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国民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些年逐渐式微，“真问题”和“大问题”渐次成为行业内的自我感觉，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状态——现代文学的“大问题”也是时代的“大问题”，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是，当代文学研究逐渐现代化，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古典化，当文学批评沦为学术论文生产，文学研究成为饾饤之学，直接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是难免要减弱的。

不过，问题无所谓真伪，只要是有效的就是好的，也是“真问题”，至于是否是“大问题”，则不是学科内部能够决定的，而是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对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有效的问题是关联着现代的独特经验和价值的，因为只有意识到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它的不可替代性，才是现代文学研究不会被取代、始终存在并持续为当代中国提供经验的理由。

现代文学关联的重要话题很多，尤其是在近现代除旧布新、新旧交杂的时代，现代文学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这不仅在于新文学所推动和参与的立人、女性解放、启蒙、革命、救亡等思想、社会和民族运动，或旧文学所维系的传统文运及其现代命运，还在于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流通方式，让广大的文化人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和建设。从当代回望20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族危亡时刻威胁着国人的时代，现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文学时刻要回应时代的需要，有时甚至是被裹挟着前行，文学形式有时不免显得粗糙，但这也生成了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格和样貌。不过，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的很多设想，也确实没来得及深入展开，比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倡的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建设国民文学，建设国语的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初衷，它背后关联的是文化人深切的民族意识，是清季以来文化人有感于言文分离不利于现代国民的教育，进而提倡言文一致，通过国语文学培育现代国民，构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文学一直在探寻如何建设国民文学，而这个任务，即便到现在也依然未完成。

从当代文坛的状况来看，这个任务似乎已然过去，作家和批评家都不再关心这个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现在谈论民族国家时，往往流于两种反应，一种是对这类宏观话题的本能拒绝或反思，这既有当代历史经验留下的惊厥症，也有解构主义等后学的加持。二是不假思索的应和，尤其在网络空间，往往充斥着民粹主义式的民族激进主义，这样不假思索、自我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很虚弱的。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构想一种新的共识，一个有效的对话空间？如何成为现代国民，即便不是唯一的，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此，回到中国逐渐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探讨现代文学对国民文学的书写和思考是有必要的。讨论现代国民文学的经验，不仅包括国民文学论争和创作实践，也包括如何确立现代文学的经典秩序。需要提及的是，现在重提国民文学，不是要激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是想通过国民文学，讨论如何培育现代的国民意识，是想从文化的角度，寻求思想、德行等维度上最低限度的责任伦理，生成健康的、现代的国民意识。

何谓国民文学？按照郑伯奇的说法，国民文学有广狭的差别，广义的国民文学十分宽泛，作家的作品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着民族色彩；狭义地看，国民文学是指“作家以国民的意识着意描写国民生活或抒发国民感情的文学”。这个定义还是颇为恰切的，但是，他将国民文学与纯艺术论、为人生的艺术、世界文学和阶级文学等对立了起来，窄化了国民文学的内涵。郑伯奇提倡国民文学的时候，正是国家主义思潮盛行之际，因此遭到钱玄同的批判，为此，王独清还特地致信周作人予以澄清e。后来，周作人在五卅等事件的刺激下，转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支持国民文学的提法，不过他纠正了郑伯奇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的做法，主张“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文艺论兴起，左翼文人和自由主义文人都在积极建构民族文艺理论，双方倚靠的资源有所不同：左翼知识分子将视野转向民间，并极力将外来资源本土化，最终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理论；自由主义文人更倾向于传统的温柔敦厚，也强调文艺的民族性。胡秋原在抗战时期还明确提出建设新国民文学，认为欧洲的国民文学“一面运用和促成一国统一和标准的语言，一面反映一国统一独立的愿望，同时也表现一国思想的成熟，成为以后文学发展的基础”，不仅强调国民文学的内容是民族的，形式也要是民族的，他对语言和国民关系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胡适的早期构想。从上述勾勒可见，现代对国民文学的理论探讨，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族意识的自觉，二是有助于国民精神的发展，三是民族美学的建设，四是国语的建设。国民文学的定义实际上不必面面俱到，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涉及这些问题，并做出有益的探索，都可归入国民文学。

国民文学之外，还有国民作家或国民诗人的说法，美国的惠特曼、日本的吉川英治都是所在国家的国民作家，他们的共通点在于，作品的流通性广，他们的文学精神成了国民精神的一部分。惠特曼的诗歌是美国精神的体现，或者说，他的诗歌构筑了美国的精神，正如理查德·罗蒂所指出的，他和杜威一道，重塑了战前美国的民族自豪感h。前些年也有人认为，金庸具备成为我国国民作家的可能，金庸的作品在一些方面确实具备这种可能性：一是他的读者非常广泛，跨越了不同的阶层；二是他作品构筑的江湖世界，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诗性空间，也是一个忠孝节义的伦理世界，为民间社会提供主要伦理规范。不过，这种伦理观带着很强的前现代色彩，与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还有一定距离，因此，金庸的作品可以说是国民文学，但他很难被称为国民作家。

就我国现代国民文学的建设而言，现代文学的探索和贡献不可替代。从国民文学的谱系来看，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国民文学之父，如何培育现代国民，培育什么样的现代国民，以及如何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等，都是他孜孜探寻的问题。早在留学时期他就在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他不仅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在追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从理想的现代人与理想的现代中国人这个双重视野思考现代国民问题。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侧重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忽略了鲁迅在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与人性方面的努力。鲁迅早期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想通过引入摩罗诗力，培植现代国人的内曜与心声，他认为人人心中皆有诗，率先觉醒的诗人能通过诗歌唤醒众人心中的诗。他在介绍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PanTadeusz）时，描述了他心目中现代国民诗人的原型：猎人的号角，“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密茨凯维支的诗，就像他笔下猎人的号角一样，起于微茫，渐次响彻祖国山川大地，最后，号角虽然停了，声音却成为民族之声，存续于国人心中。这也是鲁迅对国民诗人的浪漫设想，希望通过异邦的新声，刺激本国诗人的觉醒，进而激扬国人的心声。鲁迅的复杂性在于，除了通过浪漫主义高扬现代主体和民族主体，他还经由新浪漫主义弗洛伊德、尼采等，对启蒙主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有所批判，试图确立更具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现代主体，尤其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共情能力。爱国方面也批判兽性爱国，即爱国不是夸耀和狂妄自大，不是要效法列强那样欺凌弱小，而是身为弱小民族要不卑不亢，勇于反抗，在摆脱弱小成为强国之后，要继续具有与弱小民族共情的能力。鲁迅这些关于立人、立国的思想，现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鲁迅的思想深受晚清民初学人梁启超、章太炎的影响，二人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构想、文学与国家的关系、中西思想的交通等方面的论述，都深深地影响了鲁迅，也是中国国民文学的思想源泉。不过，鲁迅在创作方面的成就，让他更有资格成为中国现代国民作家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伊始，他的《狂人日记》以成熟的形式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从思想和形式上，都是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后来的杂文，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文体，在社会批评方面引领时代。鲁迅逝世之后，他的影响并未衰减，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他那里汲取思想的养分，每个时代都能够找到与鲁迅对话的议题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思想已沉潜为中国现代国民精神的一部分。而且，他的思想不仅是民族的，也具有世界性意义，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等具有一定的影响。

鲁迅之外，现代的其他经典作家和作品，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等，他们不仅写出了典范的白话诗文，而且是现代国民心理和文化结构的建设者，也是现代国民作家的重要组成。

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和话剧《屈原》，写出了时代的精神，也写出了民族的心声，可以说，郭沫若正是鲁迅所召唤的摩罗诗人。虽然闻一多批判《女神》缺乏地方色彩，但《女神之再生》描述的凤凰涅槃的过程，是诗人关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想象，是关于新中国的国族寓言，也内化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性结构的一部分。巴金的小说《家》写出了青年对旧礼教、旧家族的反叛，反映了文化和社会变革时代的特殊状况，同时也具有超时代性，小说对青年精神和情感的张扬，依然能够引起当代青年的共鸣，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作品。至于老舍，他不仅通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写出了国人在抗战时期的家国意识，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具有典范性的白话文，熬出了地道北京话的味道。沈从文《边城》所塑造的乡土乌托邦，是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的回响，表达了现代人普泛的乡愁。艾青的诗歌立足中国现实，让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具有了中国性格和形式，他对中国大地的书写，寄托着中国人与土地的复杂关联。这些作品仅仅是现代文学中很少的一部分，此外，尚有大量的经典之作，如茅盾、闻一多、丁玲、废名、萧红等人的作品，对中国人在现代的处境和选择做了深入的探索。这些作品大多已被经典化，它们与历代文学典籍一道，成为表达和寄寓中国人情感、思想和审美的载体，也是教育、培养新国民的重要资源。

从现代文学的探索可归纳中国现代国民文学的一些素质：首先，国民文学是关于现代国民和国族的，具有文化本位意识，却不是盲目排外的，而是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形成开放性的民族主体意识。其次，国民文学不是回避社会问题的乡愿概念，而是具有社会性内涵。从根本上说，国民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20世纪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带着革命色彩，与常见的国民文学有一定的错位，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的经典位次屡次更动，也可从中看出国民文学的定义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不过，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现代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具有原点意义的时代，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是当代文学要不断回顾、对话的问题，甚至是当代中国要一再对话的问题。或者说，现代文学内涵的社会性，本身也是现代国民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文学正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它本身与国家构成血与肉的关系。最后，国民文学是关于民族的，也是关于国民的，国族与国民不是二元的关系，不是前者决定后者，而是相反，民族主体性的确立要依赖于个人主体的觉醒，立人是立国的基础。因此，现代文学关于立人的探索，虽然是老问题，却仍是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