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前记

2022年的春天，“尔雅国学”公众号的创办者杨阿敏先生与我联系，希望以在线视频或笔谈的形式，对我做一次学术访谈，并发来他此前所作的《杨明访谈》《傅刚访谈》和访谈提纲，供我参考。当时我虽然答应了他的邀约，然诸事繁杂，一直没时间着手做。次年，他作的访谈编成《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由崇文书局出版，寄了一本给我，并希望我能早日完成这次访谈。转眼到了2024年的春天，阿敏先生又告诉我，他想年内把《学海沧桑》的第2辑交付出版社。我理解他的心思，却仍然没时间做，眼看到了年底，恰有几天空闲，于是大致依照阿敏的访谈提纲，撰成这篇自述，对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略作回顾，取李白诗句“却顾所来径”为题，算是给阿敏一个交代吧！

——2025年元月12日记

我的家世

我1955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丰县虽僻处江苏省最西北角，与山东、安徽接壤（1949年至1953年曾隶属山东，1953年被划归江苏徐州），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汉高祖刘邦出生的地方。《史记·高祖本纪》明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将其父迎至长安，然太上皇思念家乡，刘邦便在长安东南仿丰县城规制、布局等为置新丰县（遗址位于今西安城东临潼区新丰镇西南）。现在丰县城西的金刘寨尚存汉皇祖陵，已成为重点保护文物。县城不大，大概在城东关喊一声，西关就能听到（据陕西新丰遗址考古的成果，新丰县城东西约600米，南北约670米，这与今存丰县护城河内东西南北的距离大致相仿）。旧时的城墙早已不存了，然护城河虽一再被填挤，至今仍大致保存完整，沿城河一周，也成为人们散步健身的好去处。

距县城西北方向三十余里，有两条河流蜿蜒交汇（今名复新河、西支河，故此地又称“十字河”），向北流入微山湖。水南水西，土地肥沃，河水清澈。沿河分布的十几个村落的居民，据说其先世自济南迁来，多为巩姓。我的父亲巩立武，就出生在位于两条河交汇处的巩大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里。

父亲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然而很快就因家贫辍学了，给地主做长工，打短工，这使他很早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丰县县委秘书、总工会主席、睢宁县劳动局长等职务。

父亲读书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又忙于工作，很少管我们兄弟姊妹。他对我们的教育，说来可笑，就是他年幼时在私塾里读过的蒙学读物里的几句话。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之类（多年后，我在韩国延世大学客座读到《古文真宝》时，才知道这首劝学诗原出于此书，作者竟是宋真宗）。我虽然当时懵懵懂懂，却记住了这几句话，知道父亲是在激励我们好好读书。后来上小学上中学，在学校里或因学习或在其他活动中受到老师表扬，父亲也会给我一点小小的奖励。比如我在丰县南关小学上学时，被选拔参加了学校射击队，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会集中训练，就是趴在地上练瞄准。周末的时候，大队辅导员韩老师还会带着我们去郊区进行实弹射击。有一次，给县里召开的干部会议代表表演射击，我用小口径步枪打25米外的玻璃瓶，六发六中，排名第一。老师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很高兴，回家就对我表扬了一番（后来我弹弓也打得准，这与小学时的训练有关）。在睢宁县中学学习时，有一次通宵不睡赶写一篇稿子，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发现我的碗里竟有两个荷包蛋。原来是父亲夜里起来看到我在熬夜，所以就让保姆特别做了，给我“补一补”身体。我小时候比较调皮，现在能记起来的是，幼儿园就逃过学。幼儿园在城南，幼儿园的后墙有个洞，出来就是护城河，河里长满了荷花，秋天会结许多莲蓬，摇曳生姿。我有时便从后院墙洞中钻出，跟着大孩子去摘莲蓬，全不管老师到处找我是多么着急。我在丰县南关小学时，大概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常犯错误，被叫到办公室训话，然而当时我往往不服老师的批评，手握拳头，老师让我松开，过了一会儿我又攥起了拳头。这种情况，回家往往是免不了要挨打的。父亲也不给你讲什么道理，只用他常年备用的一根小木条伺候。直到上中学时，同院的几个孩子相约练冬泳，到十一月份了，还到护城河里去游泳，不知被什么人告了状，父亲怕我们因此得了关节炎，就又拿出了那根小木条一再警告。

与父亲不同，我母亲方志伟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方家世代读书做官，从河南祖籍到安徽，到杭州。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是，出了榜眼、探花各一人，进士四五人，仕宦显赫，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佑圣观巷的方家老宅仍占了半条街。此有金匾为证。据我大舅回忆，杭州佑圣观巷家里的大厅，就专门用来挂这些匾额和摆放轿子。除了标志先贤们荣誉的这些匾额，还有一块皇帝钦赐的“福”字匾。这些匾额现在当然毫无踪迹了，但大舅凭印象给我们画了那幅“福”字匾：五比三比例的长方形，中间一个“福”字，四周蝙蝠蟢子环绕，镀金。然而，这个大家族，由于种种原因，到了母亲的曾祖方云荪这一辈，似已开始走下坡路。云荪公是杭州城里有名的举人，据大舅说学问极好，常冒名替别人考试，所走的已非正途。祖父方伯龙这一辈开始经商。我外祖父方馨吾，毕业于浙江中医学校，先后在江苏、江西和广西等地做税务局长、烟草局长等，倒也很风光了一阵，但后来也败落了，而到我母亲，就完全是城市贫民了。

母亲长期在商业局系统工作，她对工作的敬业是出了名的。她专业能力强，在她那个系统内也是有口皆碑。系统内的业务培训，常常就由她上课。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她很认真地复习迎考，以接近花甲的年龄一举过关，成为首批受聘的统计师（当时丰县仅有两人获批这一职称，一是统计局长，一是我母亲）。母亲一生都喜欢读书学习。从家里偶然发现的她在福中教职员子女小学五年级学习时的一张成绩单，我们知道她那时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原是妥妥的一枚“学霸”。她晚年多住在丰县家里，由我妹妹照料陪伴，但有时也会到南京来，在我们兄弟几个家里小住一段时间。每当她到我家时，总是手不释卷，还每每让我去南大图书馆借书给她看，她每天手捧书卷坐在东阳台藤椅上读书的情景，至今犹在目前。在丰县时，家里订有报纸，每天看报是必不可少的，大约所有的铅字都被她数过来了。她看完后会将其一张一张地堆成一摞，还喜欢分专题剪报，装订成册，针对性地分发给孩子们。我大哥在南京医科大学工作，二哥是部队医院（97医院）的外科主任，别人家都说“巩家的孩子会读书”，这基因也许是来自我母亲吧！

我的中小学

我的小学是丰县南关小学，即现在的丰县实验小学。我记得自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学习就很自觉了，不用父母管的，成绩也好，四年级时还被指定为中队委员，负责班里的墙报工作。我们家那时住的是县工会的房子，独门独院。我们家住的是堂屋，东屋是厨房，厨房南面是几棵大槐树，一排西屋是工会的仓库，院子最南面是隔开来的一块菜地。仓库里面堆放着工会图书室的一些书和其他杂物，我印象中有不少连环画，有机会我就会溜进去看连环画，特别喜欢看一些民间故事集。南面的菜地虽不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那么有奇趣，一般就是种些萝卜、白菜的，有些单调，但看那老旧的院墙，也有些神秘，有时候我会去那里玩。美女蛇虽没有，然从墙缝里蜿蜒伸出头来的赤练蛇，我是见过的。

1966年五年级时，因父母从丰县调到睢宁县工作，我也从丰县转学到了睢宁县实验小学，在班里成绩很好，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上的是教改班，五年制。这一年夏天，“文革”开始，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们虽然小学毕业了，却上不了中学。学校老师就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没事就背“老三篇”等，背得滚瓜烂熟。总是背语录，当然难以为继，后来干脆就停了课。当时父母都进学习班学习了，更没人来管我们，因为是小学生，还没有闹革命的资格，除了步行去数十里外的宿迁县串连过一次外（在宿迁县中学的大礼堂住了一夜，看了些大字报，次日就顶风冒雪地回来了），四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就像个无业游民，过着一种自由散漫、无所事事的生活，完全无书可读。

1970年开始复课，我进入睢宁县中学读初中，两年后又读高中，1974年毕业。这段时间，除了学习教材，有时还要读报纸，每学期又要学工、学农，兼学别样，每周还有建校劳动，真正学习的书本知识和时间就缩水了。

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调皮，然学习成绩很好，还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眼里，是标准的好学生，几乎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政治上又积极要求进步，初中就入了团。那时学校会不时搞些教改活动，让学生也参与。我有幸得任课老师青睐，在冯进学老师的语文课堂上做过试讲，在朱灿新老师的物理课和周国梁老师的化学课上也做过试验。此外，班级活动和“好人好事”的报道稿，多是我写的；班里的板报，也是一向由我和另一位同学（李慈瑞）承包下来，为避免重复，每次都用许多心思，也就总能吸引一些同学在板报前驻足观赏。

因为要经常结合时政出板报和大字报专栏，对报纸上的政论文就关注较多。那时我家里没什么藏书，也许是因为要政治学习，所以完整地保存着一叠已泛黄的《人民日报》，上面刊载的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的九篇文章（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即“九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九评”）。这九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早已淡忘了，只记得在当时囫囵吞枣、半懂不懂的阅读中所感到惊叹的，是这九篇大文章理论视野的开阔、论证的绵密和气势的宏大。

“文革”后期，当时我父亲买了一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据1964年版重印本），平常就藏在衣箱里。有一次我母亲拿出来看，偶然被我发现了，十分好奇，就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拿出来看。现在回忆起来，因为是断断续续的阅读，而且并没有读完全书，留下的印象也是片断的。片断之一，是觉得小说里描写的这些才子佳人简直如同神仙，她们是生活在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片断之二，是觉得作者的语言真是优美，有些地方虽未必完全理解，然念在嘴里，却是齿颊生香的。

中学时期，除了语文、数学等课本之外，能看到的其他书很少。学校图书馆能借到的，多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之类的小说，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几乎见不到。因此，偶然见到一本哪怕是残破不全的古典小说（如《三侠五义》等），也如获至宝，对小说中飞檐走壁、口吐宝剑的人物，无限向往。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的，是偶然读到的两首古诗。一首是鲍照的《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那时当然还不能理解鲍明远的那种孤直愤激的情绪，但“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两句，却能激起内心的一种奋励有为的志意。另一首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那时当然也不能理解这八位原来是并不快乐的一群人，杜甫写此诗时的心情也并不快乐（先师程千帆先生有《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论此，遂发千古之覆），直觉是这八位真是可爱极了，读杜甫的这首诗，真是一种美的享受。那个特殊的时代，不要说《鲍参军集》《杜工部集》看不到，一般的古典诗歌选本也难以见到，忽然在一片荒芜之中读到这两首诗，那种惊喜、奇特的感觉真是难以言状，以至直到今天，当时捧读此诗的情景仍恍然在目。多年之后，冥冥之中，当自己也走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时，我不知道与此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

“知青”岁月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城里的中学生一样，我也有过一段“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不过时间并不长，从1975年5月到1977年3月，将近两年，而且分成了两段：先是下放到睢宁县苏塘果园场做“农业工人”，时间约半年；后来因我父母工作调动，便从睢宁转回我的家乡——丰县顺河公社巩大庄大队，成为插队“知青”。

在苏塘果园场的半年，有点像中学生活的延续。大家都是中学时的同学，集中住在果园场新建的宿舍里，两人一间，集体上工，按时作息，与中学时的“学农”活动很相似，完全是一种集体生活。在场里技术员的指导下，大家都努力地学习和劳动，很快就掌握了从锄草、施肥、喷洒农药到剪枝、疏果、看园和采摘等最基本的果树栽培管理技能。虽说下放似中学生活的延续，但每天的劳动强度都很大，有一段时间，累到每天夜里盗汗，至于读书，基本谈不到，且亦无书可读，除了同学之间私下里传阅过几本小说（如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等）外，印象中似乎就没有完整地读过其他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