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不暇草

从1998年请詹先生为拙著《中国尺牍文学史》作序算起，转眼已经二十七年了。我至今记得先生序言最后两句话：“季在十月，夏去秋临，草间多了自在的清风，天际时见舒卷的白云。”这份清爽自在，不是因我的书好，而是先生发现，在商业浪潮渐渐侵蚀大学校园之际，还有这样一位有志于学问的青年。

在亲承音旨的过程中，我对先生慢慢熟悉，往昔的陌生感渐趋淡化。但在岁月沉深淡去了陌生与神秘之后，尤其在自己也真正走上学术之路以后，我的眼前却逐步浮现并定格为如下画面：相对于学生而言，先生就如同一座矗立在广袤平原上的大山，远远望去，天低鹄没，隐然一发，融在地平线际的云霞之间，只见光影，未觉高耸。但随着自己艰难跋涉，一步步抵近，才发现行者和山之间的距离，还有山的高大以及高大背后的深邃。

先生是学者，而且是当代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他又是才而能兼、触类而通的诗人，其人格更接近“浪漫气质的诗人”（丁帆先生《〈四季潦草〉序》中语）。他的首部诗集《岁月深处》，魏建功先生以《美是不能辜负的》为序，慨言先生可置诸当代优秀诗人前列。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颇有才华卓著的学者，在我熟悉的前辈名家之中，即有陈洪先生诗词文赋兼长，出口成章；肖瑞峰先生校园小说独树一帜，迭见机锋。而令人惊奇的是，詹先生出版的诗集则皆为新诗，在当下古体诗略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与白话新体结缘，既使人感受到别样的气象，也以其感染力见证了新诗的本然魅力与先生别样的才情。

“才情”的基本意指就是作家的才性在其性情、气质之中的反应，本为哲学术语。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阴阳哲学中，情属于“阴”，内敛，因此古代“才情”往往与“才气”相对，才气属阳，发散而无节制。才情纳入文学批评之后，承续哲学的意蕴，又拓展出新的所指，大致表现为敏锐甚至敏感的气质以及能够将以上敏锐体悟表现成象的能力。

历史上学者与诗人曾存在关于才情的博弈，且不乏误解。这从西汉的经生与文士、东汉王充眼里的鸿儒、文人与儒生对比之中都隐约可见。六朝的文笔之辨，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文者与笔者两种身份的较量。宋代诗坛兴起无一处无来历之风，以学问为诗，由此引发《沧浪诗话》“诗有别才”之论，其中蕴含类似的考量。及乎明清之际，这种分辨区划意识日益强烈，如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其中《覆家实堂》《与程蕺园书》等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进而甚至兴起所谓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儒者之诗等诗歌体类划分，为各种入流不入流、当行不当行的诗歌存世寻找借口，实则已近伪判断、伪命题。是不是诗人，不在彼此的术业或者职业，关键要回归于作者是否具有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的才情。

以才情判定诗人成色，并不意味着学术与才情彻底绝缘。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与才情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史记》叙及侠烈义形于色，一如陶潜诗歌喜写荆轲，吟到停云而发浩歌，“隐逸”由此不足道哉；王充《论衡》隐寓自荐意图，论及文吏、儒士优劣总令人感到他的切肤之痛；郑玄《诗谱》推扬变风变雅，由至情激而论理，无怪乎经学家皮锡瑞称“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无论动机还是立义，自选材以致谋篇行笔，非止有性情在，且性情又氤氲在秀笔之间，故可谓才情若隐若现。詹先生的学术研究我认为潜承了以上先哲精神，其古代文学研究对李白“生命意识”“布衣精神”的参悟，皆有着深沉的寄托，洋溢着生命感性的真挚。这种真挚当然不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的情怀抑扬，更是对于盛唐文人这种淋漓元气、浩然胸襟的缅怀流连。

在如此生命感性之外，先生的学术思考每每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担当。他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的《论经典》一书，即肇发于流行文化、浅性阅读、碎片化阅读的反思，其所属意者当然包括经典从边缘化的回归，但其根本的“心曲”却在《后记》坦露：“随着温习经典越来越多以及写作的深入，在沉着坚定地以仁义、民本思想救世的孔子面前，在愤世嫉俗地以自然无为救人的庄子面前，在奋起抗争黑暗、高呼‘救救孩子’的鲁迅面前，在柏拉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西哲’面前，我强烈地感受到对于当今学者文士，包括我自己甚深的失望。缺乏思想和信仰，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利，我们于世已经变得可有可无。”追溯文心，“经典”的大义至此豁然。在学界古代文献整理蔚然成风之际，先生在浙江大学的相关学术会议上提出要同时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助推当代知识的创造；在南开大学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他将发言主旨聚焦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倡导民族文化自信，又坚定确立交流与开放立场，对文化保守提出了警示。

如果将博士生指导视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展开与延伸，那么先生自任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所带博士生，其研究方向多围绕民国时期的文学理论展开，涉及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小说理论、曲学理论等，连带交给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古代文论研究文献整理与学术史考察（1911—1949）题目，以及学界流行很广的中华书局版《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等，先生显然又以文化使命般的坚守在关注着民国。而究其原因，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视野的转移、拓展，而是源自“文化创新”“中国式文论话语建构”等宏大叙事背景：在先生看来，尽管历史螺旋式上升，但当代的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境遇，与“五四”前后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那种古与今、中与外不同文化形态的矛盾、融结、渗透、取舍，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辩难，建构起的信念、价值尺度等，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或警示意义。

对先生而言，写作曾是他青春风华的见证，那个“斧锐”的笔名，与其时作品鲜活的律节恰成一体，带着青龙河、白洋淀氤氲的灵气与20世纪80年代的活力，有鼓点的动感。只是进入学界之后，这种才华被先生有意雪藏，所以后辈学人所见到的，多是先生意境老成之后的创作，而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的先生作品是散文集《俯仰流年》，当时即惊讶于文字的纯净以及内心的柔软多怀，惊讶于其记忆的明澈，甚至其中老宅的那只黄鼠狼子都带有灵性，使得已经不可能重回的往昔、童年、回忆由此具有了灵光闪烁、兴象玲珑的神意。而自《岁月深处》依稀可辨的青春“绽放”激情，至《四季潦草》的渐入深沉，则使我真正明了：先生本色乃诗人。

我在先生的诗文中，首先读出的是他的一往情深。先生厚于人伦，在他的作品中，集聚了那么多影像，亲人、师长、友人、乡亲、同事，远远近近，老老少少，那么浓浓的怀念在依依不舍中道来，或酸楚，或苦涩，或低回婉转，让人难忘。其中《唤姐》一篇读后尤其令人感伤。唤姐是先生老叔的女儿，比先生大6岁。文章开篇唤姐的出场让人眼前一亮：“齐腰高的玉米，围成一堵墙，一堵绿帐幔，包围了瓜田。唤姐就站在墙边，前面铺展开绿油油的瓜叶，白褂子，红领巾，眯缝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看着围墙外的蓝天白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唤姐的印象。那年我7岁，唤姐13岁，上四年级。”年少、英爽、俏丽，似乎与绿帐幔般的玉米、蓬蓬勃勃的瓜叶长在一起。这是一个豆蔻少女在一个小小少年眼前的亮相，也是她一生最精彩的亮相，形象、场景可感，宛然如睹，就如同一座冰雕——不是可凝固、可久远的雕像，而是冰雕——美，却透着虚幻感。母亲早逝，妹妹送人，随着父亲与一位独身看瓜老人生活在村里瓜园边的三间土屋，小小年纪，扫地，洗衣，摸桌子，做饭，哄妹妹，早早担负起远远重过她所能担负的生活重担。文章结尾先生写自己从辽宁返回故乡河北时，与唤姐道别，唤姐专门为先生做了一顿饭，“小米干饭，加了绿豆，炒土豆丝，熬腌肉云豆角”，还有三件礼物：“崭新的书包，崭新的铅笔盒，里边装满了削得尖尖的铅笔，还有她带过的二道杠（少先队中队长袖标）”。随后，“唤姐送我到路边，站在齐腰高的苞米棵子前”。同一个少女，出场与退场的瞬间令人心痛：“绿帐幔”似的玉米、“绿油油的瓜叶”以及生机绽放的少女已无处寻觅，唤姐虽然依旧站在“齐腰高”的“苞米棵子前”，往昔的“绿帐幔”“绿油油”却杳无踪迹。眼前的唤姐本正青春，却似乎已经远远走过了青春。先生最终写道：“我回头看着唤姐，突然觉得她个子那么细长，无依无靠的样子，像一颗小柳树，孤零零地长在地头上。我哭了。”柳树，作为古典诗词的重要意象，它最为人熟知的意蕴是望秋先零，而且，这株小柳“孤零零地长在地头上”，无依无靠，东西南北来的风霜，都要独自承担。这不正是开篇那夺人二目的冰雕的无奈消溶吗？诗一般的造象，带着刀割一般的痛。本文置诸当代散文佳作之中，也堪为翘楚。

诗作《病中想起妈妈》，写病中想起妈妈给自己治病的三个“绝活”：一碗手擀的打了荷包蛋的热汤面、梳头油加大铜子儿刮痧，“都不见效时母亲还有最后一招/盛满一碗水/筛上三只筷子/待筷子立直时用菜刀砍倒/然后，母亲呼唤着我的魂儿”。慈母的声声呼唤跨越时空，跨越生死，成为永难割断的牵挂：“我相信有病母亲总在/那是小时候母亲的许诺/我知道它什么时候都算数/睁开眼就看到母亲俯在面前的脸/然后合上眼放心地再睡。”先生写就此诗之际已年近古稀，但对母亲的思念宛如赤子。

正如丁帆先生在《四季潦草》序中所云，这是“最普泛也是最动人的人性细节”。不止诗作，《唤姐》的感人也在那些散发着人性光芒的细节。我甚至有过这样的感慨：从古今很多作家的描绘大致可以看出，花甲古稀之间的人，虽然往往会沉念过往，却多会有往事漫漶、渐行渐远的失落。但先生恰恰相反，那如潮一般弥漫而来的记忆，清晰透亮，其中如浪花般的细节超越岁月，带着生命的温度，给人的感觉是：人生的每一个痕迹在先生生命里都被珍藏，就像肉上的刀口，久久难以愈合，即便岁月绵长，也依然在他记忆之中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隆起。

读詹先生的诗，在人格之外，我还清晰感受到生命的韵调，而且这种生命韵调与他的诗歌风调有着高度的统一。先生天赋诗才，兼以多年学问磨砺、人生阅历，使其培养了敏锐的现实洞悉能力，也颇具文学家审视人的犀利眼光甚至穿透力，但先生为人真诚、善良，凡所洞悉的很少说破，凡其透视的又不忍多看，于是情意之间总是保留着温柔敦厚的张力，兴怀抑扬之际又尽呈不忍、不舍。敏感、捷悟，流连光景，缠绵悱恻，形成不绝如缕的创作灵感。如此潜在的人格模式支撑着意象组合的个性化形态，同时也呈现出诗人才思运动的径路，这就是文艺成体的“内逻辑”力量。意象由此成为心象。面对先生的诗作，沉吟不辍之间，眼前似乎能高悬起一面透视明镜，让我们看到先生的胸襟，澄明而透亮。他的宽厚与文人气质，他的含蓄古风的君子气象，最终具象于他笔下的“幼苗”：“在板结如铁的土地上/一株幼苗的诞生/如同一次痛苦的分娩/新生即意味着夭折/希望即是绝望。”“一株幼苗的出土/注定符合上苍的意旨/看似羸弱无骨/却有坚毅的灵魂附体/落地即生根/落地即繁衍/长成一株枝叶/一朵小花/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幼苗》）绝望不是终结，而是再一次的诞生，不屈不挠，无悔无畏。

而在先生如此的坚韧之中，时时闪烁着“诗兴”的智慧。王夫之在其自诩甚高、以为必待后人方可解悟的《俟解》之中如此论断：“能兴即谓之豪杰。”兴的本源是生命之气，生则当兴。人何以不兴？根源于缺乏生命的茁壮昂扬之气，“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一切循俗而为，丧失自我，一切唯功名利禄、柴米油盐马首是瞻，如此则“日以挫其志气”，最终情态即是“虽觉如梦，虽视如盲”——醒着如同梦中，虽眼前可睹，却目无所见，一如盲人。如此无兴者正犹似面墙而立。现实中人经常会遭遇现实逻辑、情理逻辑难以跨越、不可超拔的困境与耽溺，如沉重的高墙封堵，只有能兴者可以完成在现实面前侧身、转步，才能寻找到跨越封堵的大道。先生情怀幽微，兴感无端，表面上多愁善感，实则通过诗歌透达出不可泯灭的生命激情与不易被摧毁的对美好的希望。就似《想象一个房间》，有苦，不想浅浅地言说，也不愿深深地倾诉，于是有了兴会之下飞舞的性灵：“无法到达，就想象，一个房间。”

不能正视痛苦，如何认识痛苦？不敢正视自己，如何感动他人？先生真诚的书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周身透着古雅之气的君子。

关于先生诗集《四季潦草》的意旨，读者多有测度，有学者将《测不透的季节》一诗视为“诗心”，诗中那根“零度的火柴”于是成为凄冷中守候初心等待重新出发的象征。笔者认为这个诗集的题目可为先生人生志意自我评判的注脚。所谓行过了那么多四季依然“潦草”，是一个后置判断，根源于人生没有预演的前置定论或宿命，不可能没有缺憾，由此成为人生的必然。如同临案成章或酒后挥洒，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不管兔毫狼毫，都曾饱蘸浓墨用心用情地书写，虽行笔如云，却总未免一竖一点难尽人意。事实上这一“潦草”的比附何异于苏轼“飞鸿雪泥”的自我勾勒？茫茫雪野留下的雪泥鸿爪，狂风掠过、骄阳高照后，也许会渐渐消逝，但飞鸿的每一个爪印都是其生命分量、信念以及与隆冬严寒对峙的坚实记录。面对如此的意志与生命激情，这所谓的“潦草”由此更近乎汉代张芝的“匆匆不暇草”。

张芝在当时就有“草圣”之誉，每与他人尺牍，最后总要写一句“匆匆不暇草”。有些释读有误，以为是时间仓促，来不及工笔正楷，故而草就书札或者以草书为之。实则《后汉书》等文献均记载其每临书必为“楷则”，所谓“楷则”并非楷书，而是楷书的法则，是讲张芝草书均行以楷书法则，故而应速而迟、当疾而缓，是匆忙之际难以成就的书体，故有“匆匆”反而“不暇”之称，这是其于自己草书的戏称，或者类似雅号。钱锺书《管锥编》于此早有辨析。

先生的人生何尝不可如是而观？

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专家之学，还传承着古代士人为天地立心的道义；先生的诗歌有“志思蓄愤”，亦兼“遣兴娱情”，见证并升华了他超越立命而立心的心路历程。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交响，传递出先生的生命韵调：就如同撒向人生每一个四季的墨渖，无不凝结着沉甸甸的在意、不苟。那每一个走过的四季，由此都留下了淋漓的一笔，浓墨重彩，且流为世范，是为“匆匆不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