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己与渡人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或有两解：一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需要钻研和解决的“‘真问题’与‘大问题’”，“现代文学”是对象，内含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语言文体等维度；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真问题’与‘大问题’”，是对学科现状的反思、研究制度的批判、学术生态的剖析等。《名作欣赏》杂志已刊十篇多为第一类，珠玑在前，我谈第二类。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也已经是老生常谈。概而言之，近乎一个判断，年轻一代不行，一代又一代似乎越来越不行。“不行”的判定标准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边缘化，边缘化的很大原因是年轻一代用了学院派的方式做学问，偏考据和用历史化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至此，逻辑闭环了。但是，作为“叛逆者”，我常常怀疑这样的逻辑。就学科发展来看，代际递变虽然存在，但短时间内并不会完成替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甚至同场竞技才是事实。学科衰落乃至边缘化，或许并不只是年轻一代的责任。后来，我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几年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都是回应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学科边缘化不是人力因素造成的，并非年轻一代没有按照老一辈的期望来做研究导致的，本质上是时势的缘故。一者，“文学”作为一种20世纪中国新兴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世纪末已疲弱。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署名“阴雨”的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人们意识到：1984年以后文学圈的“这种热，那种热”已经大体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而后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很难再出现那种“轰动”的效应。40年后，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以“小说的当代性”为主题的国际文学工作坊。随后，28日《澎湃新闻·文化课》推出报道，题为《当文学只能面对0.01%的读者》。“文学”已然如此落魄！这是“事实”（fact），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附载于“文学”之上的研究，0.0001%的读者会有吗？换谁都回天无力！各类学术公众号上的种种论文阅读量上千，已经算多了，或许大半也只是点开一下，快速下拉，有多少人能一字一句地认真读呢？当然，大半文章也不值得一字一句认真来读。二者，“中国现代文学”本身有特殊性，曾经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谁能被以及如何被写入文学史，背后有着强大的现实因素。20世纪80年代，随着周扬一代的老去、故去，在意的人都不在了。那时，“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为了解脱，也有意地躲避，最终在内外因素的加持下，无可奈何地“失重”了。

分析这些，并不是要逃避现在的责任。相反，在现实中，我看到了部分同行特别是中青年朋友们持有的一种浓厚且普遍的悲观情绪。直截了当地说，当我们承认了文学失势、学科无力之后，如何自处？如何行动？约稿函提倡“单刀直入就好”。既然给了文体自由的权限，不妨放纵一次，脱开那“述学文体”，试一试“述心”。

2013年，28岁的我博士毕业，还有着学生心态，渴望别人尤其是来自长辈的认可。师长鼓励之余总要鞭策，大意常常是年轻的一代缺乏生命的体验，流于技术的操作。为之，我颇苦闷了一段时间，慨叹于生不逢时，更多的是自惭形秽。同一时期，由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也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我从不认为“拙作”有可夸耀的地方，还都是些婴儿学步的“习作”，不具备得心应手地驾驭材料的能力，多铺排，乏剪裁，敝帚自珍的不过是篇篇皆为仔细读书读报刊、勤勉梳理所得，故有“自慢心”。

我博士论文做的是文学革命的研究，按说是现代文学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2015年1月，以《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为题出版，恰赶上《青年杂志》创刊百年，而后直到2019年，几乎年年遭遇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百年纪念”，然而，我的书，并没有人看。我自认在具体的一些话题上有所推进，每一节都用了力，希望对话既有研究，乃至攻破前说。可毫无悬念地，“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粗浅地体会到了鲁迅《呐喊·自序》里所说的“未尝经验的无聊”，“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不同的是，鲁迅的寂寞“如大毒蛇”，经了反省，他“看见自己了”；而我终究轻浮，从无端的悲哀走向了“愤懑”。

我将我的寂寞归因于学术生态的糟糕。越是热闹的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纪念活动里，我越感到冷意。捧着一册册大大的厚厚的美名为“高端”或“前沿”的论文集，一页页翻过，“愤懑”便越强烈。不独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论文集，近代史研究方面虽然略好，也并不格外地不令人失望。我有些怀疑很多论文的写作是应景而已，说其毫无营养，也算客气话，那种不顾基本事实的长篇大论，比比皆是。哪来的言之凿凿、信口雌黄的勇气呢？当时的我任教于北京邮电大学的民族教育学院，是少数民族预科语文教育事业的一名教师。籍籍无名、在边缘处游荡的我眼望高处俨然的学坛，不禁有一种虚无感。备课“现当代文学史”与大学语文等课程时，我的习惯是把相关篇章的既有研究尽量看完，就像做论文时一样，否则心里不踏实。当时可以在学院里免费打印，我的桌子常常堆着一摞一摞论文。然而，一篇一篇看下来，我常常后悔，感到将它们打印出来读是对免费纸张的浪费。这个过程给我最大的收益是知道了哪些学者的研究靠谱，哪些署名的文章可以不看。当时以为前者的数量不多。随着经验的增加，纸张确实省下来一批。

在“愤懑”中的我常常默默地疑惑：都在干什么呢？在四十年前就有人感慨仅仅三十年历史的中国新文学每个题目都爬满了人，当时已至少三四千人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何在几十年后的有效积累并不丰厚呢？学风空疏，随处可见；惯于不看不引前人已有的研究，频繁上演着“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的“主观戏”；做一个题目，该看的材料，可能连三分之一都没读完，成果都报奖了；面对材料，断章取义，不顾本来，妄加阐释，强行关联，匆促结论……

当年的“愤懑”催生了这些“丑陋”的观察，静下心来，自己何尝不是偏激呢？所患正是“人之不己知”的功利心。到底是年少轻狂！也就是在“愤懑”的同时，“技术主义”的“帽子”压得我感到窒息。有那么一两年，我很想改正自己，走不那么“技术”的轻松的路，可惜未能，也学不会；更无法把自己拗成“第三代学人”那样的“生命学派”，试过，很快就自嘲了邯郸学步的可笑。明明没有那一代人丰富且痛苦的经历，没赶上“天也新，地也新”的明媚春光，也没有在乍暖还寒时候保持坚定选择的试炼和勇敢出击的机会；时势变了，硬生生拗一种姿态只能是作伪。自暴自弃吧，这里就是字面的意思，“自己瞧不起自己，甘于落后或堕落”。我告诉自己这辈子就当一个“二流学者”吧，我算是做不出上乘的现代文学研究了，能够守住的就是一个底线罢了，做不到一流，也不能下流，以此聊以自慰。

2018年，带着软弱自欺其实也还不甘的心绪，我再度赴东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告别了每周14课时的忙碌与往返两个小时的电动车奔波，我难得安静了下来，重启了为朋友的新著写一篇书评的任务。我想在这一篇书评里把自己对“80后”学人的看法表达出来，来克服我心中的对我乃至“80后”一代“技术主义”批评的心理障碍，为此，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一类的论文读了三四百篇，对我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或许太想为自己的无能辩解，书评写得走了样，四分之一在谈著作本身，剩下的就发挥了起来。不合体的书评改了又改，怎么都舍不得把发挥的部分缩减下去。这篇书评最终变成了电脑D盘未刊文件夹里的一篇。不揣简陋，姑且放出开头的段落，作为当时心境的记录：

精致的平庸或许是学界目前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普遍观感。新世纪之初，即有学者批评道：“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贡献出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似乎日渐淡薄。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当代生活，收缩为仅仅是学院内的一项安静枯燥的专业‘活计’。”从近年的某些反应看，似乎每况愈下，“新世纪以来，选题的学术视野大都局限在学校书本教育层面上，偏小、偏窄、偏碎，考据多于思辨，知识重于思想，不太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现实关怀也比较欠缺”。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慨叹。

“一代不如一代”的焦虑感，很大程度上源自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曾经的盛极一时。“一纸风行，轰动天下”的学科光环不断地被追摩，人们在回味中怅惋那个“黄金时代”的逝去。不过，“说玄宗”之人却多是一辈一辈未能身与盛事的后来者。从“60后”到“80后”，对自身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刻反思可谓代不乏人。读罢诸篇，不免产生恍若隔世和今不如昔的感受，也让年轻一辈对贺拉斯的诗句心有戚戚：“劣于祖辈的父辈生下了/更无用的我们，而我们很快又要养出/还要糟糕的后代。”

曾有“70后”学者动情而率直地指出：“如果说，年轻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尚谈不上整体崛起，仅是因年龄等自然因素而代际更替着走向鲁迅研究前沿；那么我们这代，是否将成为鲁迅研究链条中‘平庸的一代’？制约我们这代前行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颇为反讽的是，所谓的‘青年’，大都已届‘不惑’的年龄阶段，但‘不惑’的内里却是‘惶惑’。”倘若承认代际视角有其合理一面，不妨追问“80后”会否成为愈加平庸的一代？如果说“70后”有“不惑”之年的“惶惑”，那么“80后”是否处在“而立”而未立的困境？如何来超克精神溃败时代弥漫着的代际悲观情绪，以便重新出发并笃定前行？

我那时核心想谈的是为一种所谓的“精致生产”的学术正名，无法从“技术主义”中走出来，又不想把自己逼疯，那么就为“技术”本身说几句好话。它的合理性基于一个学科的技术基础的全面疲乏。我困惑的是：现下还有多少能心无旁骛、专心读书的人呢？尤其愤懑的是，那些胡乱写文章的可以被接纳，都见怪不怪、和光同尘了，而学科里年轻一代认真做研究的、兢兢业业做学术的还要被指责不关心社会，还要在内心中觉得自己比起前辈一代不行，差得远，似乎学科边缘化就是这些认真做研究的人造成的。坦诚地说，能扛得住现实中的种种诱惑，努力不迷失在名利场中已经需要拼尽全力了……

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冲动幼稚。长辈期许得高，爱之深，故责之切。我理解这样的“爱”，但又不满于这种精英主义的培养方式。即便逼出几个厉害的个体，也救不了一个学科的颓势，何况能否培养出理想中的“大师”，恐怕是镜花水月。解志熙曾说，“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论，我们当然期望富于理论创造才华的学者能自由驰骋，从中建构出一种或几种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新学说来”，但大多数研究者“所能做的恐怕还是常规性的研究工作，而既然我们从事的是常规性的研究，我们就不能不遵循常规学术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这话是他20年前说的了，遗憾的是，到现在，即便是循规蹈矩做常规学术建设者并不多吧？本来就不多，还要被批评“技术主义”。

一个学科获得质的飞跃不能只寄希望于少数天才学者的出现来带动学科范式的转移。过于重视个体力量时，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整个学科？借用鲁迅的话：“要不怕做小事业……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优良的学科结构应该是纺锤型，中等人才占据主体，但现代文学学科似乎呈现的是金字塔型，有相当比例自我放弃或曰被放弃的人群。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自2001年博士迅速扩招至2012年，产出博士论文至少1509篇，可是“选题重复”“缺少独立的史料发现”“问题意识不明确”“盲目套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等缺陷较为普遍。再看近些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一年的报刊论文生产量或许数以千计，是否有百分之十的文章算得上技术合格？技术上可称道的、给人启发的、未来能留得下的成果，或许百分之五都是高估了。在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中，让大多数从业者能够认真按照技术规范做出合格的研究成果，或许更现实，也更好操作。

以上是我2018年到2019年在东京大学做访问研究时的想法。临离开日本前夕，有各种送别聚会，照例一次会后有二次会，许是借酒牢骚，我说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寂寞以至于愤懑。大概已经后半夜了，分别时，一位老师和我一道从涩谷步行回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我租住的公寓在学校旁，而他还要回办公室去读书。我恭维他的勤奋，他回应我读书之乐。他说他不知疲倦，也从不感到寂寞，通过读书和先贤在心灵上交流，何来寂寞？我猜他是在含蓄地告诉我些什么，望着他迈入校园、消失于月色的背影，我想到了《狂人日记》正文的开篇“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也“精神分外爽快”了。

回国后，我时时返顾那晚的月光。那种轻松自在的治学状态，让我神往。是啊，何必寂寞呢！研究使我快乐，为何要在乎外在的评价呢？闲时，我拜读了江上幸子教授赠我的《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这是她与秋山洋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四位的丁玲研究合集。正文的部分，文本解读细腻入理，材料把握细致入微。后记写得尤其感人。她们把自己的生命意识特别是对革命中国、对两性平等的种种感受灌注在对丁玲的研究中。尽管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丁玲身上寄予了理想，但她们严格地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技术手段去尽最大努力还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