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反思是否会让人更加脆弱

1999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自出版以来，报刊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也多次接受过学者和刊物的访谈。从总的情况看，肯定的意见比较多，质疑、批评的意见相对较少，也显得零碎。而事实上，我知道对它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质疑和批评的意见，如：各部分的学术水准不一致；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和空间来衡量，显然处理不够全面；缺乏对重要作品的解读和深入分析；观点和态度有时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确定的判断薄弱；文字有些沉闷枯涩，缺乏神采……其中，对“前三十年”时期文学的处理、评价，是争议重点之一。下面我打算重温二十年前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形。说“重温”，是它曾经引起我的思考，也曾以《“一体化”论述及其他》作为题目整理过批评的材料，而且这些问题在我这里也没有得到解决。。

2002年4月，我从北大中文系退休。2003年秋天，就读北大中文系的五六位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约我座谈。座谈之前他们认真准备，各自交给我书面的问题。问题很广泛，包括生活、研究方法等方面。其中对我出版只有三四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版本），特别是其中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一体化”等论述有更多关注和质疑。11月5日下午，在北京海淀成府路万圣书园咖啡厅我们谈了三个多钟点。座谈具体情形这里从略，只摘取他们给我的部分问题放在下面。

书面问题之一（有删节）：

在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一个彼此关照的概念：“一元与多元”。我想，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大概包含了这样一种想法：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起源的时候——可以追溯到中国现代文学——是多元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因而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种种非文学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自我淘汰、芟夷、清洗，以至于这种“多元”的文学逐渐成了一“家”——大概也主要是指政治吧——之言，成了“一元”的，逐渐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后来——在时间上大概可以以“新时期”为标志，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介入，这种“一元”的文学又逐渐打破囚禁，恢复为“多元”的文学。

毫无疑问，在您的书写中，这个“一元”和“多元”在价值上是截然不同的。请您允许我用一些比较通俗因而不怎么准确的大白话来提问：也就是说，前者是“一元”的，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占有；而后者是“多元”的，是一种民主的状态。您的这个价值判断李杨老师在他和您的通讯中曾经质疑过。在此后的《问题与方法》一书中，虽然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调整和敞开，但主要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

针对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譬如美国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先生，引用德勒兹的“小文学”（MINORLITERATURE）概念来进行回应。他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包括“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等激进的文学形态——恰恰是世界“大文学”环境中的一个“小文学”，就像卡夫卡等人在欧美文学主流环境中的创作一样，是用“寓言”的方式来揭示个人、民族、国家的命运与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恰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我们可以省略这些拗口的“术语”，再用大白话来进行我们的问题：如果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以及其中的“十七年文学”等激进形态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的范围内来讨论的话，您还信心十足地认同您的这个概念吗？或者说，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与此相关，我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两年，对我们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的声音逐渐多起来了。不久前，我跟韩毓海老师去清华参加一个会议，与会的诸位作家、学者基本上认同这个观点：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确实面临着一个危机，甚至是结构性的危机。按照您“一元与多元”的说法所隐含的价值判断的逻辑发展，……既然是“多元”的，怎么会危机重重呢？

书面问题之二（有删节）：

一、“一体化”是您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您看来，这一过程在80年代开始解体，被一种“多元化”的局面所取代。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和对文学史的掌握，这种“多元化”仍是一种有限制的“多元化”。

任何体制都要面对它的挑战，好的体制不是去消除它，而是使它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另外，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像原有的意识形态那样，它需要来自各个点上的支撑，有的方向与体制的关系比较曲折。这种方式在原有的“一体化”时期可能是要被打击的对象，而今却被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资源。这显示了“一体化”自身的活力与弹性。

那么，我的问题也就自然出来了：在您对当代文学史的描述中，对“一体化”的形成与表现有至为精彩的解说，而对“一体化”的解体则展开较少。那么，您如何看待“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疑惑。

二、您对当代文学史的描述比较复杂，有时也很“含混”，您利用了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提供了资源。我发现，围绕着您对文学史的阐释，这两派也在争夺着阐释权。“自由主义”者认为您提供了“体制”压抑、排斥“自由”文学的线索，而“左派”则认为您对文学史的复杂化，恰恰揭开了“自由派”对左翼文学历史真实的遮蔽。我想问一下，您更倾向于哪一种解释？或者笼统地说，您更倾向于哪一派的立场？

书面问题之三（摘录）：

……钱理群老师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20年来思想界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韩毓海老师也指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之一（另两个是启蒙主义思想和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您谈到了“革命文学的‘宿命’”和“革命文学的‘驯化’”，那么在新的时期，新的“左翼文学”是否还有可能呢？如果有可能，它应该如何面对历史上的曲折和现实处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呢？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近又再一次得到了关注，这大概也与对“纯文学”观念的反思相关。陈平原老师在《怀念“小说的世纪”——〈新小说〉百年祭》一文中指出：“……小说家的介入现实政治，并不影响其艺术成就，这对已经习惯文学与政治两分的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回头想想，最近十几年，中国作家之极力回避梁启超、鲁迅以及左翼文学传统，潜心创作‘纯文学’，不见得是个福音。”

但您在80年代（是1987年在北戴河一次文学夏令营的讲座——引者）却指出过：“政治与艺术统一这一‘理想’的虚幻性，根源于它们之间深刻的、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政治要求对世界的看法确定、绝对和不可辩驳，带有排他性、要求意志集中的特点。同时，从政治的目的出发，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一清二楚的答案，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与作家个人创造性的发挥，与作家尊重自己对世界独特的感受和看法，显然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其次，从政治传统的需求出发，对文学宣传作用的强调必然重视文学的发生（起源）与功能的问题。对这两者的关注远远胜过对文学本身特征的关注。同时，将语词与概念看成是一体的这种认识，也阻碍了作家探索符号与概念、语词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艺术形式和传达方面的多种可能性。第三，政治功能的目的，使文学趋向于‘理性化’。强调观念、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无意识、无目的性、瞬间印象、直觉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很容易成为‘图解’式的文学。”（《文学传统与作家精神地位》，《两意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243页）

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知道您现在的看法是怎样的？您是否仍坚持上面的这种看法？在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学应该关心、介入政治的时候，是否应该注意其“半自律性空间”，以避免历史的重演？……

书面问题之四（摘录）：

您以前写过《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您对巴金和杨绛的分析，我们认为体现出了您的一些倾向，与巴金“以英雄的态度自审”相比，您似乎更赞同杨绛的“普通人”的态度……但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您又说：“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0页）以上两种说法是有矛盾的，这可以说是做‘普通人’与做‘英雄’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做‘专家’与做‘知识分子’的矛盾……请问在这矛盾之中，您更倾向于哪一方面？

您在研究中，很好地将历史观照、理论思考与艺术感觉结合了起来。我们认为反思与辩证是您将这些结合起来的方式。但是……不断的反思是否会使人更加“脆弱”，更无“主见”？在某些时候，比起“客观与公正”，是否勇气或者“片面的深刻”更为重要？……

很多人注意到您的书中曾经流露过对学术的不信任，以及对做这些事情的意义的怀疑。这可能是您的自谦和豁达，或者是一种反思与辩证结合起来的方式……但我是否可以大胆猜想，这里也存在着您的矛盾和困惑的问题。您可能是一个具有情怀的学者，但是终极思考的背后可能是信仰也可能是虚无。您是否用自谦和豁达巧妙地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否是面对生活难题的“怯懦”？

这是当年学生提交给我的问题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存在问题的批评。这当然只是这本书缺陷的一小部分，自然是重要的部分。后来，我的一些想法有了变化。部分变化、修正体现在2007年的修订版，以及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对这一变化，后来又这样的解释：

……这种变化（或“转变”）对我来说不是“立场”的绝对更易。因此，我虽能够“走出80年代”，却不无遗憾地存有“80年代残留物”。在我看来，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理据，指出其意识形态涵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功绩，也不是说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评在“纯文学”的想象中过多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积极“回应现实”的“特殊经验”，也不见得应该回到文学“工具论”立场。指出“政治一开始”就在文学里面，也并非说政治（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可以穷尽、代替文学。在“世界（西方）文学”的背景下，重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异类的声音”，作为“小文学”的传统的意义，这也同样不是说要完全改变“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在中国，“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也曾具有活跃的创新力量。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在当代，经历了在“经典化”“制度化”过程中的“自我损害”。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经验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在《问题与方法》（2002）这本书里，我虽然也使用了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的说法，但我主要不是为了虚构它们的“同质性”“整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整体价值。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空壳（我也指出：“但是，它如果停止这种反抗与剥离的话，又有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而最终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

这些，构成了我的论著中所存在的“互异”因素。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方面还是与我的经历、经验有关系，另外一点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对于当代社会政治、当代文学，虽然我有自己的看法，在许多时候也形成了某种立场。但是我总是警惕不要将研究道德化、“立场化”。许多事情，我们很难以一种“中性”“旁观”的态度进入，但是激烈的“道德义愤”却是需要避免，需要克制的。如何将那些与我们的切身体验、情感记忆紧紧相连的事物，转化为“知识”层面上加以探究的“他者”？这虽然不容易，却是进入研究对象、清理其“内在逻辑”所必需……（《回答六个问题》）

这些回应，连我自己都不大满意，更不要说批评者了。多年之后（2009年4月），北京高校一位教师（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博士）在读过上面这些材料之后，来信谈到自己的看法：

……虽然也知道他们提出那些问题的针对性甚至理论脉络，不过关于“一元”和“多元”的谈论方式，我却不怎么喜欢。以前没听说过张旭东关于“小文学”的这个说法，但是有些思路还是比较接近的。我的想法是，如果局限在“中国”内部来谈50—70年代的问题，很容易就陷在控诉和批判的思路中；所谓“拉开到世界范围内”来讨论50—70年代，是意识到制约着50—70年代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构造文学的“外部”原因，希望能够在比较扩大的视野中相对公正和“客观”地讨论这段历史。而且，因为视野超越了民族-国家这样的潜在单位，意识到“中国”问题的世界语境以及历史脉络，问题就不是支持或反对革命，而是这段历史的革命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和它的意义及问题所在。

您说的这段话我都同意：“在我看来，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理据，指出其意识形态涵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功绩，也不是说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评在‘纯文学’的想象中过多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积极‘回应现实’的‘特殊经验’，也不见得应该回到文学‘工具论’立场。指出‘政治一开始’就在文学里面，也并非说政治（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可以穷尽、代替文学。在‘世界（西方）文学’的背景下，重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异类的声音’，作为‘小文学’的传统的意义，这也同样不是说要完全改变‘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

不过不太同意的是最后一点，即关于“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我觉得作为历史著作，您的研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并不是有的人的批判就可以改变的。不过因为相信“另外的革命”，相信50—70年代可以为思考这样的革命提供历史契机，所以我的态度会倾向于去摸索和寻找另外可能存在的描述图式。这或许会更多地从左翼话语内部脉络上观察问题，但不是将它理想化，而是从不同的话语脉络和意义格局中来讨论它存在的方式。在您的描述中，左翼文学的“纯粹化”看起来像一个抽象的宿命似的，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去讨论那个看起来十分光滑的话语形态内在的复杂性，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制约着这种“纯粹化”的因素，以及它在60年代、70年代转换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