上号，只能说接触最多的唯有福瑞先生。每次在资料室读书时，我们对面点头一笑，他偶过敝舍，无茶无酒，我们促膝畅谈半日，所及无非读书心得而已。我未如福瑞先生受过系统的中学与大学教育，更无福瑞先生那样深厚的文学修养，只是片断地读些古籍而已，故交流中颇显孤陋寡闻。一次福瑞先生谈到唐代诗歌异彩纷呈时，我不知“异彩纷呈”是何意，是哪几个字，福瑞便默默提笔在纸上写出，我自惭读书太少。

我发现福瑞先生每日都是沉静而规律地工作与读书，不似吾辈之碌碌扰扰。有次，福瑞先生遭遇了不合理的对待，大家纷纷为其鸣不平。而福瑞则若无其事，一笑了之。我们见面，他也对此只字不提。

1986年春，我为詹师招收博士生事，接连往返武汉、临汾等地，颇觉疲顿不堪。颈部又生一肿块，进行性增大。经天津肿瘤医院诊断为“髓样性癌”，这是一种治愈率极低的恶性肿瘤，于是医院做出“通知单位，通知家属，住院手术”的决定。当中文系领导安排老师们轮流到医院护理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时福瑞先生站出来说：“我和刘崇德是朋友，我去医院陪护。往返天津的路费及住宿费也不用系里报销，我个人承担。”

我住院手术期间，幸得福瑞先生无微不至的护理，因手术比较大，且麻醉药用得多，手术后两三天都处于半昏迷、便溺不自觉的状态。于此，福瑞先生不嫌污秽，而躬身奉盥侍溺之役。除却福瑞先生，谁能做到？更重要的是，此次又托福瑞先生之福，肿瘤切除后，化验结果为良性囊瘤，有惊无险。此次福瑞先生对我胜过亲人般的陪护，以至奉盥侍溺之恩，真是没齿难忘！

是年秋，福瑞先出来津随詹师硕博连读，我也正式由中文系调入新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此后近十年光景，我们聚集在天津市马场道74条幽静而充满学术氛围的河北大学古籍整理所读书，做研究，跟随詹师完成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工作。从福瑞先生博士毕业留在古籍所，到后来回校担任领导期间，我们在招收指导研究生方面是合作的，多数是合招，即使是分招，也是要在天津、保定两处上课的。如此，既加深了同门之谊，也达到了学术互补。近因福瑞先生门头之大，也有浑水摸鱼冒称“詹福瑞博士生”者，成为学林笑谈、“世说新语”。

因当年詹师破格提我为教授时，曾“约法三章”，其中包括“不参加社会上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一条，再加上我在治学上相对闭塞，所以近几年除能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会的场合与福瑞先生相聚外，其他时间见面甚少。光阴荏苒，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我已至耄耋之年，福瑞先生亦届古稀，虽今福瑞先生学术成果与学术地位我已不可企及，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并未因岁月消磨而“随风而逝”。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詹福瑞与詹锳先生是不父子关系？”我总是回答：“二人虽非父子关系，却有远胜过父子的情缘。”

此事先从我们当年读研时在河北大学驻津办事处听到的轰动一时的新闻——詹福瑞结婚，詹锳先生随了五十元的大礼说起。五十元，几乎相当于青年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这当然是大礼。而詹师平素生活中是“量米而炊”之人，况且詹师是例不随礼的。詹师有如此惊人的破例之举，完全是由于在“文革”后期，“老詹”与“小詹”的那段师生情缘。

要知道詹师是出了名的严师，最讲师道尊严。福瑞先生在詹师门下时，恭恭敬敬地一边认真听讲，一边记着笔记。课后又搀扶老师回宿舍休息，并给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福端维护了詹师心中的尊严，提高了詹师在学生中的地位。

詹师生前，福瑞先生无论是在古籍所读书工作期间，还是后来回校为校长、为书记期间，对詹师始终执弟子之礼，服学生之劳，毫无懈怠。詹师病重时，福瑞几次放下学校工作，驱车赶往天津总医院。除亲自陪护外，多次以家属与学生的名义和医方商讨治疗方案，拜托医方尽力抢救。一次福瑞先生看望詹师后已驱车离开医院六十多里，詹师又通过电话将福瑞先生唤回。殷殷之情，难以言表。1988年12月16日，詹师属纩之时，我们正在北京召开《九宫太成》出版发布会，唯福瑞先生之博士生林大志侍其侧。

詹师去世五年后，福瑞先生倾力集重资在天津陵园购置了位置最佳、规格最高之墓地，并为前师母预留墓穴。由是海内所有门人聚集津门，为詹师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次年清明，我携眷去为詹师扫墓，陵园附近数公里车水马龙，人员簇拥，好不容易赶到詹师墓前，见已是鲜花丛立，松柏焕然。时詹师后人皆在域外，知是福瑞先生已于凌晨祭扫完毕，返回京城。而后福瑞先生无论人在何地，无论多忙，每年清明必赶至詹师墓前行弟子之礼、祭扫之仪。

多年来，福瑞先生精心搜集整理詹师生前旧作，并做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在此基础上编成《詹锳先生全集》，多方募集经费，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又，詹师主持撰写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出版后，曾以所据元刻萧士赟注本乃翻刻本为憾，嘱以后得见原刻初印再做修订。福瑞先生将此牢记于心，其后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抽暇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做了初步的校订工作。2016年春，福瑞先生利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将当初参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工作的诸师兄弟会聚首都师范大学。头两天研究《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修订工作，其中萧注改以国家图书馆再造善本为底本，将书中引用的萧注部分做了修订，完成了詹师的遗愿。后两天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汇报编订詹师全集的体例与工作进度。这几年，福瑞先生还组织学生对詹师的学术思想做全面研究，在《宁波大学学报》刊发了专集。

“大詹”“小詹”的故事已成为学界佳话，福瑞先生在尊师上的身教更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尊敬师长更是成为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传统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