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专业主义”遇上DeepSeek

临近春节，李浴洋兄突然来命令，要求谈谈个人认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大问题”。我固然有一些相对感兴趣的现代文学研究话题和领域，也有十分景仰和关注的学者，却挥之不去一种可耻的犬儒心态，感觉什么都近乎无意义，套用一个流行的说法，似乎患上了学科性抑郁。虽然我只和少数师友有限交流过这种感受，但从近年来学界和媒体热门话题来看，可以不算武断地揣测，与甄别具体“真问题”的孰重孰轻相比，学术制度才是学科当下最大的危机。浴洋兄布置作业时，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翻阅和寻觅了一些各类可能与此问题有关联度的研究。

直接与本学科可资对照的是，美国学者杰弗里·J.威廉斯教授编选的《文学制度》一书。里面全是论文，字号排版小而密到用眼困难，似乎旨在与乏味的严谨互为表里。要不是威廉斯教授在序言里引用了一位同行肯尼斯·伯克（KennethBurke）对理想的文学制度的充满文学性的形象勾勒，我可能就要弃读了。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场景（vignette）：

想象你走进会客室时姗姗来迟。别人在你之前早就到场了，而且他们正在进行激烈辩论，无暇稍作停歇告诉你辩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事实上，在他们中的任何人到场之前辩论早已开始了，所以在场的各位都没有资格向你复述之前的所有进展。你听了一会儿之后，断定自己抓住了论题要点；这时你开始插话了。有人作答；你进行回应；另一个人帮你辩解；此时，视乎你盟友援助水平的高低，会有另外一个人挺身反驳你，为的不是让你的对手难堪，就是想取悦你的对手。不过，辩论在无休止地进行着。时间不早了，你得离开会议了。你离开之后，辩论仍在激烈进行着。

这一小场景将人文学者，尤其是尚处于社会文化结构中心的、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文学教授的工作描述为一项充满活力、开放、迷人的活动，并散发着深远、重要的意义和气质。这些穿梭进出高密度论辩性公共空间的人，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的故事背景（也许是特意留白，因其不言而喻）浩荡苍茫——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世界、熙熙攘攘的人间，他们其来有自，与传统与彼此响应和回答、对抗和联合，构成无止境的对话。

虽然上述场景中的人被设定为身着花呢西服，也许衣肘还少不了皮质补丁设计，但这个“会客室”仍旧唤起了我对中国现代文学一些经典的历史场景的想象——其实我对故事背景的脑补毫无疑问来源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文化记忆：会馆、街头、广场、大学、乡村腹地以及各种论战……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著作《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时间久远，具体内容已经全忘掉，但书中有一处修辞却使我激动许久，并且在此后的岁月中还间歇为之澎湃：“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两街之隔的南海会馆策划‘公车上书’时，那幢说着晦奥难懂广东话的房子，所蕴聚的能量之大以至每一个中国人都怦然心动。”后来大家都知道，下一代知识分子，鲁迅，与他的同代人一样，曾长期寄居在自己家乡的会馆中——会馆是当时容纳区域文化精英、纽结中国社会不同层级和区域的一种典型的、功能极其重要的网结空间。他穿长衫和西裤——像那个时代一样新旧难辨，激越然而蛰伏，有过漫长的无聊和沉默。但这一时期他有多暗哑，以后他的声音能量就有多少指数的翻倍，这一时期铁屋子的空间有多逼仄，以后他的文字就有多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与新文学的起源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来就是国家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关系着国家思想系统的隐秘核心，如学者李怡所言：“其研究几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理想奋斗的思想过程的呈现，表达对这一过程的文学性的态度，较之于其他学科更能体现一种政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70年新中国历史的风雨也生动体现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发展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危机和活力都与国家社会形态及转型紧密相关。有关学科史的几次转折有必要回顾，却无须赘言常识——20世纪80年代作为社会思想启蒙运动的学术研究，90年代“告别革命，回归学术”，以学术化的取向在和国家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中重建学科的合法性。与我们当下相关的，也是我这代学者尚能直观感触时代前后最明显的变化是，90年代追求学术规范化的学科导向和知识分子出于化被动为主动的策略调整所提倡的书斋岗位意识，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获得了反讽性的全面成功。学术更加多元、整合，范式和方法、概念和话语层出不穷，学术质量自然可圈可点，90年代中后期一度白热化的左右翼思想分化和对立，也在越来越规范和深入的研究中被“客观”地、无解地超越了——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这门学科却在研究成果每日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可以称为“白噪音”的局面。

白噪音分贝不见得低，却听不出什么声线；声音颗粒度明显，却让人似睡又醒，有一种安全的平和、幽闭感——极有助于人心无旁骛地工作/写论文。如果对此状况也进行一个形象描述，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群体的“会客室”似乎变成了巨大的空间分布均匀的办公格子间。人们无须也无缘风尘仆仆地来去，带来世界的烟尘和阵阵喧哗，而是兢兢业业，通过网络采集信息作业，继而安静有序地连线刊物和编辑。我不会狂妄地宣称，当下的学术中，我没听到任何独特的声音，没有任何值得留意的成果，没有任何热点，那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出挑的声音和个人的注意力都会快速被海量的白噪音淹没、包裹和平抚下去，罕有的热点议题也会迅速被流量化和数据化耗散能量，继而被下一个信息风暴掩埋。作为从业人员，不可能不去跟踪了解学科研究，但我相信当下很多同行对本学科研究的阅读行为，用我一位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朋友的话来说，更接近于looking，而非reading。

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深陷萨义德在20世纪90年代便批评的局面：“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为职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萨义德并非在要求大家不兼顾现实，成为毫无瑕疵、不受任何利益诱惑的完美理想化身，他详细申明既不能因为知识分子需要供职和谋生，就指控其全是出卖，也不能一味赞美鼓励知识分子不受社会约束成为人们完全无法接受的反叛者。他想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其深奥而又野蛮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学术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该为人所听闻，应该激起辩论，可能的话更要挑起争议。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其作品可以在学院内产生，却应该在学院外广为流传。

萨义德目光如炬，但用于我们各种荒诞、人类进程巨变远超出他想象的今日当下，却也只能软弱无力。在中国文学研究庞大的队伍中，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心怀理想，有着强烈的知识分子意识，但是对那些虽有理想却深陷全球性体制桎梏和各种特殊复杂因素制约学者来说，德性呼吁有什么用？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甚至，在我们的时代，就连“危机”都免不了被不断被迭代、替换。浴洋兄刚布置完作业，DeepSeek就来了。虽然大家早就在纷纷议论AI时代，但作为一种具有极强的自然语言理解与分析能力、造价成本极大降低的国产语言类大模型，它在语义分析、文本分类、知识推理等方面的极大优势，其在文学创作和各种学科研究领域的应用，在整个春节期间引发了海啸狂潮。它写得有模有样，尤其论文输出，它以巨量语料吞吐、高效速度和无穷无尽的精力，没有任何感情、不带一丝犹豫地碾压伏案疾书的碳基生命的智力劳动。一切，包括所有的问题都将烟消云散了。事情正在面临重大的新局面。人机结合迫在眉睫，用于更快的研究、更新的写作。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事件的划时代意义，只不过尚在震惊中的我们，还没有找到理解和表述的语言。我理解并支持人工智能用于需要基于数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赞成用其优化文学研究的数据和资料搜集等工作，甚至我对人工智能去实验探索产生全新的文学写作也持观望保留态度，毕竟一部分文学带有更多的消费品的属性。但是，我们到底在兴奋和欢呼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出于什么目的，需要无穷尽数量的、本质上属于阐释性的、主观的、具体的人文学科论文？

DeepSeek引发的浪潮冲击力略微适应一点后，有两篇对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发展极具启发性、切中肯綮的批判分析开始在学界被传播和关注。一篇是介绍马里兰大学英语系的学者马修·柯申鲍姆（MatthewKirschenbaum）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原创思想和文学创造力的削弱而提出的文本末世（Textpocalypse）的理论，一篇是具有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育背景的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TedChiang）对人工智能和真正的艺术创作的区别辨析。柯申鲍姆最担忧的是：此前，人们通过主动输入提示词来训练大语言模型，这些模型（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主要基于人类创作的文本进行训练。然而，自ChatGPTAPI发布以来，过去的训练模式可能被颠覆——机器可以提示其他机器无休止地生成文本，利用机器生成的文字“自我训练”，这些毫无人味的合成文本将迅速充斥互联网，就像文字版的灰色粘质（graygoo，一种科幻概念，指纳米机器人消耗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量，通过无限自我复制造成的末日灾难）。因此我们可能很快会面临一场文本末世（Textpocalypse）。这仿佛一场全球性的垃圾信息（spam）事件。那么，威诺纳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副教授达文·赫克曼（DavinHeckman）补充到，一旦无休止的、令人信服却完全空洞的机器人诡辩泛滥成灾，参与和表达有意义内容的场所的价值将迅速下降。话语的价值将变得更加廉价。很快，你会看到人们推着满载文字的手推车走出图书馆，而这些文字的价值甚至比承载它们的纸张还要低。

这也许是我们需要做好准备面临的“文本末日”的未来，但也许——就像近年来的科幻文学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样——这是我们早已身处其中的或极为类似的境遇？文本原本应该是一种包括言说者和听众在内的话语情境所支持的，在言语和接受之间、在措辞和文本意义之间一套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就是说，文本是现世性的（worldly）、境况性的（circumstantial），文本自身承载并由文本自身表达着各种事件和环境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文本就是事件，是社会领域、人类生活，各个历史重要时刻的一部分，它们在其中发生，并在其中任由解释。但是AI所做的，却是单纯将其还原成不在真实情景使用的语言逻辑训练，将文本从世界和历史中提取出来，甚至可以说，是与之对立和置换，并无限自我繁殖。

——没错，我在用萨义德批判的专业主义道德规范的胜利来理解AI。

萨义德在《世俗批评》一文中直接指出，目前文学批评的四种类型（日常实践的批评、学院派文学史、文学评鉴和阐释、文学理论）都各自为政，并代表着一种非常精确的脑力劳动分工，弥漫着对专业专门技能的崇拜。在萨义德看来，对于知识分子阶层，专门技术常常被用作某种服务，提供并授予社会的权威中心。就文学专业人士而言，其专业技术的基础便是不干预这个世界。即便最初的诞生源于越界、反叛、试图为世界提供总体性认识的文学理论，也开始退身到文本性迷宫，在理论的繁衍（你也可以叫全球扩散、发展）中，它们被净化挪用的不是任何关乎世俗、关乎环境或社会污染了的东西，培养了“有腐蚀作用的反讽”，文本性因此变成了与那种可以称为历史的完全对立和错位之物，而原本环境、事件、实体意义才是文本性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变得可能和可解的要素。

萨义德的种种担忧，在今天，以我有些愤世嫉俗因而不免偏颇的观察，都已成为我所从事的行业确凿的主流。将专业主义推上神坛的后果是，不仅学人因而变为目光短浅的专家，局限于自身领域的知识繁殖（重复），不是扩大未知之物，而是增强已知之物，而且所有的知识生产丧失了终极目的，批评（文学事业）的关键是不断澄清这个世界，“批评应将自身视为有助于改善生活之事，与专制、霸凌、暴虐的所有形式在本质上都势不两立；批评的社会目的是为了人类自由的利益而产生的非胁迫性的知识”。但当知识生产本身成为目的的时候，即便左翼的或曰批判性学术也会逐渐做得无甚高明（当下学术界悄无声息地超越“左”右，也可以理解）：“我们在理论上为之辩护的事物在实践中从不施行，我们所施行的与我们所反对的其实相差无几。”d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我们的生活和学术之间现在是否还有思想困境的张力？在卸去现实重压的情况下，严谨考究的学术会做得分寸谨慎、自圆其说，亢奋或悬空或不负责的学术会呈现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要么是知识的罪恶，要么让人对所谓“知识”产生错觉和怀疑。这种充满各种套语的令人生畏（或用网络词语叫“不明觉厉”）的错综复杂的语言堆积不仅无助于解释世界，还更加模糊了社会现实（这里需要解释，“清晰”“准确”，其实与文风选择深奥或者晓畅没有关系，这是所有具有真正智识、智慧品质的写作具有的共同特性）。这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上叫“臆语”，发生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上目前被称作“幻觉”。这种bug，似是而非的言论/知识，无论在人类界还是AI界都很难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