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举

马二先生是个有着豪侠气质的形象。“马纯上仗义疏财”一节，写他有血性，有担当，化解了蘧駪夫的一场灾难，真不愧为儒林的君子。

马二先生对举业的信仰也是以极豪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听说蘧駪夫“不曾致力于举业”，当下便交浅言深、倾筐倒箧地开导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这番话，数十年来颇为人诟病。说实话，他讲得太露骨了，把举业和做官的联系不加遮掩地摆了出来。为什么要做举业？求科第而已。为什么要求科第？要做官而已。连孔子、孟子也被看成利禄之徒，这话该说吗？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话是不该说的。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理论上的目的，是引导读书人多“读圣贤之书”，通过对君君臣臣等儒家价值观念的反复灌输，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官方所期望的轨道，即《康熙圣谕广训》所谓“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只是，这种理论上的目的往往与生活实际相距甚远。乾隆的《训饬士子文》就不无恼怒地指斥：“……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马二先生不向后学宣示朝廷理论上的崇高目的，却毫无保留地鼓励蘧駪夫为了做官而追求科名，其境界未免太“低”。

换了秀才王仁这一流人，也不会说这种话。王仁曾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在冠冕堂皇的言辞遮掩下，他与严监生正在进行的交易是：严监生给他一百两银子，他答应严监生将偏房扶正。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仁的处世技巧：他备有两套话语，一套话语是“说的行不得的”教养题目的词藻，那是对外的；一套话语是“行的说不得的”自己内心的隐秘，那是对内的。马二先生只有一套话语，如何行即如何说，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实在是太单纯了。

作为选家，马二先生也信守一套哲学：严谨、实在、不来丝毫虚假。他认定“文章以理法为主”，“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批点八股文时便严守矩镬。且听他自道家门：

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看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比较起来，按两套哲学处世的匡超人便“潇洒”得多。马二先生“三百多篇文章要批三个月”，匡超人“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至于读者是否获益，匡超人是不在乎的。

由于马二先生的豪爽、天真、厚道，他的形象可笑亦复可敬。正如天目山樵的评语：“马二先生十分真诚。”“言虽可笑，其意却可感。”齐省堂本评语也赞许道：“马二先生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热肠一片。莫以其头巾气而少之也。”

使我们读者颇为不平的是，马二先生这样一位虔诚的举业信奉者和著名的八股选家，居然未能中举。他到头来得到的最高功名竟只是优贡。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举？

是他不懂八股文吗？选家卫体善确曾菲薄马二先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但明眼的读者心里清楚：马纯上生平最厌恶杂览。如齐省堂本第十三回的评语：“马二先生论举业，真是金科玉律，语语正当的切，足为用功人座右铭，其评选亦必足为后学津梁，岂若信口乱道、信手乱涂者哉！”

是马二先生不会“揣摩”吗？高翰林确曾以此作为马纯上不能中举的理由：“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

这里的“揣摩”，是指揣摩“风气”，“读近科中式之文”，以期投考官所好。这倒真是马二先生的“短处”。他执着地认为：“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洪、永指洪武、永乐年间，这是八股文体制初具规模的时期，文风崇尚简朴，虽注重对偶，却没有八股的限制；成、弘指成化、弘治年间，这是八股文的成熟时期，文风趋向繁复，对偶工整，体式更加严谨；隆庆、万历以后，更以机锋侧出和借题发挥取胜。这表明，风气的不断演变是客观存在。但注重风气，忽视理法，却与朝廷的宗旨相悖。马二先生强调理法，这是他的诚实处；而忽视风气，也许正是他落第的原因之一。

不过，吴敬梓持另一种看法，他将马二先生的不中归结于录取的偶然性。迟衡山说：“上年他（马二）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这也就是归有光所谓“场中只是撞着法”，《儒林外史》开场词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深于举业，文章出色，却照样困于场屋，这在明清时代井非个别现象。

话说回来，科举考试中个人的中与不中，固然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发达的程度，仍是决定不同地区录取人数多少的决定因素。据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有清一代，凡属经济繁荣、文风兴盛之区，科名亦盛。以全国各直省获中会元、三鼎甲和传胪的人数为例，清代以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和山东五省获中的人数最多；此五省中，又以江苏和浙江为盛。科举制度的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性，亦不必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