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与文学研究的“概念战场”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经典权威的当代文学史叙述，其经典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搭建了坚实的知识平台，同时又作为后续研究的对话对象，不断激活新的当代议题。目前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注，常常集中在其“知识平台”属性上，诚如钱理群在出版当年的研讨会上的名言——“当代文学有‘史’了”，读者很容易过度关注这部作品的稳定性与知识性。相较而言，“变”的部分，或曰“当代实践”，则尚待更多观察与思考。事实上，在这部以沉稳冷静著称的作品背后，交织涌动着多重张力：当代性与历史感、制度与人、革命（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观）与启蒙（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观），等等。在具体写法上，亦存在着教材与专著、理论与历史的各种考量。《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跳脱出诸种张力的旋涡，占据了反思性的位置，通过清理纷繁复杂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当代文学史基本的分期、结构与内在逻辑。

因此，在本书出版二十余年后重读，便不能满足于仅将之视为一个稳定且封闭的文本，不应只是复述、述评、模仿或细化书中的观点与方法，而是应当将该书的写作与由此延展的阅读、使用、翻译和相关争论视为一个整体，进而将之看作表述中国当代文学经验的持续性的话语场。其中，近些年愈发受到重视的文学史的“跨语际实践”，便是必不可少的观察视角。

比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英文版所撰书评便值得关注。他在书评末尾写道：“对译者来说，终极挑战可能来自洪子诚持续使用‘一体化’这一术语的不同形式。这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与词形变化之下，给读者带来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他在文中列举了英文版中“一体化”的对译词，包括“unity”“unitary”“integration”“integrated”“equivalence”。这些精心斟酌的英文词语，凸显了“一体化”的统一、整合的面向，尽量彰显了语义的多样性，但同时也让英文世界的读者疑惑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这一观察很有代表性，以跨文化的“视差”，最大程度地揭示了“一体化”的语境性特征。总体来看，“一体化”是一个使用场景较多、语义容量也很丰裕的概念。甚至洪子诚本人在使用“一体化”时，也存在某些不尽统一的情况。比如，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论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时，提出周扬与胡风、冯雪峰虽然存在重要分歧，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共同点：“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理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在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终极’性质的真理上，在要求文学的统一性目标上，胡风等的立场，丝毫不比周扬等含糊。”对统一规范的追求是批判运动双方的共同逻辑。但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洪子诚又指出：“不应该削弱对胡风他们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的重要贡献的强调，和他们在当代质疑、对抗‘一体化’的文学规范上的意义。”在转换叙述语境后，胡风等人成为“文学共生”图景的助力者，具备对抗“一体化”文学规范的意义。合而观之，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下，胡风既是“一体化”方案的支持者，又是“一体化”的歧见者与对抗者。这种矛盾性确实存在于“一体化”概念的使用之中。

如果说概念是学术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工具，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一体化”的模糊性、互斥性、多义性与情境化呢？这是否会动摇整体叙述的可靠性？下文会对此有更多探讨，但在此之前需要明确的是，概念存在不同类型与层级，不能一概而论。“一体化”是从文学史经验中提取而出的某种规范性术语，绝非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本体论概念，而是更近于一种描述性的概括，或者说“中层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曾提出“中层理论”，试图弥合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的隔阂。“中层理论”的特征有三：实践经验性、勾连宏观与微观的联系性，以及范围的有限性与可发展性。准此视之，“一体化”的多义与模糊，或许正因为它处于宏大概括与具体经验之间，有着通向各种经验的开放性与灵活性。故而想要更好地把握与使用这一概念，就不能止步于抽象层面，必须自觉回到它的生成语境与具体使用方式之中，所有的语境和使用也都已然是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还可以更内在地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化繁为简的“极限写作”是如何实现的。

二

根据洪子诚的回顾，“一体化”是同代人基于共同历史经验与感受的一种概括，难以具体确定最早出现的时间。他自己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讲课时最早使用，到1992年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课时使用得更加频繁，成为其文学史叙述中的关键概念。论文《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是他在书面文章中正式使用“一体化”概念的开端。文中认为“一体化”自“五四”时期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转折中实现，并在50至70年代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统一规范。此后，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局1997年版），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了更明确的说明与使用。i也伴随着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尤其是后者的问世，“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基础概念。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中，洪子诚借“一体化”来说明“当代文学”的区别性特征：

……“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时代的影响力，也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的力量，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80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改变。

以“一体化”的形成与解体为主轴，亦即以“文革”结束为分界点，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得以“二分”，分别对应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与下编“80—90年代的文学”。由此可说，“一体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轴心概念，对解释当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发展逻辑、历史分期均有重要作用。此外，正如耿德华所述，“一体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具体应用场景非常多样，形成丰富的语义光谱，起码包括五个层次：其一，以此概括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历史转折，揭示后者的区别性特征与特定内涵；其二，以此描述以文艺批判运动建立文艺规范的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其三，以此描述“文革”文学的激进化、纯粹化与自我损害，这些概括都与“一体化”进程高度相关；其四，以此为参照，描述非主流文学的存在形态；其五，以其形变，解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不久，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便刊出，更为明确地区分了“一体化”的三层含义：当代文学的演化过程或生成方式、当代文学的组织生产方式与当代文学的形态特征。以上思路与应用方式也进一步延续至2003年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书中还特别提示“一体化”生产制度中不可见的一面，并引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描述：“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其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这种评断，又经常转化为作家和读者的自我评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产生，是当代文学权力结构的基础。”综而观之，在涉及当代文学的起始、分期、动力、生产方式、形态特征、主体塑造与发展困境等诸多问题时，“一体化”都具备较强的阐释能力，从而能够将不同时空中的文学经验有效组织起来。也因为这一概念对于历史发展逻辑的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有落入一般文学史写作中的常见窠臼，比如信息的罗列、拼贴与集成。

有鉴于此，将“一体化”视作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恐无异议。根据概念史学者科塞雷克的界定，“概念是不同含义和理由之减缩的代码或记号；鉴于其多义性，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只可阐释。并且，概念是多义的，因而往往是有争议的”。“一体化”亦不例外，它凝结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事实，其基础性、语境性与多义性，导致它总是在具体使用中彰显自身的定义，“概念战场”也必将随之出现。而非常难得的是，洪子诚也针对关于“一体化”的争议持续做出回应与补充。概念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不断对话，搭建出一个宝贵且值得研究的话语场域。这不仅使得“一体化”这个概念“越辩越明”，而且使得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文学观与历史观得以交锋。概念之用，拓展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再生文本，强有力地证明了这本学术名著的内在活力与当代性。

一个概念越是基础与关键，赋予它的“期待值”也就越高。这是普遍现象，同时也容易走入误区。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如此开篇：“一些观念往往带着强大的冲击力突现在知识图景上。顷刻之间，这些观念解决了如此多的重大问题，似乎向人们允诺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所有的模糊之处。于是，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把它们奉为开启新的实证科学大门的秘诀，当作以此便可建构起一个综括一切的分析体系的中心概念。”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体化”概念，经过洪子诚的不断界定与具体应用，推动了当代文学史叙述走出“阐释循环”与“评价困境”，成为构建新的文学史叙述体系的中心概念。它的出现，令研究者获得了“学术”地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得力抓手，“开启新的实证科学大门”，得以更加靠近历史真相。

自“一体化”由《中国当代文学史》广泛传播后，以“实证”态度使用或批评这一概念的常见路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上、下两编失衡，上编所述“一体化”的形成与激进化可谓力透纸背，而下编叙述“一体化”解体、多元化出现则显得简略且拘谨。这是比较容易看出的问题，许多对于此书的批评都会提到。洪子诚指出，“一体化”是特别适用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其自身视角与应用限度。他曾言自己的文学史分期观念受到韦勒克的影响。关于文学史分期，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解释发人深省：“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一体化”正是阐释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规范/时期的历史范畴。它不是可以随意移植的分类标签，而是深深根植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整体历史之中。明确概念的适用范围与限度，恰是发挥其有效性的前提。

这里继续援引《文学理论》中的观点：“文学上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由于一个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时间上的横截面，很明显这种统一性只能是相对的。如果任何一个时期的同一性是绝对的，那么各个相邻时期就会像石头块一个样排在一起，没有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前一个时期的规范系统的余脉和下一个时期的规范系统的先兆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体化”构成50—70年代内部最强烈的规定性与统一性，其强烈程度在逐渐激进化、纯粹化与自我损害之后，逐渐失去其能量。相对而言，将“一体化”延续至80年代，是在余脉的意义上而言，并不具备强烈的针对性。

第二种意见，则是以当代文学的“异端”“非主流”“多层性”“地下写作”等现象的客观存在来质疑“一体化”的统摄能力与合理性。对此，洪子诚的回应是：

对多层性的重视和“发掘”，自然会改变、调整我们当初对这一时期文学面貌的想象，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新的叙述离“事实”越来越远的可能。这种叙述如果使读者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一时期的文学存在着丰富的、与正统的叙述话语不同或对立的文本，存在着活跃的精神探索的活动，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那可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90年代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对“非主流”文学线索的细心发现和“构造”，以改造我们曾有的那种粗糙的想象。对这一成果应给予积极评价。不过，又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甚至是坚定的意识，这就是，即使我们有再多的“发掘”和钩沉，不会，也不应该模糊“一体化”的总体面貌。

这一回应相当公允有力。“一体化”与多层性、非主流是互相依存的概念。非主流的存在，恰好反证了“一体化”的存在。而且，“一体化”之“化”标示出这是一个持续斗争的过程，其间必有反复与拉锯。洪子诚便十分重视60年代初期周扬的“后退”。这一进程的不平衡性与斗争性在他2017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有更加具体的呈现。可以说，“一体化”既是斗争过程，同时也是状况与结果，其进程没有终点与止境——“为一种至善、智美德社会和文学形态的目标所诱惑、驱使，在紧张冲突的寻求中，确信已到达‘目的地’。”也正因此，“一体化”具备很强的实验色彩与不确定性。总之，“一体化”是对内部持续紧张斗争、高度不稳定的文学经验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