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性情与学术研究

初识詹福瑞先生是在2003年，当时他是河北大学党委书记，对彼时不过是一枚“青椒”的我而言，是一位只能远观和遥看的人物。后来他升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等职，虽然曾在多个学术场合亲聆謦咳，我眼中的詹先生依然摆脱不了官员的第一身份，尤其是，他儒雅温和待人接物中的严肃、矜持、礼貌和不苟言笑等，让我很长时间里都觉得他自带“官威”，只能敬而远之。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交往、熟悉过程之后，我才日益发现詹先生其实另有一副面相，且是真实生动的：悲天悯人，真诚待人，善解人意，颇讲道义，极具性情；某些日常场景下他的随性、澹荡、率真乃至偶尔的放言无忌，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事实——詹先生是一位充满理想的诗人，一位颇具风骨的文人，一位极为难得的性情中人。真正有机会领略其人格风采的或许只是少数周边友人和学生，但其中有我，已足够幸运，这让我有机会在一个春风浩荡的日子里开始书写詹福瑞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一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眼中的詹福瑞先生已经彻底蜕变为一位文人，凝定为一名学者，不再有一点点“官威”的印象。他的“官威”已被我悄悄置换为文人风骨、学者风度的集合，浸透着古典情怀与现代追索的人格魅力。个中原因，不是因为他离开官场已久，不是因为我渐渐熟悉他，主要在于他的不忘初心：他始终自觉地还原着、修正着自我，在每一段行将异化的生命过程中痛苦地反思，挣脱了俗念，洗涤了心灵，思想日渐澄明，情感日渐真醇，生命日渐丰满丰厚、晶莹透彻。他说：“我是第一个离开村子的孩子/却永远也不会走出那片土地/我的脚印深深嵌在石头上/成为故事中的一个文字。”这段抒写自己故乡情怀的诗句，仿佛一个譬喻，如同一个映像，也似一段人生哲理，这不就是詹福瑞先生的人生吗？

作为一位文人，詹福瑞先生早有诗歌、散文等作品问世，且好评如潮，著名作家陈建功极赞其“可抒真胸臆逞真性情”。其诗文作品虽然不如学术研究著述数量多，然在他的生命构成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或许更多；据说思考现代人于复杂文化生态中的存在问题的一部小说已经构思、撰写多年，令人十分期待。这与他深切的现实关怀情结显然是有极大关系的。当这种关怀无法获得合适的现实接口时，只能依靠身份的转换，借用他纵论苏仲翔先生之经历时所发出的感慨，即是：“只能自救，以何救之？文也。”

在詹先生的诗文作品中，笔者认为有两类话题更值得关注。一是那些反映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文字，深情款款，情意绵绵，道出了此心安在的追求、困惑，对故土的眷恋，对亲友的思念，对土地和自然的敬畏，推出的是一个喜欢在岁月深处栖居的多情的詹先生。这是那个原初的自我，如同呈现它的文字，朴实、自然、真诚，在岁月的淘洗和苦难的沉淀后依然裸露着泥土一般淳厚、自然、温暖的赤子情怀。二是一些记载读书感喟、学人事迹的文字，呈现的是詹先生在喧嚣复杂世界中的所遇所感所思，表达一种追求，勉力一种行为，崇尚一种精神。诗歌是诗人的白日梦，是体察詹先生感性世界的端口；散文是黑夜里的明亮双眸，是詹先生理性世界中射出的追索人生真相的熠熠辉光。

詹福瑞先生首先是一位学者，即便是为官、为诗人，其身份的鲜明底色更多来自基于学者身份的知识滋润与人文供养。他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也确实在不断强调着，学者将是他最显赫的身份，也将是他盖棺论定的身份。2003年初识詹先生，我就收获了《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签名本。这部从诗文评的角度探讨和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著作豁然打开了我的知识视野和思考格局，其将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与当时的文论打通进行研究的自觉、从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入手上下勾连考察文学发展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都给了我别有洞天、别具意义的启发。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与书为友的工作日常开启了他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阶段，我相信是这个时期真正确定了詹先生立足古今中外思考社会、人生和学术问题的宏阔视野。2015年，他的又一部代表作《论经典》横空问世，这是一部与身份转变有关的重量级学术著述。他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有关文学经典的理论和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创见的观点。如他认为经典最重要之构成来自其自身的品质，其所禀赋的思想资源需具有特殊性才有机会被建构；如他强调经典的意义在于其“活性”的功能和价值，而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是最为重要的视角，也是经典的实践性所必需；等等。《论经典》道出了詹先生关乎经典的全新思考，呈现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相关赞誉和讨论无数，获奖亦无数，尤其是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标识了他作为一位学者的巨大成功和杰出贡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詹先生立足于当代文化建设进行思考的视野与习惯，其思想观念中富含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人文情怀来自一个学者的现世情怀，又与其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如此珠联璧合，拓展为一种普遍的思考与关切。由是，经典及其相关问题的边缘化所促成的文化焦虑，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为更为具体的问题意识。他多次强调，经典反映了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激活着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感悟，然而这一切在如今的现实中已无关大旨，已流失殆尽，技术的力量左右了一切，必须予以矫正。就经典作家，他指出，因为年轻人已经日益疏离，即便有所了解也多非阅读所得，而是大众文化的灌输，错讹扭曲之处实在太多；思想的匮乏、贫瘠，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通病。针对经典的阅读，他认为，以碎片化为主导的大众阅读“使读者自然而然疏离经典，并且最终远离经典”，这样的现状应自觉改变，相关措施要落到实处。当他思考以介绍作家和作品为基本模式的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格局之所以没有大的改变时，豁然领悟到另一面，其与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与牵引关系匪浅，而年轻一代似乎更容易跟随大众文化，导致我们的文学史思考也只能被迫停下来，不断地进行无力的自我“反击”。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是文学史研究的侥幸还是不幸，真是难以说清的问题。凡此，是詹先生立足于现实的学术选择，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实践，其中包含的古典的情怀来自现实，更来自现实的困扰。

我始终相信现实的困扰在詹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担当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他就文学研究进行的所有思考都关怀着无边的现实、广阔的未来。他说：“文学只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别，怎么可能有古代与现当代之分呢？”他又说：“在我的研究中，中国古代文论从来不是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而研究的。”他十分羡慕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文学研究新时期：“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他曾严厉批评从孔子与孟子开始的拿“文学”说事的文学传统：“诗不过是由头和引子。”文学从此经常性地被当成了政治教化的教科书，而过度阐释的历史时至今日依然在以不同方式延续着。文学研究中没有，“文学”，这是最令他痛心的。他强调文本，说文学研究的常态即回归文学。他崇尚有思想的人，更热爱有思想的学术，对技术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无比忧虑，担心“研究变成了一种技术游戏，远离现实，远离人生，远离社会的游戏”。他说：“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离思想越来越远，缺乏价值判断，缺少批判精神。”他因此敬爱裴斐先生，李白研究深受其影响。一言以概之，詹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包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这是现实情怀，更是古典理想，隐现其中的还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裹挟着难以掩饰的悲苦和愤激。

二

身份转换之于詹先生学术选择的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对经典作家李白的研究方面。《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是他于2021年推出的又一部学术代表作。经过早期参加詹锳先生《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注释工作之后，他开始了独具慧眼的“阐释”。他说：“阐释，是中国古代经学重要的注疏和意义生新的方法，也是欧美当代最为流行的研究方法，也是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重新阐释李白及其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詹先生发现了李白诗歌中独具魅力的生命呈现，以及所呈现出的生命价值，因此而专就李白的生命意识展开探索。这一与众不同的学术理念及切入点打开了李白的真实世界，揭示了李白作为一个伟大诗人和凡夫俗子的风韵与样貌，也形成了有关中国生命诗学研究的种种祛魅。詹先生认为，生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目前文学研究已经淡化了这个传统，而自己的使命是重拾这个传统；就李白的诗歌、行迹展开的探讨，鲜明呈现了他借助一个具体的案例解读生命哲学的意义和旨趣，以及有意识地揭示并阐释一类重要的文学史现象的学术追求。作为复杂生命结体的李白也确实是詹先生选定的一个典型案例。

李白应该是詹先生最爱的唐代诗人，一介布衣，诗酒飘零，为历代文人激赏，但作为粉丝的他对李白的理解绝不止于傲岸不逊的个性，也并非诗酒风流的方式，更在乎其气质如兰、风神秀逸中独有的真率真诚而又洞晓世态人情的生存智慧；他肯定李白坚持自我、希求建功立业又能及时转身不拘泥其中的勇敢，也赞赏李白尽情释放生命过程中的喜怒哀乐而呈现出的真率之我、赤子本色、俗人追求，他认为这才是最真实的生命体。生命意识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哲学思考，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对生命的一种体验和感悟，感性多于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性中蕴含着理性，诗性中流露出思想”。他因此发现了李白的诸多世俗面相，更进一步领悟到他诗歌中那些关乎生命本质的孤独意识与崇高感，李白灵魂的高尚伟大是他诗歌创造力与艺术魅力的内在力量和生命源泉。如是，詹先生对李白的理解亲切、细腻而深刻。如他对李白诗歌中大量使用的时间意象的敏感，从中发现了其所蕴含的生命短促之用意：“就其对时间的感受的深刻与强烈而言，超过了以往任何关于时光的认识，他在诗歌中创造的时间意象和表达，在唐代诗歌中既突出又独特。”他还准确提取到李白诗歌中的“飘风”“飞电”“石火”“春容”“飞蓬”等词语，借助精到的文本解读得出结论：“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建功立业的紧迫感，都与生命苦短紧密相随。”如是，詹先生理解了李白对生命意义的深切感悟和强烈追求，并为他的各种人生选择和具体行为找到了贯通的逻辑，让李白回归为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性存在，厚重、圆融、丰富，是诗人，是酒仙，还是一位洋溢着市井烟火气味的大唐凡夫俗子。

谈及李白，詹先生曾说：“是伟大诗人带着他强烈而又真实的生命感撞开了我愚钝的生命意识。”他从此更加信奉“生命是一切学问的本根”，生命可以对象化为具体的学问，也需要践行在生命过程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片段乃至每一句话语中。说真话，做真学问，保持学者的独立个性、创新精神等，都是他一贯强调的。他表示，对生命的认识是一生之事：“所以对生命的感悟与揭示，也是我一生的事业，不以论文形式发布，就是其他形式。”的确如此。写诗为文进行文学创作，推广经典优化文化现实，以及通过学术研究关怀李白等一众诗人的生命意识，都与有关生命的认知息息相关。詹先生以无数大大小小的生命实践来表述自己的思考，珍惜生命的每一寸光阴、每一点能量、每一份付出。他说：“学者读书，是为了找回已经丢失或者被埋没的良知；而学者研究的目的，则是为民众启蒙良知。”他又说：“我这些年颇做了些业余的事，譬如说到图书馆工作和写诗。”他真诚地做每一件事，即便是他自嘲为“业余”的那些。而正是基于对人的热情关注、对良知的真诚呼唤，詹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哲学的热爱与思考。

詹先生一直致力于注译李白、阐释李白，他读懂了李白，读懂了李白诗歌中生命力量的无处不在，而避免生命意识的异化，更是他欲说还休的旨趣与意义。他不放弃六经注我，更不惮于我注六经、我注李白。在《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一书中，分明可见李白身上那明灭可见的詹先生本人的影迹。他写李白，研究李白，何尝不是在反观、研究自己？评价李白，他曾有这样的话语：“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幻想世界中的人，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幻想世界中与周围世界对话的人。”詹先生自己何尝不带有这样的特征呢？他对李白的孤独感的理解尤其深刻：“这种孤独感不同于常人离开群体或不为群体所接受而生成的负面心理，而是一个天才诗人特有的心理体验，它既有对人生乃至宇宙终极命运思索产生的孤旅之悲，亦有高自标持、不与世同流的孤傲。”如是，李白的诗歌是一双独特的眼看世界的结果，让他“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在一切关系之外的东西，这是天才的禀赋”。而反观自己，李白也常在詹先生的意念中，如：“这一年，我退休，书共人换了定所。于是想到李白诗‘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领会到了何为漂泊无依。”李白造就了他一生的缘，得以跟随詹锳先生读书治学，得以认识众多研究李白的学人，得以成就个人以李白为中心的学术。李白的桀骜不驯、放澹风雅乃至诗酒人生，都深深影响了詹先生，也成为他欣赏的个性、羡慕的生存方式，他笔下那些令他无比尊敬的人物，常常是李白式的，如苏仲翔（《禅边风月》），如裴斐（《学者归来》）；或带有李白式的特征，如被张中行先生评为“宽厚”的韩文佑先生，詹先生看到的是他“刚直清峻”的另外一面。

文学欣赏、理解乃至研究其实都是需要主体的经验感悟和人生经验参与的，詹先生自己也表示：“发现李白诗文中所展现的充盈的生命意识，或许也应该得益于数十载对自己人生的体悟。”不过很少有学者能够做到情感的灌注、经验的写照和真我的表达，詹福瑞先生是其中少有节制的一位。学者的理性与感性都在他的论说中如此重要地相关地彰显着，体现着他的理论自觉，更是他趣尚的表达、人格的呈现。他借助研究对象来理解唐代，更理解当下的人生。如他常常写到李白的饮酒，特别关注李白的饮酒诗，无论是《春日独酌二首》，还是《月下独酌四首》，抑或《北山独酌寄韦六》，乃至其他带有“独酌”之名的诗作，如《独酌》《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眺》等，他认为不仅昭示了李白独特的饮酒习惯、生活方式，更透射出其生命中无所附着的孤独。同样饮酒的詹先生为什么如此青睐这样的关键词？是为了凸显大唐朝廷的昏庸不能识才吗？是为了通过春光、春草、玉液、良浆等意象揭示生命内部的寒凉，以及其与外部世界温馨的春、热情的酒的相互映照吗？非仅仅为此也。还因为，李白“不知有吾身”（《月下独酌》其三）、“吾生独无依”（《春日独酌》其一）等感喟的发生，正与詹先生感同身受的诗人体悟有关，这种心理经验来自日常却有古今人的生命通感在发生作用。这样的孤独者，古今有几？生命过程中那剪不断的困惑，李白有，同样处于“独酌”境遇中的詹先生显然也有，但是他或许只能徒然艳羡李白所想象的“对影成三人”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